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陈天玺1
见过陈天玺的人都说，他是个有点内敛的人，这一点和我对他的判断大致吻合。
那天上午，采访九点半左右就结束了。离开刘勋家的时候，我的手机响起来。我慌乱中摸出手机，按了接听键。电话那头，是一把年轻的声音：“你是那个记者吗？”
“我是，请问你是哪位？”那头略略停顿，耳边有沙沙的电流声：“我有事情和你谈谈。”他的这种表述让我困惑不已——他是谁？有事和我谈谈？谈什么？我正想追问时，他解释道：“我叫陈天玺，我和素彩认识……”我想起来清平镇之前，同事给我的那个爆料人的联系方式，挂了电话之后，我迅速找出那张记有手机号的纸条，和通话记录作比照。
很遗憾，爆料人和陈天玺不是同一个人。
他约我去清平镇西南边的江堤碰面。
——江堤？
——对，那边人少，顺便带你走一走。
——我要怎么去？
——顺着祠堂外的路往前走就到了，我在那里等你。
我暗忖，我不是来旅游度假的，有什么好“走一走”？再说，我怎么不知道清平镇这里有条江，老王提都没提啊！他不是说清平镇“小地方一个”吗？在我的印象里，一个地方，倘若依山傍水，大体不会小到哪里去，更何况陈天玺用的字是“江”。
太阳照得路面像一块焦灼的烫板。
远远地，我就看到他了，他站在江边一棵榕树下。风有点大，阳光刺眼，这让他看起来像处在虚幻的电影场景之中。他的背后是他说的那条江，江水浑浊，谈不上开阔，远处有座横跨江面的大桥，粼粼波光由远及近，晃得人双眼迷离。近处水浅的地方，停了一艘掘沙船，掉了漆的马达暴露在阳光下，像暴露在外面的丑陋**。
陈天玺举手示意，算是打过招呼了。第一眼看到他，我下意识地将电话里的声音和真人作对照。按道理，一个人的声音和长相并不总能对上号（比如胖子的声音可以听起来很“瘦”），不过他的长相和声音倒还挺相符的。我目测了一下，他身高大约一七八，穿一件圆领的短袖T恤，灰色长布裤，白色板鞋，是很简洁干净的打扮。看得出，这个人不邋遢，注意形象，大体上还是善于修饰自己的人。
走近时，他吸了一口手里的烟，丢在地上踩了踩。地上扬起一阵尘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这样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应该出现在哪个地方？一时想不起来，也许他长了一张大众脸？不过那两道剑眉倒是英气逼人，衬着一张原本平和的脸有了些许生气。嘴唇有点苍白，可能天气太热的缘故，他表情显得很寡淡。
“我叫周岐山。”
“陈天玺，玉玺的玺。”可能是怕我记不住，他刻意强调了一下。
他站在榕树下，树叶的阴影投射在他身上，光斑跳跃着，像扑着翅膀的蝴蝶。看不清他的表情。日头毒辣，我提议说找个地方坐坐吧。他指了指身后的树坛，“就这里吧，平时少人，我经常一个人来，一坐就是一下午。”我用手把圆形树坛上面的灰土扫掉，随手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铺好，坐下来。树坛上没有砌水泥的地方，是一圈干燥的土，虬起的树根扎在上面，和树根做伴的，还有很多啤酒瓶。有蓝带的，有青岛的，易拉罐的，玻璃瓶的，扔得到处都是。他额头冒出了细密的汗珠，我问：“要不要纸巾？”他用惊诧的眼光看我，摇了摇头。也许一个随身带纸巾的男人在他看来很奇怪？不过我还是把纸巾铺在树坛上，让他坐下。
我从包里找出笔记本和水笔。陈天玺皱皱眉，看起来很抵触，“先别忙着记可以吗？”我于是收起笔记本，调整了一下坐姿。
我有一种预感，陈天玺一定藏了很多话要对我说。
“你说你和刘素彩认识，我想知道，你们什么关系？”我决定这样开场。
陈天玺的眼睛不大，双眼皮，有些浮肿，在一双浓密的剑眉衬托下，产生了一种不确定的距离感，好像曾目睹了什么悲伤或者恐怖的场景。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很唐突地反问我：“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有你的号？难道你们记者从来不关心自己的隐私吗？”我愣了一下，继而说道：“这个因人而异，现在重点不是这个，你打电话不会是戏弄我吧？”
“你觉得我像是戏弄你吗？”
“那要看你说些什么了。”
这样一来一回的对话，竟然带着针锋相对的火药味——想想都觉得荒唐。
我知道他只是在试探我，在吊我胃口，不过没关系，我有的是耐心。
