第8章黄金时代2

掩敌不备

当时,北部边境的乌桓、鲜卑动不动就对无终所在郡进行侵袭,尤其是乌桓,杀人掠货,连郡府官员亦不免被其所害。田畴对此很是愤慨,早就有讨伐他们的意愿,但苦于自身力量不足,只能作罢,另一方面,田畴文武双全,必要时候也能率部众奋战,加上居于山中,骑兵无法逞其强,所以乌桓、鲜卑不但不敢随意侵犯,还对其尊重有加,曾各派使者向其赠送礼物。田畴对使者妥善接待,但同时也劝这些北疆部落不要再肆意侵扰内地。

袁绍与乌桓是亲家兼同盟,田畴自然不可能把征伐乌桓的想法寄托在袁绍身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给袁绍做事,甚至还有助纣为虐之嫌,因此不管对方怎么盛情邀请,他也不会答应。曹操就不一样了,他带着大军远道而来,就是要征伐乌桓,而这正是田畴欣然前往的原因。

田畴随同使者到军前拜见曹操后,立即被授予官职。不过这一官职只是在曹操未与之见面谈话情况下的任命,大致属于虚衔,等到见过面,谈完话,曹操发现田畴确有真才能,翌日便任其以实职,只是暂不赴任,先随军北征。

对于无终当地的天文地理,田畴相当熟悉。当曹操同他商量时,他告诉曹操,渤海湾这条沿海道路,夏秋两季经常有积水,说浅,车马都通不过,说深,又不能行船通航,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很久了。

显然,大军在渤海湾遇到的难题并非偶然,不过田畴说,其实还有一条近而便的路可走。

以前北平郡的郡治在平冈,那里本来有一条路,是出卢龙塞到柳城去的。如今这条路已毁坏断绝了将近两百年,但还有些痕迹可寻,也就是说人马是可以走的。田畴建议部队马上改变行军方向,避开渤海湾,改从卢龙塞翻越白檀天险,穿过平冈后,进入塞北空虚之地,直趋柳城。

即便是再高明的预先谋划,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毕竟战场情况是不断变化着的。先前郭嘉说要对乌桓进行突袭,但因路上行军时间较长,当曹军到在无终时,蹋顿与袁氏兄弟就已得到消息,并立即调集人马,做好了应战准备,这样,就算曹军能通过渤海湾,原先的突袭意图也已难以达成。

正是由于多日大雨,使得无终至辽西的道路被尽数淹没,曹军滞留于渤海湾而不得进,一直关注曹军动向的蹋顿等人,便又都不由自主地放松了戒备。田畴认为这一点可资利用,他在建议绕道的同时,又向曹操献上了“掩敌不备”之计,即假装撤军,在乌桓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突袭,他估计整个过程若不出纰漏的话,擒杀蹋顿都没有问题。

曹操听后大喜,立即采纳了田畴的建议和计策,传令大张旗鼓地撤军,并派人在水侧路旁树起一块块大木牌,上写:“方才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

曹军的一举一动,一直都有乌桓的侦察骑兵进行监视,他们亲眼看到曹军撤退,在曹军远去后,又看到了似乎是用来指示部队撤退的木牌,便以为曹军真的已经畏难而退了。蹋顿得到报告,信以为真,也就一点防御的准备都不做了。

在田畴及其部属的带领下,曹操率部先是登上徐无山,继而出卢龙塞。塞外路断不能通行,即便是那条已充置不用的古道,虽说尚有痕迹可寻,但大部分都已堵塞,曹军开山填谷五百里,方得以行进。

公元207年9月,曹军翻越白檀,经过平冈,跋涉至鲜卑首领的驻地,向东直逼柳城,二者相距仅两百多里。

直到这个时候,蹋顿等人才知道曹军已近在眼前,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蹋顿急召四部乌桓前来参战,所幸乌桓人骑的都是马,原野上号角一响,便能迅速赶到,因此很快就得以集结了数万骑兵。

蹋顿情知曹军来者不善,他带着袁尚、袁熙,以及辽西郡乌桓首领楼班、右北郡乌桓首领乌延等,亲自上阵,统率临时集结的乌桓联军,前往迎战曹军,意欲乘对方初来乍到,立足未稳之机,将其一举歼灭。

