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刺青文化
古代诗歌的审美向度到中晚唐已蔚为大观，五言如“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韦应物），再如“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温庭筠）；七言如“宝马鸣珂踏晓尘，鱼文匕首犯车茵”（刘禹锡），又如“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白居易）。尤其是白居易的诗，有着这个帝国最庞大的热爱者。如果他开微博的话，粉丝必然是超过李白、杜甫的，李商隐也不在话下。
除奇闻怪谈外，《酉阳杂俎》中还有大量的唐朝社会新闻，段成式以别样的视角，记载了白居易受欢迎的程度：“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处，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
晚唐时，荆州有市民叫葛清，是白居易的狂热粉丝。狂热到什么地步？在他身上，自脖子以下刺了三十多首白居易的诗，同时还配有插图，最终促成“体无完肤”这个成语的诞生。如在“不是此花偏爱菊”一句旁刺了幅画，画上有人手持酒杯，站在菊丛前；又刺有诗句“黄夹缬林寒有叶”，所配插图是棵古树，叶如彩色丝帛，绘工精繁，令人叫绝。类似的诗画，在全身上有三十多处。段成式居荆州，与朋友夜宴，曾亲自找来此人，现场观看了身上那些诗画刺青，大家称之为“白舍人行诗图”。
这则来自唐朝的新闻神奇如此。放到现在，必然是报纸社会新闻版的头条。
新闻中除道出葛清如此迷恋白居易的诗歌外，还传达出另一个信息：作为唐朝城市里的流行时尚，刺青在生活中是多么普及。
刺青，或称文身，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古来有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古越国，其民“断发文身”。作为一种图腾文化，刺青最初跟自然崇拜有关，被认为具有避邪的功能。再后来，功能渐渐具体，成为一种刑罚，即“黥刑”。直到西晋时，法律还规定：“奴始亡，加铜青若墨，黥两眼；从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长一寸五分。”段成式的三从兄，唐德宗贞元年间出行，随从在地上拾了数片颅骨，欲以其为药引，其中一片上就写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踪入骨也”。
刺青的民间化开始于唐朝，不但流氓喜欢，而且文人也喜欢，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成为被欣赏的艺术妆饰。所刺内容，主要为动物、人物、花树、佛像、文字。到北宋，作为刑罚的刺青依旧存在，宋江哥哥和杀人狂武松，犯案后脸上不就被刺了字吗？虽然是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但并不影响对所处时代风尚的反映。同时，妆饰功能更加突出了。史进、燕青、鲁智深身上莫不有精美的刺青。李师师看完燕青背上的刺青后爱慕不已，当时就有了私奔的念头，由此可见刺青之魅力。南宋后，刺青渐渐淡出生活的视野。再到后来，刺青者被习惯性地认为是黑道人物的标志，成为审美文化中的禁忌。当然，现在又当别论了。
《酉阳杂俎》中，不仅仅记载了葛清的故事，还有其他令人叫绝的，不妨摘引如下：
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持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击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长潜部，三千余人，悉杖煞，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时太宁坊力者张斡，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劄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
长安市井多恶少，喜欢刺青，一人名叫张斡，左右胳膊所刺的字样确实酷。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札青。其季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刺一树，树杪集鸟数十，其下悬镜，镜鼻系索，有人止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耳。”
成都小将韦少卿，不爱读书爱刺青，胸前刺一棵大树，枝上落着数十只鸟；树上垂下一面镜子，镜鼻上系有一根绳子，其绳引至一侧为人所牵。人问其意，答：没读过玄宗时宰相、燕国公张说的诗么？其中一句叫“挽镜寒鸦集”！宰相张若天上有知，当感动得再死一次了。
崔承宠，少从军，善驴鞠，豆脱杖捷如胶焉，后为黔南观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张臂食两指，绕腕匝颈，龃龉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对宾侣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辄袒而努臂戟手，捉优伶辈曰：“蛇咬尔。”优伶等即大叫毁而为痛状，以此为戏乐。