我说：“上午我去过刘素彩家了，和她弟弟聊了，”见他没搭话，我继续说，“刘勋没有提供什么有效的信息，他的精神状态很差，他父母也差不多。这件事如果就这样登出来的话，恐怕会将这家人塑造成软弱无能的受害者，这样对他们不利，可能还会造成二度伤害。”听我说完，他若有所悟，十指交叉在一起，握成祈祷状，顶着鼻子，也许我的话启发了他，他抬起头来，目光直视前方。
现在轮到我不说话了，我在等着他开口。
他说：“我和素彩是初中同学，她是公认的校花，就是那种谁见了都忍不住多看几眼的女生。初中一个年级四个班，几乎每一个年级都有喜欢她的人。那时很多男生一下课就往她班上跑，大家都很羡慕他们班的男生，天天能看到这个大美女。所以开学时分班，大家都希望能和她分到同一个班。你也知道，那时初中男生追女生，不外乎几个花样，写情书，或者找机会和她说话，引起注意。那时我们还没用上手机，她的书桌抽屉经常塞满了男生写的情书。不过她从来不看，不管谁写的，她都不看。他们班上的女生一定忌妒死了吧，因为没有人给她们写情信啊。不过忌妒归忌妒，大多数女生对她还是挺好的。你知道他们家开婚庆店的吧？那时还不是婚庆店，就是很普通的摄影楼，店面很小，但生意很好。
“她爸爸是退伍军人，在部队里专职拍照的，退伍后就在我们镇上开了影楼。小时候我妈还带我去拍过照。她爸爸的照相技术在镇上可是出了名的好，人不错，有耐心。我们的毕业照都是请他来的。后来影楼扩建，买了拍大头贴的机器，特别是女生，手里有一点零钱，几个人凑一起就去拍大头贴。我们喜欢将大头贴贴在笔记本，或是塞到钱包里。如果素彩在店里的话，会给认识的女生算便宜点，所以那些女生都巴不得和她以姐妹相称。我没拍过大头贴，有一次，班里有男生怂恿我，他们说没准去了会看到素彩，其实我知道他们只是想让我出钱。见素彩是其次，拍照才是主要目的。”
我问陈天玺：“你是因为去拍照才和她认识的？”
陈天玺摇摇头，“不，之前她一直不认识我，可能连听都没听过。”
“那你刚才说，你说认识她。”
“是的，我认识她，等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
他把身子转过来，对着我：“你知道我家做什么的吗？”
我摇摇头。
他停了一下，好像在考虑用什么措辞更合适一点。
“我们家做丧葬的，就是那种卖丧葬用品的。”
我点点头，努力想象“卖丧葬用品的店”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家后来不是开了婚庆店吗，学校的人都说，‘如果让刘素彩做模特，就是一个活广告了’。我们初二那年，校长心脏病，死了。学校组织了一次追悼会，要求全校的学生都参加，没想到就在那天，我一直害怕的事情发生了……”说到这里，陈天玺停了一下，喉结滑了一滑，“那天，我爸送了花圈过来，我故意躲开，不让他看到我。因为一直以来，学校里没人知道我们家做什么的，我也不让别人知道，怕同学嫌我晦气……”陈天玺脸上是一副无奈的自嘲的笑，“那时真傻啊，年纪小，太敏感了。可越是害怕的事情，越是冲着你来……”
一个敏感的男生，在宽敞明亮的学校礼堂，原本是应该怀着和大家一样的心情吊唁校长的。谁知道，他爸爸来了，扛着两个巨大的纸花圈，从礼堂后门走过来了。所有的学生，一瞬间潮水一样分成两半，让开了一条大得有些夸张的通道来。陈天玺唯恐避之不及，躲在人群里，低着头，生怕被爸爸看到。布置花圈的工作原本要在吊唁活动开始前做好的，但那天陈天玺他爸身体不舒服，赶制的花圈只能在最后关头送来。
陈天玺看到爸爸从门口走进来，两个花圈，套在他肩膀上，像两只随时会滚动起来的轮胎。爸爸身材很矮，因为常年窝在店里干活——制作花圈、扎纸人、糊纸车等等，皮肤显得比普通人白一些，他一向都沉默寡言，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他脸上的表情都带着挥之不去的阴郁。
那天爸爸走得很急，满头大汗，穿堂风吹过，把花圈上的纸花吹得啪啦作响。他跛脚，是患小儿麻痹留下的后遗症，一走起路来双肩忽高忽低的，非常难看。学生们像是观看表演一样看着他穿过礼堂。不得不承认，他扎花圈的功夫是一流的，花圈结实、耐看、做工考究。小时候，陈天玺经常搬个小板凳坐在屋里，目不转睛地看爸爸干活。铅线、竹篾、钳子、宣纸……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一经他的手，就忽然有了生气。和其他手艺精湛的匠人不同，爸爸不能推销也不能吆喝，谁见过吆喝卖花圈的？他总说，我们做小本生意，但好歹也是自力更生，没什么好丢人的。不过陈天玺可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四肢健全，就他爸爸长成这副畸形样？
