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我的心是一座孤独的旅店
写完这个故事，我没来由就想起了那天和你的对话。你说：“我突然觉得，文学就是写‘不合时宜’的东西。”当时我的回应是：“有时候人是要倒退着走的，倒退着走，才能看清沿途的风景。”你又说：“我想起我写过的东西，没有大城市，没有年轻的爱情，都是些老去的沧桑的东西。所以你也是，你在写你心中那些沧桑的东西，未必会被别人喜欢，但是敝帚自珍就好。”
这个故事也是这样，我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我总是用一种往后看的目光注视那些发生的或者未发生的“往事”，不管这个故事里的人生活在哪一个时空哪一个年代，一旦被我用文字凝固下来，他们就老了，他们活在老去时光中，他们是注定老去的生命。
所以我才会那么固执地嵌进去一个发生在80年代的故事。
一个劳改犯和一个少女，一个和“南方旅店”有关的故事。
这些老去的生命先是在我的构思中，然后在书写过程中，最后才是在你的阅读里活动起来。他们是有温度的，而不是冷冰冰的纸片上的人。在我一遍一遍描摹他们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如何才能让自己不要陷进去，如何才能让自己跳出来审视那个世界？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冷漠和自私，我必须与他们相依为命。我是故事中那个“周岐山”，是那个“陈天玺”。我是活着的人，也是死去的人。赵淇和刘素彩，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是同一个人，甚至，就连陈天玺和周岐山也是同一个人。
这个故事里只有一对“情侣”（某种意义上的情侣），但是我必须将这三对“情侣”分开，分成彼此不同的三个部分，穿插叙述，才能将整个故事顺畅地进行下去。“只有曲折，才能通幽。”这是我写《南方旅店》时遵循的一个原则。我的编辑问过我：“为什么不简单一点地讲故事呢？”对啊，我也问自己，为什么不简单一点地讲故事？为什么要把它拆开，再重新组成这么复杂的结构？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的答案不是“因为这样具有挑战性”。不是的，一开始我只想讲一个婚庆店和一个丧礼店（我不知这样称呼那种卖花圈、纸钱和寿衣这些丧葬用品的店是否合适）的故事。这个故事的雏形是在2010年的时候产生的，那时我刚开始写第三本长篇《欢喜城》，那时放寒假在家，有一天我坐公车路过一条街，那条街上有两三家连在一起的卖婚礼用品的店，它们和周边卖衣服的、卖电脑和卖快餐的铺面紧紧挨着，就像一张固守着旧时光总也不肯离去的脸。我仍旧记得，那些镶着金边、绣着繁复精致图纹的朱红色旗袍带给我的“灵光一闪”。我那时就想，为什么不写一写婚庆店的故事呢？由此，我又很自然地想到了做为对立面的“丧礼店”。所以，我一开始的想法是：我要写一个婚庆店和一个丧礼店的故事，婚庆店有个美貌的女孩子，丧礼店有个痴情的男孩子。你想想看，这两个店，一个代表喜庆，一个代表悲伤；一个连着生，一个连着死。这两个店的一男一女一旦相遇在一起，一旦相爱了，该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这是我当时的念头，这个念头让我着实激动了好一阵子。后来，随着时间流逝，我逐渐冷静下来。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子去写，一来我无法虚构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二来，我觉得这样子写的话太过单薄，骨架撑不起，血肉也就失去了依附。
于是，故事就成了你现在看到的样子，我像拧麻花一样，将它们拧在一起。在一个文本里，我安置了两重空间，一重是在相距当下较为遥远的80年代；另外一重，则发生在刚过去的这一年里。一个过去式，一个进行时。一开始我打算用第三人称来讲故事，但怎么写都觉得不顺，于是我换一种方式，让自己成为那个记者，那个带着一身悲戚的记者，由他的一双眼来看陈天玺和刘素彩，由他的阅读来掀开《南方旅店》的神秘面纱。他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他讲故事的方式就是我的方式。
真正的《南方旅店》，是那个篇幅只有一个中篇长度的文本。
它并不是独立完成的，我一边写外面的故事，一边构思里面的故事，就像两段从不同位置开始朝中间挖掘的隧道，我必须保证精准，必须使它们刚好就在某一个处打通。有时周岐山和陈天玺这两段叙述中断了，我就跳进《南方旅店》里，让叙述的河流重新流动起来。