一股遏止不住的激流

在曹军前往柳城的途中,有一座白狼山,当曹操率部登上白狼山时,突然和乌桓联军遭遇,一眼望过去,山下的乌桓骑兵一大片一大片的,不知道有多少。曹军千里奔袭,尚处于行军状态,官兵疲惫不堪,最要命的是,因采取郭嘉之计,部队轻装前进,载装辎重的兵车落在了后面,此时尚未到达,所谓辎重的相当一部分是铠甲,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将士包括骑兵,都不得不在缺少甲胄的情况下,与敌人搏杀。

战场之上,枪矛交加,利箭横飞,如果身上没有重铠保护,再厉害的猛士也得先减去七分功力,更不用说乌桓的骑射早已天下闻名了!

恐惧的气氛在曹军中间悄悄蔓延,曹操身边亲卫,都是猛士中的猛士,就连他们,都不免露出怯意。曹操久历战阵,经验丰富,处于这种情况下,也丝毫不显慌乱,他先镇定自若地稳住军队,让大家不要急于出战,然后登高观察敌情。

正所谓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么一看,就让曹操看出了破绽,只见乌桓联军虽然人马众多,但却彼此分散,而且旗帜不整,阵形队列都很杂乱。

蹋顿没有料到曹军会突然杀到,准备仓促,自然是造成乌桓联军组织不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若继续寻根究底,则还是因为当时的乌桓军团在军事组织和技战术方面,尚停留在冒顿匈奴时代,还没有完成“中原化”转型。

何谓骑兵的“中原化”?就是卫青、霍去病所开创的,骑兵学步兵,用正面冲锋战术来打击敌人。

那些被中原军团招募的乌桓仆从骑兵,之所以特别能打,甚至超过中原的本土骑兵,是因为单兵容易转型,他们很快就能够融入和适应中原军团的骑兵战术。作为整体,乌桓军团游兵散勇式的作战特点,与游牧族的生活方式、政权结构等紧密相联,不是那么容易转换过来的。

像乌桓军团这样的游牧武装,其实难的不是和他们打仗,难的是不好捕捉。他们也知道自己这个长处,侵掠内地往往都是来得快,跑得更快,其惯用战术为主动撤退,绣敌深入。如果蹋顿这次也采用这一战术,对于曹军而言,要麻烦的多,但由于事先没有准备,情急之下,他采取了错误的决策,集结人马与曹军决战,而这就相当于在拿自己的最弱项来和对手的最强项较劲。

此时不击,更待何时?曹操环视诸将,但见张辽意气风发,斗志十分高昂。张辽如今是“五子良将”的头牌,当年则是并州军三巨头之一,地位仅次于吕布、张杨。并州军长期对付“羌患”,也跟北疆的匈奴、鲜卑等打过仗,张辽作为并州军悍将,自然了解游牧骑兵的特点及其软肋。

曹操对张辽的勇气深为嘉许,特将自己指挥用的大旗授予张辽,并以之为前锋,命他率部分精锐骑兵先行出击。

张辽领命后,居高临下,一马当先,率部向敌人出其不意地发起冲击。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却如同一股遏止不住的激流一样,杀到哪里,哪里的乌桓兵就被冲垮。曹操见状,立即命大部队跟进,对敌人纵兵猛击。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那么大规模的乌桓军团居然转眼就崩溃了,骑兵们四散溃逃,毫无一点草原勇士的样子。

其实说怪也不怪,因为这不是单兵对单兵的胜利,而是团体对单兵的胜利——曹军是团体,乌桓联军不过是一个个单兵,纵然数量众多,又何济于事?

很多年前,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的那经典一幕,又在塞外重现了。曹军大获全胜,斩杀和俘获敌军无数,蹋顿也在逃跑时,为曹纯的“虎豹骑”所擒获,并被当场斩杀。

曹操挥师前进,敌军望风披靡,当曹军到达柳城时,投降和归附者已达二十多万人。袁尚、袁熙及苏仆延、楼班、乌延等乌桓首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率少数残兵逃往辽东郡,前去投靠辽东太守公孙康。

柳城既下,有人劝曹操乘胜追击,直捣辽东郡,毕竟袁尚等人也带去了数千骑兵,而公孙康又一向不肯归附曹操。曹操却说,我已经让公孙康将袁尚、袁熙的首级送来,不需要再劳师远征了。