崔承宠官至黔南观察使，少年时曾在身上刺蟒蛇，蛇头在右手，经胳膊，在脖子上缠了一圈，往下盘桓于小腹，再向下直至小腿方止。平时会见宾客，往往用衣袖将手上的刺青盖住，但喝醉后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常举手伸腕，抓住表演节目的优伶取乐：“让我身上的蟒蛇咬你，信不信？”做到黔南观察使官已是不小了，但身上仍保持刺青，可见唐时这一时尚多么流行。
贼赵武建，札一百六处，番印盘鹊等，左右膊刺言：“野鸭滩头宿，朝朝被鹘梢。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处，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臂上刺葫芦，上出人首，如傀儡戏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言葫芦精也。
奇异的是，二盗贼于臂膀所刺之诗，都被收入《全唐诗》。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尝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恃此转为坊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头径三寸，叱杖子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绝。经旬日，袒衣而历门叫呼，乞修理功德钱。
成都无赖赵高性好斗，曾入狱，因其后背刺有佛教毗沙门天王的画像，官吏不敢杖打其背。这倒不失为一种躲避杖刑法。不过最后还是挨棍子了。
蜀将尹偃营有卒，晚点后数刻，偃将责之。卒被酒自理声高，偃怒，杖数十，几至死。卒弟为营典，性友爱，不平偃，乃以刀嫠肌作“杀尹”两字，以墨涅之。偃阴知，乃他事杖杀典。及大和中，南蛮入寇，偃领众数万保邛峡关。偃膂力绝人，常戏左右以枣节杖击其胫，随击筋涨拥肿，初无痕挞。恃其力，悉众出关，逐蛮数里。蛮伏发，夹攻之，大败，马倒，中数十枪而死。初出关日，忽见所杀典拥黄案，大如毂，在前引，心恶之。问左右，咸无见者。竟死于阵。
将仇人的名字纹于身上。
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月给燕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曰：“汝好妆耶？我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妆焉。
一个生性嫉妒的女人，不叫身边的女婢梳高髻，化浓妆，有一新来的婢女不知规矩，化妆稍浓，引得该妇大怒：“你不是好化妆吗？我给你化！”于是叫人刻其眉，用青颜料填上，又将锁柱烫热，用其烤婢女的眼角，后于伤口处敷上朱粉，及至肉痂脱落，伤处一如所化的浓妆。
近代妆尚靥如射月，曰黄星靥。靥钿之名，盖自吴孙和郑夫人也。和宠夫人，尝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婉弥苦。命太医合药，医言得白獭髓，杂玉与虎珀屑，当灭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虎珀太多，及差，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意，视之更益甚妍也。诸婢欲要宠者，皆以丹青点颊而进幸焉。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点迹。大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
唐朝女孩喜欢化一种叫“黄星靥”的妆，即以丹粉点面颊，形似酒窝。此外，女孩还喜欢作“花子”即梅花妆，起自上官婉儿。当时，婉儿因伤及额头，留下伤疤，乃于伤疤处刺了一朵梅花作掩饰，谁知该妆竟风靡宫廷，传至民间，中唐时已成女孩化妆的首选。另外，唐代宗大历年间之前，嫉妇们在家庭生活中一不如意，便喜欢在丫环或小妾脸上作月亮或铜钱状的刺青，时称“月点”“钱点”。
唐朝时，长安、成都、荆州是三大刺青地。
这三个地方，段成式都长时间生活过。长安为首都，刺青风尚自然立于潮头，但工艺最精妙的却是成都和荆州。成都的刺青在色泽上冠盖天下，鲜亮明艳得犹如卷画，段成式曾问其秘诀，有小工答：只不过是用质量最上乘的好墨罢了。从中唐开始，由于市场需要的增加，产生了一个新职业场所：刺青作坊。在荆州，贞元年间，从事刺青的手艺人就研发了一种万能印，上面有一排排刺针，可随着魔方般的转动，任意使用所需要的。
从中唐时代起，一些贵族女孩也开始在肩膀上刺花朵与水果了，比如芍药，再如牡丹，又如小巧的樱桃与爆裂的石榴。
关于刺青的故事，该说的都说了。
现在，还是回到开篇的葛清身上，顺着所刺的那一首首诗，追寻一下白居易的人生路程吧。为什么从市井上的葛清，到大明宫里的皇帝，从日本的留学生，到夜宴的座上宾都狂热地喜欢着他的诗？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被高端人士喜欢，那么很正常；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被大众喜欢，更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假如一个人写的东西，同时受到高端和大众的迷恋，那么这个人就值得研究了。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山西，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郑，也就是阳历的2月28日，李白、王维的阳历生日也是这一天。