小学时，学校里有同学嘲笑他是“鬼仔”，他爸爸是“老鬼”。不知哪个好事的小男生放学后跟踪陈天玺，他看到陈天玺走进一间小店，并且目睹贴满了“奠”字和挽联的花圈，回学校后，他添油加醋地把陈天玺的家描绘成一个可怖的人间地狱。于是，有关陈天玺是“鬼仔”的流言在学校里流传着。终于有一天，烽火烧到了陈天玺耳边。他们一口一个“鬼仔”，骂得陈天玺哭了，他没有力气还手，凭他们讥笑他，围着他起哄。上课时，他低下头，握着铅笔，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了白——他在本子上，重重地，写下一个又一个“死”字。
那种自卑，自他懂事起就在心底扎根了，无法治愈，只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而越来越严重。他痛恨一切需要填写父母职业的表格，他羞于回答别人“陈天玺你爸妈是做什么的”这样再正常不过的问题。他简直难以想象，未来的女朋友，如果有的话，会怎样嫌弃他。
吊唁校长那天，陈天玺从未那么自惭形秽，他恨不得马上从人群中消失。就在爸爸折身返回时，不知谁推了陈天玺一把，一个趔趄，他和爸爸打了个照面。四目相对的时候，陈天玺脸上的表情是惊恐的，他以一个奇怪的姿势半跪在地。爸爸停在那里，露出惊讶而欣喜的神情——他从来没在学校看过自己的儿子——脱口而出：“天玺。”这一叫，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关系。陈天玺敏感的神经末梢，被什么刺了一下，他真真切切地听见背后欷歔声一片。那种被众人目光灼伤的痛感，从背部蔓延到心脏，他只觉得眼泪在翻滚。那么多年了，他努力营造的伪装，他所掩盖的真相，统统在这个时刻败露了。
他感觉五脏六腑就在这句再正常不过的称呼中被挤压、碾碎了。
那是怎样一种羞愧难当啊！等他站起身来，他几乎是头也不回地跑着，逃离了人群。
陈天玺错过了那一场追悼会，那个勤勤恳恳的校长离开了人世，他的心也在那一天枯死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吊唁校长，就没有人吊唁他枯死的心？
还好，他说，还好那天刘素彩和他说话了。
他们的学校，教学楼和行政楼围成一个椭圆形，三层建筑，和操场遥遥相对。放学后陈天玺没回家。他躲在教学楼的天台，坐在栏杆上吹风。他看着蜂拥向校门口的人流，内心充满仇恨。陈天玺说，那天他脑子里一片混乱，他不知接下来的日子，同学们会用怎样的眼光看他，会不会排斥他，会不会在背后小声地议论他，说他晦气，就像小学时那样。他发誓有一天，要让所有嘲笑他的人感到惭愧。那种恨没来由地，就从心底冒了出来，他想要发泄，却忽然发现，他已经找不到具体的发泄对象了。幸好那天，刘素彩和他说话了——不然这个满心怨恨的少年不知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来。
她问他：“还不回家？”
起先，他并不知道是谁，待他缓过神来，惊诧得他差点从栏杆上翻下。
“没、没什么。”他答非所问。
“是因为今天的事吗？”
陈天玺觉得，她的口吻，是带着抚恤的居高临下的姿态的，他有点反感。可是她的眼神那么真挚，容不得半点怀疑。陈天玺从栏杆上跳下来，捡起放在地上的书包，背好。他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个地方很隐蔽，平时都是男生们躲起来抽烟的地方，女孩子一般不会上来。
刘素彩说：“如果是我，一定不会跑开，没什么好丢人的。”
陈天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尽管对方，是他从未奢想过会有机会说上话的女生。
他觉得自己的伤疤再次被人揭开了，那上面还汩汩流血呢，谁让你多管闲事的？
“你又不是我，你当然不会觉得丢人了。”陈天玺还想说，你爸是给人拍照的，而我爸呢，只会给人扎花圈！但是这句话他咽下去了，没敢说。
失落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不是来自对比，不是来自差距，而是来自你对外在世界的恨，愤怒只是短暂的情绪发泄，怨恨才是致命的。