公孙康会听您的?众人听了都有些迷惑不解,曹操也不多作解释,待部队在柳城进行短暂休整后,即班师南还。

未几,公孙康果然将袁氏兄弟及苏仆延等人全部杀掉,并将他们的首级送交曹操。曹操的话还真灵验了,诸将大感惊奇,问曹操其中究竟有何玄机,曹操笑了。

枪打出头鸟

袁尚得势的时候,一直想夺公孙康的地盘,而公孙康以据地自立为目标,也最怕其地盘被袁尚夺去。如果曹军进攻辽东,这些人被逼急了,就会联合起来,以渡危机,但如果曹军暂时不去攻打他们,他们又会因互不信任而自相残杀。“我根据形势判断,必然如此”,曹操总结道。

事实也正是这样。当袁氏兄弟刚逃到辽东的时候,公孙康担心曹操来攻,就暂时接纳了他们,后来见曹操不仅不来攻,反而南撤,顿时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不是曹操,而是近在咫尺的袁氏兄弟。

为了除掉二袁,公孙康给他们摆了一桌鸿门宴。二袁不知是计,居然也想靠个人勇力,在席间找机会把公孙康给杀掉,然后占据辽东。双方不谋而合,只是公孙康先出手,让埋伏好的武士将他们给杀掉了。

曹操歼灭乌桓军主力,威震北疆塞外,令公孙康为之胆寒,他把袁氏兄弟等人的首级送给曹操,亦有投其所好,表示归附之意。曹操了解公孙康的心思,当即委任他为左将军,封襄平侯,等于是不费一兵一卒,就迫降了北方最后一支割据势力。

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十几年前,曹操和袁绍这两个日后军政界的巨子,正在一起纵论天下大势和自己将来的作为。

袁绍当时的构想,是将黄河以北、长城以南的冀、青、幽、并四州囊括在手,继而取得乌恒、鲜卑的支持,之后再南下中原,统一全国。从事后的情况来看,除了在统一全国那个环节被卡住,袁绍已基本实现了这一计划。

曹操说得则比较含糊,所谓“依靠天下智力”,其本身就有不拘一格,随机应变之意。不过在占领邺城之后,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曹操的一系列军事行动,都已明显与袁绍的规划重合在了一处,只不过袁绍是联合乌恒,而曹操是平定乌桓。

曹操南归,将被乌桓掠去以及逃在塞外的十余万户汉人全部带回。汉王朝一直都设置有护乌桓校尉一职,用于管理乌桓事务,在乌桓被平定之前,护乌桓校尉当然已没法涉足四部乌桓,但仍统率着幽州、并州塞下的万余户乌桓人,这些乌桓人此后也都被陆续迁入中原。

内迁的乌桓人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乌桓部众还是留在了原郡,这些乌桓部众都指定了代理首领,并规定由护乌桓校尉及各郡分别进行管理。因在劝退乌桓援助袁谭一事上的非凡表现,牵招成为曹操任命的第一个护乌桓校尉。

相比于袁绍,曹操在解除北疆威胁方面,无疑做得更为彻底有效。在曹操远征乌桓之前,中国社会其实已经崩溃,布满幽、并、凉三州的游牧族都有向南移动的可能。塞外游牧族,以乌桓的势力发展最快,乌桓四部组成联盟,并推举蹋顿为盟主,此举足以表明乌桓已具有建立独立政权的意识,相应地,其“中原化”进程也在加快,一旦乌桓的骑兵集团完成转型,立刻就可以越过长城,占据中原。

曹操枪打出头鸟,随着乌桓联军大败、蹋顿身亡,加上采取内迁、加强防范约束等措施,乌桓的“中原化”进程被打断,此后它作为一个部族,再未实现振兴。其余游牧族亦噤若寒蝉,没有谁敢再轻举妄动,比较明显的是并州匈奴,即便是在袁绍的全盛期,并州匈奴也没有完全臣服和听命于袁绍,但在曹操治下,其势力很快就被分散掉了。

曹操善练兵,善将兵,又富有政治谋略,只有他这样的特殊人才,才能重整秩序,从而创造出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维持了将近一百年之久,直到一百年后,北方各游牧族才开始纷纷涌入中原。