双鱼座的白居易聪慧而刻苦，细腻而敏感，又有刚直一面。跟成长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青年一样，他还有家国的情怀，希望通过努力，重现大唐盛世。不满二十岁时，白居易去长安漫游过一次，拜见了老诗人顾况，留下那个著名的典故。顾：“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看完白诗后，又言：“有才如此，居又何难！”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八岁，入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因诗赋才华横溢，一考即中。他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省校书郎，负责在皇家图书馆校对订正典籍。按仕途惯例，进士在朝廷干过一段时间后要到基层锻炼，白居易随后做了长安附近的周至县县尉。在周至的日子，白居易笔耕不辍，写出人生第一首杰作《长恨歌》，一夜之间名满长安。接下来，陆续做了翰林学士、左拾遗（谏官）、京兆府户曹参军（长安财政局长）、太子左善赞大夫（东宫太子的属官）。做左拾遗时，刚直方正，赢得了名声，也得罪了人。随后，就到了对诗人来说极为重要的元和十年（公元815年）。
这一年夏六月，藩镇李师道派遣刺客潜入长安，在力主削藩的铁腕宰相武元衡入朝途中将其刺杀。这是自古以来未有的事件。白居易怒发冲冠，第一个站出来向皇帝上疏，要求全力捕捉刺客。
在我们看来，不但没错，且忠烈可嘉。但官场的规则，白居易忘了；他做谏官时得罪过的人，白居易忘了。所以，有大臣站出来指责白居易：白担任太子左善赞大夫，是东宫太子属官，而宰相被刺后，上疏言事的应是朝廷谏官，白居易先于朝廷谏官上疏，破坏了朝廷规矩，也就是说越位了。就在这时候，还有人向白居易砸去更重的石头，这就是“不孝”的罪名，称白居易之母因看花落井而死，白在守孝时却写下与花、井有关的诗歌……
各种看着白居易别扭的人暂时团结在一起。这样一来，宪宗皇帝也骑虎难下，于是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在唐时非常重要，属中上等州，可以看作皇帝的照顾。但白居易刚出长安，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死于“甘露之变”的那位宰相）落井下石，对皇帝说，不孝的人怎么能做一州刺史？宪宗只好追加了一道命令，再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命运仿佛跟白居易开了个玩笑。他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即使先于谏官上疏，不合朝廷规矩，也罪不至此吧？后来我们看《唐律疏议》发现：这确实不构成罪名，何况上疏的背景是宰相被刺这样的特殊事件。他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落井下石。一路行船，白居易陷入巨大的迷惘。还好，途中收到挚友元稹的书信，山水间孤立无援的白居易一时间热泪盈眶。
此时白居易诗名天下皆知，江州刺史对他非常照顾，所以白居易虽官为司马，但实际上是非常闲的。他常一人独上庐山，那里有著名的东林寺。白居易在山上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别墅。幽谷花树间，白居易访僧问道，流连忘返，“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但实际上，诗人仍意气难平，在与妻兄《与杨虞卿书》中，他这样写道：“（武元衡被刺后）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
转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白居易于江边送客，萧瑟秋风抚过，诗人感到一丝人生的寒冷。然后他就看到那传来凄美琵琶声的小船，《长恨歌》之外的另一首杰作《琵琶行》由此诞生。在这里，不想去说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只想靠近诗人那一夜的心境。对他来说，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两句说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个夜晚，他这样的士人，与一个流浪的琵琶女，有什么不同？诗人另一种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经在江州悄悄拉开一角。
贬官前，白居易刚直激切，勇于言事，深得东汉士风；贬官后，趋向于独善其身，“世事从今口不言”。后来的白居易，在长安与外地的仕途间辗转，最终在东都洛阳做了闲官，跟裴度、刘禹锡诗酒相酬，野游夜宴，一心一意地实践着自己的“中隐”哲学。大隐隐于长安的朝廷，小隐于这个国家的山野，中隐则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闲官。
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阳，白居易、裴度、刘禹锡等十五位名士，模仿东晋的兰亭雅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春宴。“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