陈天玺说，那时他想到了一个绝佳的报复手段，他要学会扎花圈，并且要活得比任何一个嘲笑他的人都长命。这样一来，等到那些人死了，他就能亲手为他们献上花圈了。
“真是一个变态的念头啊。”陈天玺自嘲道。
刘素彩那时是这么说他的：“没什么好丢人的。”
是的，没什么好丢人的。在他们相识之后，刘素彩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类似女神那样的存在。她教他化解怨恨，热爱人世。她告诉陈天玺，她要好好学摄影。陈天玺问她：“以后接你爸的班？”刘素彩笑了笑说：“不，我只是想抓住这个世界的美。”——这些对话发生在几年之后，高考前夕，他们即将面对人生分岔口的时候。陈天玺说，那时，他发现自己离不开她。他还是未能免俗，随了大流，就像那些暗地里喜欢她的男生一样。“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所谓的爱。”当然，除了他自己，没有谁知道他的心事，就连他也不承认，他竟然会爱上她？爱上一个处在不同极端的她？
陈天玺笑着问我：“会不会觉得很烦？一大早就来听我讲故事。”
我回过神来——不得不承认，我被他讲的这些吸引了。毕竟我们都是过来人，他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我的共鸣。“你真该当个小说家。”他用手举起一个易拉罐，奋力朝江边扔过去，易拉罐随风划出一道弧线，艰难地落入江面。“我就是想和你聊聊，这几天闷得慌，特别是素彩出事之后。”他指着树坛上的一堆啤酒瓶，“这些都是我喝的。”
“借酒消愁？”
“算是吧，人有时候就是很难控制自己，还喜欢自欺欺人。”
“喝酒只是因为你想麻醉自己，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陈天玺眼睛黯淡下来，他看着我说：“你还没吃早饭吧？我请你吃。”他站起来，向我发出邀请。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胃口，刚才的呕吐感让我浑身难受，但是我没有拒绝他。
我们去了桥头一家卖早点的小店，坐下来，两个人点了肉包、豆浆还有油条。在清平镇，这样的小店到处都是。冷饮店，糖水店，烧烤摊，大排档……是年轻人宵夜的好去处，而卖包子、豆浆和油条的早餐店，明显更受老年人和小孩子的欢迎。陈天玺说，他们镇上的豆糕粿和粿汁很好吃，“小时候我妈没奶，我是吃粿汁长大的。”陈天玺一定以为我从小在城里长大，没吃过这些。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不同地方叫法不一样而已，我们不叫‘豆糕粿’。”他很好奇：“那叫什么？”我说：“叫‘猪朥粿’。”
吃早餐的时候，我下意识地观察陈天玺。他那张脸，比刚才在树荫下看到的更清晰了：剑眉，眼睛不大，和别人说话，目光是向下看的，好像地上凝固了什么。他刚才说起刘素彩的事，是带着某种追忆的沉痛姿态的，这种姿态，和这个夏日的上午构成一种浓郁的印象。光影的饱和度，豆浆滑过喉咙发出的咕哝声，进出早餐店的人，低矮餐桌上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油渍，对面坐着的眉头紧锁的陈天玺，这些让人一下子失去置身在现实世界的真实感。我不是应该来采访的吗，不是应该四处奔波，忙着记录和整理吗？怎么现在竟然无所事事地坐在这里，对一个刚刚认识的年轻人这么信任，还和他讨论各自熟悉的小吃？
陈天玺说：“这几天，我天天来这里吃早餐。”
“这家的东西很好吃？”
“不是，”陈天玺压低了声音，好像要告诉我一个秘密，“来这里吃，我就会觉得，其实素彩还活着。”
陈天玺指着早餐店外面那棵木棉树说：“看到没有？那棵木棉树。”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那里果然有一棵木棉，很高大，比周围的电线杆都高，黑色粗壮的枝干笔直向天，和周边的房屋以及景色相比，气势非凡。