平定乌桓,是曹操一生中最重要的战功之一。曹操在远征乌桓前,修建了运送漕粮的平虏渠,后来又在邺城筑铜雀台,台上建平夷堂,“平虏”、“平夷”异曲同工,都是平定乌桓之意,平夷堂更是为了彰显和突出平定之功。六年后,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诏书上历数曹操功勋,平定乌桓又被摆在了显要位置。

曹操北征乌桓是夏天出发的,回军的时候已是暮秋,天寒而且干旱,在方圆两百里的范围内,都难以找到水源,最后掘地三十多丈才取到水,同时军中也缺乏粮食,实在没的吃,只得杀了数千匹马作为军粮。

这就是出塞作战的极端困难之处,难怪在邺城讨论时,那么多人要加以反对。曹操对此有了切身感受,返回邺城后,他把原来劝阻他不要北征的人都叫了过去,这些人不知道自己为何受召,个个都害怕得不行。不料曹操非但没有责罚,还对他们全部予以厚赏,说我这次北征乌桓,确实是冒险以图侥幸,虽然成功了,但实在是老天相助。

“诸位先生先前的劝谏,都是出于稳妥的考虑。我奖赏你们,是因为你们说了真话,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因为这次劝谏的意见与结果不一致,就从此不敢发言讲话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正因为北征的条件异常艰苦,导致随军的郭嘉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最终倒在了班师途中。

郭嘉称不上一个洁身自好的人,平时常有很多不拘常理的行为,私生活上也不检点,同朝为官的陈群因此多次参奏他。对于陈群的指责,郭嘉表现得镇静自若,看不出一点羞愧和惶恐的样子,过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生活作风丝毫不变。

曹操一面夸奖陈群能坚持正道,一面却对郭嘉的行为不闻不问,非但如此,看到郭嘉面对指责毫不在意,无动于衷时,他反倒还更加器重和喜欢郭嘉了。

曹操真心爱才,郭嘉作为职业谋士,又确实具有旷世奇才。正如曹操在表奏中所说,郭嘉随军十一年,以随机应变、善谋能断见长,往往曹操自己对于决策都还没能想清楚,他就已经替曹操做出决断,而且从来都没有失算过,尤其擒杀吕布、扫**乌桓两役,更是厥功至伟。

郭嘉死的时候,四十岁还不到。曹操对此痛心不已,他上表献帝,将郭嘉的封邑由两百户增加至一千户,又对荀攸等人说,你们的年龄都和我差不多,我们是同一辈的人,只有奉孝(郭嘉字奉孝)最年轻,我本打算在天下平定之后,把治国大事托付给他,没想到他却中年夭折,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吧。

在郭嘉等人的辅佐下,曹操在中原的兼并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至此,除关中外,北方都已直接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因此之故,尽管失去了一个心爱的谋士,但总体而言,曹操在回军途中的心情,还是非常轻松和愉悦的。

出击乌桓,曹操绕了道,回军则还是走的南线,即渤海湾那条路线。渤海之滨有一座碣石山,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在山上刻石纪功,曹操踏着前人的足迹,也登上此山,并写下了名篇《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日月星辰都好象在大海中出没,灿烂星河也仿佛出自于它的怀抱,曹操借景述情,其雄心也随之达到了顶点。

自陈留起兵起,十九年过去了,其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独立发展到迁帝都许,花了七年时间,第二阶段,从伐张绣,打袁术,灭吕布,再到击溃刘备,花了三年时间,第三阶段,从官渡大战到完全消灭袁氏集团,迫使辽东归附,又花了十年时间。

在三个阶段中,第三阶段耗时最长,却也堪称曹操人生中最为辉煌和充实的黄金时代。一直以来,黄河流域都是中国经济、政治的重心,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正是通过第三阶段目标的实现,曹操统一了华北黄河流域,这也同时表明,他距离取得天下,已仅一步之遥。

接下来便应该是发动南征了。在班师途中,曹操还写了一首《龟虽寿》,诗中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时年五十三岁,已经进入他认为的“暮年”,他要争取更多的时间,尽快完成自己统一天下的志愿。

曹军原先一直都是在北方作战,基本是清一色的陆军,没什么水军,南方则不同,荆州有汉水,水战随时可能发生,所以曹操如果要南下荆州,势必还要建立水军。公元208年2月,曹操返回邺城后,即在邺城开凿玄武池,加紧训练和组建水军。