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乱”成全了杜甫。但从士人心灵史的角度看，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唐朝士人是白居易。他既是“中隐”概念的最初阐释者和实践者，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先驱。他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度过了后半生。
但白居易仍有自己的底线，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意志。在中晚唐绵延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没有投入哪一方阵营，哪怕他是“牛党”主力杨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与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党”一边，哪怕始终厌恶他的李德裕把他的诗篇扔掉。当两党成员为扳倒对方而纷纷亲近专权的宦官时，白居易依旧不为所动地坚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新唐书》对他的最终评价是“完节自高”，这非常准确。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白居易七十岁，以刑部尚书致仕，正式退休。白居易退休那一年，挚友刘禹锡离开了这个世界，密友元稹多年前就不在了。前几年，同居洛阳的老上级裴度也去世了。看不上自己的李德裕还在，唐武宗即位后深得信赖，回长安做了宰相。在他的铁腕治理下，不敢说回到盛唐时代，但跟宪宗时的“元和中兴”有些相似了。白居易在失落中有些欣慰，那些都是他曾经的梦啊。
朋友们一个个地离开这纷繁险恶的人间，是什么支撑白居易继续走下去？“栖心释梵，浪迹老庄”。
始于儒，中于道，终于释。
晚年的白居易，经常流连在洛阳的群山中。
看一下唐人康骈笔下晚年的白居易：“白尚书为少傅，分务洛师，情兴高逸，每有云泉胜境，靡不追游。常以诗酒为娱。因著《醉吟先生传》以叙。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群从子侄同游，倚栏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兴益高，因话廉察金陵，常记江南烟水，每见居人以叶舟浮泛，就食菰米鲈鱼。近来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见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水乡篷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桐甑而炊，卯角仆烹鱼煮茗。溯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啸方甚。卢抚掌惊叹，莫知谁氏。使人从而问之，乃曰：‘白傅与僧佛光，同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其后每遇亲友，无不话之，以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说的是，工部尚书卢简辞，在洛阳伊水边有别墅，此年冬天落雪之际，与家人登亭远眺，忽见清寒的水上，有小舟一艘，上有一人着白衣，与高僧闲坐，神姿高逸，或烹鱼煮茗，或吟诗长啸，舟过卢家别墅时，简辞叫人打问是谁，回禀道：是白居易先生，正往香山寺去。
卢简辞追羡良久，以后逢人就说所见的这一幕。这是现场目击者眼里晚年白居易的最真实写照。
作为一个佛教的接受者，白居易喜佛而不妄佛，只是把佛禅（包括老庄之道）作为自己心灵的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去获得庄、禅悠然自得之乐，从而开辟了两宋士大夫的心灵之路。中国士人的心灵步伐止于白居易。因为白之后的士人在心灵上没拿出更新的东西。至于被我们认为的士之完人苏轼，在内心轨迹上所追寻的也正是白居易之路。
白居易虽闲居洛阳，但在诗坛上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全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无论帝国哪个阶层的人，出口都能背诵白居易的诗。作为一个诗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叫人高兴的呢？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此时武宗死，宣宗即位，还没改年号），七十五岁的白居易病逝于洛阳。朝廷赠尚书右仆射。诗人一去，唐朝诗坛空了半边。白居易作何想法？还好，为他写墓志铭的人叫李商隐。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一首小令。可是，也许就在这短短的行间，包含了他一生的梦想、痛苦、欢愉和叹息。唐宣宗即位之初，有意起用闲居洛阳的白居易为宰相。但诏书还没发出去，白居易去世的消息就传来了。宣宗伤感不已，提笔写下《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