陈天玺说：“素彩拍过这棵木棉，有一次，我记得是刚上大学不久吧，清明节放假回来，我碰到她了，就在这里。那时她不是回来扫墓的，而是回来拍照。她带着一台单反相机，好像是佳能吧，很高档的样子。见到我，她和我打招呼，这让我很意外。我说：‘好巧啊，你回来了。’她笑笑说：‘对啊，回来了。’然后她突然指着我说，‘哎，你站着别动。’我就站着不动。她举起单反，咔嚓一声，把我拍下来了，背景就是那棵木棉树。那时木棉开了，红得像火，地上还掉了好多，人和车压过去，全都黏糊糊的。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她当时只是为了拍木棉树，恰好我挡住了镜头，她又不好意思叫我走开，于是就让我入镜了。”
我若有所思：“你说的刘素彩，看来是个挺有个性的人。”
“不过她不喜欢上镜，不喜欢拍自己。”
“为什么？”
“她说她不想看到自己老的样子。”
我想了想，觉得这说法不妥，于是纠正他：“不对，年轻的时候拍照，留下的是现在的样子，怎么会老呢？”
陈天玺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她说年轻是衰老的前兆。”他像背诵语录一样，尽量拿捏好刘素彩的语气，“不过女孩子心里想些什么，有时还真的搞不懂。”
他的话让我坠入时间的缝隙里，意识在这个狭小的缝隙里格外清晰，就连最细微的呼吸声也被放大了无数倍。我想起来了，赵淇也和我探讨过类似的问题。那时我问她：“你手头有自己的照片吗？”她疑惑不解：“什么照片？”我说：“你的照片，给我一张吧，我想放在钱包里，这样就能天天看到你了。”她“哼”了一声，反问我：“你忘了我不喜欢拍照吗？”我纠正她：“你不是不喜欢拍照，而是不喜欢拍自己。”她说：“反正自拍不符合我的作风。”我插科打诨，附和道：“对啊，还要这样——剪刀，石头，布！”一边说着，我就模仿起来，手贴着脸做出这三个动作。赵淇被我弄得哈哈大笑，等她停下来，我问：“有那么好笑吗？”她揉了揉眼睛，一本正经地说：“不好笑！”然后她很认真地对我说：“其实我不喜欢照片的原因是，怕看到自己老的样子。”
——和刘素彩的话一模一样。
现在想来，女孩子的有些念头非常怪。照着她们的逻辑来说，美是和青春一样短暂的东西，美是无法留住的，留住的，只有衰老。所以，顺着这个想下去，她们应该也不太喜欢照镜子，可是赵淇却说：“这不一样，拍照是将时间凝固起来，和照镜子不是一回事。”
我告诉陈天玺：“刘素彩和我女朋友很像。”
陈天玺带着怀疑的目光看我，“你有女朋友？”
“怎么，我看起来像是没有女朋友的人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好奇。”
陈天玺有没有注意到，那一瞬间，我脸上的阴郁一闪而过。
那个短暂的缝隙被浮光掠影一般的遐想填满了，身体里的某个地方开始松动。我应该如何向他解释呢？难道我要说“我女朋友死了，和刘素彩一样”？那件悲伤的往事，那个难以启齿的隐秘，我该如何对他说呢？我怕一开口，身体就会豁开一道口子，我会变成一只漏气的圆球，那些填满胸腔和肺腑的忧伤啊幻想啊仇恨啊，转眼间就哗啦啦流走了，永远无可挽回地流走了……
要经过漫长时光，一个人才会对置身其中的某个场景形成具体的感受。就像小时候和玩伴玩捉迷藏，你躲在大大的衣柜后面，屏住呼吸，窥探着那细小的缝里漏进来的光。那道光束，既是遮掩的戏码，又是暴露行踪的破绽。印象中，所有的捉迷藏最终都会结束，世界上不存在永远不会结束的游戏对吗？那时候躲在衣柜里的我，突然生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万一他们找不到我呢，万一我就这样消失了，不存在了，或者干脆死了，我的爸妈，我的家人，他们会找我吗？他们会伤心欲绝吗？他们会不会一点也不在乎我吗？
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对于年少的我来说太过恐怖，太过难以想象。
我不知道那时的我怎么会那么害怕消失，那样一个念头一旦形成，就挥之不去。长大之后，我总会想起那个特殊的时刻，尽管我已经过了玩捉迷藏的年纪了——身体拉长了，四肢壮硕了，再也寻不回躲开众人躲在僻静处的神秘感受了——那种害怕失去害怕消失的恐惧，还是会冷不丁地冒出来将我打败。
我想起大学时有个老师讲过的话。
他说：“年轻人不怕死，怕死的，都是老年人。”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你看现在自杀的基本都是年轻人。全世界每年100万自杀的人中，超过四分之一是来自中国，光是年轻人就占了大部分。所以你说他们是不是不怕死？相反，老年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怕死，不信你去公园看一看，跑步的、打太极的、跳舞的，哪一个不是上了年纪的？”我开玩笑说：“那你现在是怕死呢还是不怕死？”这位老师五十岁上下，头发提前衰老，早些年就已花白一片。见我这么问，他乐呵呵笑起来，引了史铁生一句话：“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在中文系教了十几年书，他能一字不漏背出《我与地坛》里的句子，一点也不令人惊讶。