在外领兵打仗时间越长,曹操越能感受和享受到揽权的好处。早在许都时期,由曹操直接控制的司空府就无事不统,俨然是与朝廷并立的“小朝廷”,被称为“霸府”,而献帝和朝廷方面,因曹操自己忙于打仗,一直是通过荀彧所负责的尚书台来与之打交道,但是渐渐地,他对此感到了不满。

那个时代的地方政权或大员,对于中央有着相对的独立性,比如郡府被称为“郡朝”或“本朝”,郡守可称“贤君”,属史亦可称“忠臣”。也就是说,当时的士大夫普遍具有两重君主的观念,只是对于皇帝和主公的“忠”,各有侧重不同而已,有人忠心于皇帝,对主公能应付就应付,还有人只顾对主公忠,把皇帝撇到了一边。

荀彧是两边都忠,既忠于主公曹操,又忠于献帝,而且当两边产生矛盾时,他同情的天平往往会倾向于献帝一方。

荀彧原来支持曹操,就有依靠曹操的力量,翦灭群雄,持扶献帝,兴盛汉室的意图。他向曹操建议迎帝都许,为曹操所采纳,但对曹操而言,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内心其实想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荀彧却完全是出自对献帝和汉室的一片忠心,他不希望汉亡,且真心希望自己和曹操都能够匡扶汉室。

看到荀彧处处维护献帝和汉室,曹操心里很是别扭,他认为荀彧没有尽到自己作为家臣的责任,证明这位首席幕僚在政治上已经有了与自己离心离德的趋向。

在占领邺城,并以邺城为大本营后,邺城随之成为霸府所在,曹操下令将尚书台也迁至邺城,并将其置于霸府的控制之下。

就这样,曹操仍觉得不够。汉王朝初期,本来沿袭秦制,中央的最高官职是丞相,后来皇室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用三公代替了丞相。曹操虽担任着三公中的司空,但三公地位平行,而且太尉、司徒在名义次序上还都排在他前面,曹操于是在南征前宣布废除三公,重新恢复了丞相的名称,自然,这个丞相也只能由他来当。

“曹公”变成了“曹丞相”,不光是称呼发生变化,更主要的是曹操在法制上取得了独揽朝政的保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具体运作程序也因此变化为:曹操将他的意图传达给丞相府主簿,丞相府主簿传给尚书令荀彧,荀彧传给献帝,最后由献帝以诏书的形式颁发全国。

因言获罪

权力是把双刃剑,随着权力地位的不断攀升,曹操在集中和调动资源方面,固然更加名正言顺,得心应手,但也让他逐渐产生出可以为所欲为的错觉,以致在他最为看重的人才领域都频频打出臭牌。

许攸是曹操取胜于官渡大战的功臣之一,若不是他在关键时刻叛袁降曹,曹操即便最后能够取胜,也要艰难得多。许攸加入曹幕后,一来自恃有功,二来过去与曹操是好友,说话便很不谨慎,经常和曹操逗笑取乐,甚至在很多人在坐的场合,直呼曹操的小名:“阿瞒,若是没有我相助,你是得不到冀州的。”

曹操听了很不高兴,但当着众人的面,也只得强装大度,笑着回应:“你说得很对。”

后来又有一次,从邺城东门出去,随口对左右人员吹嘘道:“曹家若是得不到我,是不能够出入此门的。”有人报告了曹操,曹操一怒之下,便下令将许攸下狱处死。

除了爱开玩笑爱吹牛,许攸并未有别的大错,曹操也未免下手太重了,这恐怕不能不让投降曹营的其他谋士感到寒心和害怕:当初人家许攸来投你的时候,你赤着脚跑出来欢迎,那抚掌欢笑的样子,曾是何等热情,如今突然翻脸不认人,难道是飞鸟尽,良弓藏?