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次。这半年来，一天最多只能写一两千字，其余的时间，阅读、上课、做其他事情；一天二十四小时，如果能有一两个小时是情绪饱满且状态不错的话，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更多的时候，我只能像一个忧伤满怀的农夫那样，担心地里收不了庄稼，于是只好对着空空****的土地发呆。
所以，这也是写得极慢的一次。
写的过程中，我看不到尽头，就像一个独自行夜路的人。我不知道这部小说什么时候能写完，也不知道故事写完之后，它是不是我想要的样子。特别是蓝瑛那部分故事，最难写，我真是挖空了心思，走路也想着，吃饭也想着，我不仅要把自己当成那个虚构的小说家，模仿她的口吻，用她的腔调来讲故事；还要时时考虑，这个小故事和外面的大故事之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我要用怎样一种方式才能让它们衔接起来，融为一体。这是最让人头疼的，有好多次我写不下去了，对着文档里密密麻麻的字句极度沮丧，这些篇章、这些字句忽然就变成了一群蚂蚁，爬向我，啃噬着我的骨肉，搅得我坐立不安，疼痛难耐。
不过幸运的是，我撑过来了，从黑暗的夜晚，从光亮的白天，从密不透风的窒息之中，从豁然开朗的畅快之中，我撑过来了。我用了那么大的力气在写，写完之后又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通读，推敲，修改那些细枝末节。从来没有一个故事让我如此痴迷，我反复地和我身边的朋友讲，直到我自己也信以为真，这个故事是真的，里面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情节，都确确实实发生过，只有这样，我才能给予自己信心，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敲打键盘，将这个故事讲下去。
《南方旅店》里的赵嘉轩和蓝瑛，是一面镜子，就像水一样，他们照见了另一重世界的影子。这是我书写时候的一个设想，我想把发生在两个不同年代的故事并置在一起，并且让它们产生微妙的联系——至于这个设想能否实现，我也说不准。我只负责讲故事，并不负责解释，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更何况一部小说？
所以，不管你说这是一个故事也好，两个故事也罢，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将它读完，我就没有遗憾了。
在这篇后记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想再和你讲一小段故事。
在一个纪念三毛逝世二十周年的电视节目上，三毛生前的好友公布了她写的最后一封信，信里说：“小熊，我走了，这一回是真的。在敦煌飞天的时候，皓平，我要想你。如果不是自制心太强，小熊，你也知道，我那375把钥匙，起码有一百把要交给谁。”那个好友说，他形容三毛是一间旅馆，有375个房间，所以前台接待处有375个格子，共放着375把钥匙。她就是如此丰富的一个人，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每个房间里那些丰富的内涵，所以她孤独。
我想，或许《南方旅店》可以是这样的意象：她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有很多把钥匙，但是你只能打开一个，于是你注定听不到其他房间的欢笑和哭泣，你注定要独自面对这个房间里住着的“感情”，她可能适合你，可能极端地与你相悖，甚至可能伤害你造成死亡，但是你只能与她相对，要么，爱上她，要么，毁灭她，要么，毁灭你自己。
直到写完这个故事，我才想起这些，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旅店”是一个多么孤独的意象。在这个故事里，我写了爱情，也写了死亡，所以小说的英文名才叫Love and Death in Southern Hotel，南方旅店的爱和死亡。我只是一个孤独的匠人，我用想象来搭建一座南方旅店，她有很多的房间，很多的房间还没满人，所以，欢迎你，住进来。
2012年7月13日凌晨
于暨南大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