只是我们都没想到，那一年还没过完，史铁生就去世了。
——他最终还是没能抵住死神的召唤。
现在想来，老师那一番话是中肯的。年轻人不怕死，他们才不理会死是不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一个人最好不要出生，一旦出生，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些都成了困扰他终生的问题。等他度过了荒唐的少年期，妒忌、决裂、战斗、杀戮便接踵而至。等到他活到了心力交瘁的年纪，等到那声隆重的回响降临，还有什么苦难可以避免呢？那时，没有弦乐、没有颂歌和舞蹈。对他们而言，死，是多么美好而充满**的字眼啊！现世太过沉重，只有死，才能超脱苦难，直抵永生。
那个和我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生呢，你是不是也这样想的？是什么让你孤注一掷，作出那个在常人看来如此艰难的决定？那宣判了时间停滞，另一个世界必将来临的决定？
“她心里一定很苦，不然，不会走到这一步。”
赵淇的话变成一支利箭，穿透时间层层叠叠的帷幕，飞刺过来。
同样的一句话，在那时是同情，是怜悯，而现在，却成了对另一次死亡的注脚。
赵淇啊赵淇，还记得那时候的对话吗？你问我爱情是什么，我说：“爱情不过是你身上的一层皮。”你皱起眉头，眼神尽是不屑：“这么说皮有很多层，你也不在乎掉多少皮咯？”我解释说：“不是的，死皮会蜕，只有那层真正的皮会陪你到老。”那时你明知故问：“那你说我是最后一层皮吗？”是在某个阳光晴好的日子，你脸上的轻盈疑惑，太阳一照，便生出一层熠熠的光来。
我故意沉默，因为要说的，早已说出。
现在呢，身上那层最重要的皮蜕去了，我变成一副血肉模糊的将死之身，痛感沿着脉络和筋骨蜿蜒曲折，蔓延至心脏。
为什么你最终也没能逃出那个魔咒，为什么你最终，还是决意赴死？
那天我和陈天玺聊了很多，就像一见如故的朋友那样。陈天玺给人的感觉很踏实，他看人的样子，带着一点羞怯，一旦他对你产生信任，觉得你可以交心了，他就会坦诚相告。
这样一个年轻人，他的身上有一种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至少他和我是不一样的，我比他更克制，我会把很多的想法藏在心里，不到关键时候不会轻易表露出来；但是他不一样，他的防范意识不强，他的倾诉欲望非常强烈，只有把这些压抑在心中的苦闷和悲伤倾吐出来，他才有勇气继续活下去。
我们吃完早餐之后，陈天玺起身去埋单。
早餐店里涌进来更多的人，我看着那些老人和小孩，那些抱着孩子的妇女，他们脸上的表情那么平淡，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息，我看着他们，心中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
陈天玺背对着他们，显得那么孤独，那么格格不入。
我看着他向我走来，又看看不远处那棵高大的木棉树。不知道那时刘素彩帮他拍的照片现在在哪里呢？这个年轻的漂亮的女生，她那个害怕年华老去的愿望以死亡的方式实现了。她消失在时间之中，她让时间停止了，所以她再也不用担心容貌会变老，身心会疲惫，她的脸上永远不会长出皱纹，她的皮肤永远不会长出褐斑。
那么赵淇呢，你是不是也这样？你也害怕容颜变老，害怕时光飞逝，可是，那时候的你，已经无法保全你的身体了，又谈何让时间停止呢？
陈天玺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支烟，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接过来叼在嘴上；他拿出打火机替我点着，我凑过去，吸了一口，烟就燃起来了，那一小截红色的火光，扑闪扑闪的。我们就在烟点着的时候，各自陷入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