有些具备才能或者名气的人,往往并不屑于迎合曹操,曹操最早以兖州为基地的时候,名士边让就因言辞上就触怒了曹操,使得他一时没有忍住性子,竟然下令杀了边让全家。

边让事件在兖州引发了地震一般的波动,陈宫等人相率叛离,曹操的事业几乎从此一蹶不振。在那次吃了大亏后,曹操学乖了许多,名士宗世林当面让他下不来台,他也就没给大官做而已,狂士弥衡对他采取击鼓骂曹的人格侮辱方式,实在容对方不下,便端茶送客,将其送给别人。因为曹操知道,杀一个宗世林、弥衡容易,关键是后遗症很可怕,重者将导致边让事件那样众叛亲离的后果,即便轻者,也会堵塞贤路,令想来投奔曹营的贤士们望而怯步。

许攸再过分,也没有超出弥衡的程度,如果曹操确实看他不爽,完全可以通过调任职务,甚至暂时撤职的方式来进行处理,最后却置许攸于死地,实在不能说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与许攸一样因言获罪的,还有弥衡生前的老友孔融。

孔融的性情和主张一向都较为迂腐乖僻,有时还喜欢多管闲事。曹操出战袁绍、远征乌桓,他都提过反对意见,曹操让儿子曹丕娶袁绍的儿媳妇甄氏为妻,他要写信嘲笑曹操,就连曹操为节约粮食,下达禁酒令,他在照饮不误的同时,也没忘记来两句风凉话,说夏朝的桀、商朝的纣,都因荒**好色而亡国,难道我们现在也要因此而禁止婚嫁吗?

曹操起先对孔融还能采取容忍的态度,后来随着战功和权利越来越大,便开始无法接受了。正好当时有一个叫郗虑的名士,此人心胸狭窄,是个小人,他与孔融不和,上表对孔融进行弹劾,曹操便趁势罢免了孔融。

孔融是孔子后裔,在社会上名气很大,迫于舆论的压力,曹操不久又重新起用了孔融。孔融不改初衷,还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曹操回邺城后,他曾当着孙权使者的面,对曹操有所讥刺。曹操怒从心头起,于是再祭借刀杀人之法,将孔融的死对头郗虑提拔为御史大夫。郗虑心领神会,一上任就收集孔融的言行,整他的黑材料,在郗虑的指使下,有人上书奏告孔融的罪状,说他诽谤讥讽朝廷,图谋不轨。

曹操等的就是这一出,收到奏状后,即下令处死孔融。孔融家族也惨遭株连,据说连他的两个八岁的儿子都未能幸免,可谓是斩草除根,狠毒至极。

曹操此举当时就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不满。曹操自己也很心虚,亲自宣示孔融的罪状,说孔融其实是个大逆不道的人,要人们千万不要被此人的虚名和假相所骗。

孔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当然都看得清清楚楚,也正因如此,曹操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以及其幕僚们的向心力,都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田畴在曹操平定乌桓一役中立下奇功,曹操照例论功行赏,要封他为亭侯,但被田畴推辞。后来曹操又一连四次要给他封爵,田畴始终不肯接受,甚至以死相拒。虽然这可能出于田畴志向高洁的本意,不过在孔融被杀的背景下,也不能不让人揣测,他是否有觉得曹营用人环境不佳,所以不愿再为曹操效力的隐情。事实上,自此以后,田畴也确实再未给曹操出一谋,办一事。

曹操杀孔融,当然不完全是因为自身权力膨胀,已经容不下任何逆耳之言,其中亦有在南征之前稳定内部,安定后方的考虑,出于同样目的,他每次出征,也都会关注关中的动静。

到曹操一统华北时,关中诸将中真正能与曹操对抗的,其实只剩下了马腾和韩遂。马腾、韩遂曾结拜为异姓兄弟,但此后由于部众摩擦,一变而成仇敌。曹操一面以朝廷名义帮他们调解,一面以幕僚张既为使,劝说马腾到朝中为官。

张既费尽唇舌,本已说动马腾,然而不久马腾又犹豫起来,张既怕马腾改变主意,便给关中至邺城沿途各县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要求凡食禄两千石的官吏,必须到郊外迎接马腾。马腾骑虎难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举家来到邺城。曹操遂上表荐举马腾为卫尉,在邺城为官,而其子马超则为偏将军,统领马腾的军队,继续留在关中。

打从张绣反叛起,曹操便认定唯有送交人质,才能确保对方真正降服。尽管马超及军队还在关中,但有他父亲及其家属作为人质,曹操自然就不怕马超突然造他的反了,而且利用马超,还可以同时牵制韩遂等其他关西诸将,这也意味着,他在南征期间已基本没有后顾之忧了。

奇袭

曹操北征乌桓时,刘备曾游说刘表乘机袭击许都,结果没能被采纳。及至曹操返回邺城,刘表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错误决策,不无后悔地对刘备说,因为不听你的话,所以失掉了一次大好机会。

对于刘表来说,事情当然不是光失去机会这么简单,接下来,曹操的矛头主要就是针对他,而且不光是曹操,就连隔壁的孙权也在惦记着他的地盘。

荆州地域虽广,但相对来说,刘表的力量并不是特别强。孙权的谋臣武将都劝孙权,应趁曹操尚未南下,作谋取荆州,壮大自己的打算。孙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就在曹操还邺之时,向西对江夏郡发动猛烈攻势,并斩掉了江夏太守黄祖。

江夏乃荆州东面之屏障,至此,孙权进一步攻取荆州的态势已经一览无余。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后很着急,他很清楚,若是荆州为孙权所有,形势就大不一样了,于是便决定事不宜迟,立刻开始南征。

孙权离荆州近,曹操离荆州远,南征后,如何抢在孙权前面,迅速攻占荆州?临行前,曹操就此专门向荀彧问计,荀彧已有谋划,他的建议是:奇袭!

曹军南下,在从延津渡过黄河后,第一站是陈留郡的酸枣县,也就是当年为讨伐董卓,关东联军立盟集结之地,其后,他们可以通过两条道路前往南阳郡治宛城。一条是从酸枣西行,先到洛阳,再南下宛城,可称为西行线。另外一条是从酸枣南行,先经官渡到许都,接着再至宛城,可称为南行线。

西行线较为曲折,费时费力,而且沿途屡遭兵火,民生凋敝,无法为军队提供必要的给养。相比之下,南行线直通南阳,路程较近,能够节省行军的时间以及官兵的体力、军粮,许都一带又是最早的屯田区,粮食多有储积,军队若从此处通过,不用担心粮饷的接济。

正因为南行线具备如此多的优势,所以过去曹军数次与刘表、刘备军队冲突,都是在南行线上来去,这次南征也不例外,否则只会是自找麻烦。

从刘表一方来说,如今中原地区都已被曹操平定,只剩下南方疆土尚处于割据状态,他应该知道已自身面临困境,必然会加强防备。荀彧的意见是,曹军仍将以南行线作为主攻线路的情况,已是公开的秘密,没必要瞒着刘表,事实上也瞒他不住,但是曹军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大张旗鼓地发兵于南行线主道的同时,主力部队则暗中沿南行线上的小路作隐秘行军,轻装疾进,在刘表还来不及作有针对性的部署之前,就迅速抵达宛城,出其不意地给予其猛烈一击。

曹操采纳了荀彧的建议,公元208年8月,在基本解除西顾之忧后,他亲率大军,南征刘表。

曹军南下不久,刘表突然病死,刘表之死纯属巧合,当然也无形中为曹军夺取荆州提供了方便,而且和袁绍集团一样,刘表集团因为继承权的问题,内部也出现了巨大裂痕。

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刘表的后妻蔡氏喜爱刘琮而厌恶刘琦,她的弟弟蔡瑁、外甥张允很得刘表宠幸,这些人也在刘表面前整天诋毁刘琦,称赞刘琮。在这种情况下,刘表不由自主地开始偏爱刘琮,并且也犯了和袁绍同样的错误,即想废长立幼,绕过刘琦,立刘琮为后。

刘氏兄弟不和,刘琦又处于弱势地位,他为此惶惶不可终日,只得去请教刚刚成为刘备首席幕僚的诸葛亮。在诸葛亮的点拨下,刘琦借黄祖被孙权所杀之机,征得刘表的同意,离开荆州,到江夏做了太守。

刘表病重期间,刘琦赶回荆州探望病情,却被蔡瑁、张允阻于门外。刘琦连老父的面都没能见到,就被迫流着泪离开了。刘表死后,蔡瑁、张允等人立刻拥立刘琮继位。刘琮继任荆州牧后,将侯印授予刘琦,刘琦愤怒之下,将侯印甩到了地上。

刘琦本来还想在刘表发丧的时候,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当然更谈不上与刘琮联手御敌了。此情此景,与袁绍死后的情形倒是极其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刘琮没袁尚那么有出息,手下亲信也都是一些软弱无能、贪生怕死的人,在章陵太守蒯越等人的劝说下,他决定投降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