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
解根柱打了个电话给孟淑贤，约她晚上去看美国电影《魂断蓝桥》。
孟淑贤欣喜若狂。放下电话，哼着小曲，回到办公桌前收拾自己的东西。看腕上小表，离下班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距电影开映还有四个多小时。而她却再也没法安静地待下去了。向覃科长请了个假，匆匆离开了参谋总部。
有什么必要这么早就开始折腾呢？
她给予自己的理由是：总得画个妆吧？———当然，应该是淡妆；总得挑一件合适的衣服吧？是的，是的，理由还多着呢。
回到宿舍，两位室友当然都不在。
五点钟下班后，大家通常都会去总部机关食堂吃饭，然后才出总部大门。接下来往往还会到街上闲逛一阵子，各找各的乐子去。食堂每天供给午、晚两餐免费便餐，两荤两素，任随选用。工资不高的下级军官都不愿放过。像覃正侯这样的中级军官以及家眷不在南京的劳春亮也免不了常常光顾。但他们当然不在于省钱，只是为了省事。
孟淑贤坐到自己的小床前，对着小圆镜着手化妆。
她明白解根柱那样的政治信仰，厌恶化过妆的女人；而不化妆又不能充分美化自己，所以她就走中庸之道，定了个调子，化“淡妆”。
事与愿违，涂来描去，末了竟是个大浓妆。心太切了啊！当然要不得，赶紧擦去、洗净，重新来。第二次拾掇下来，“淡”固然“淡”矣，却又淡得过了头，达不到预期的“充分美化”效果。没办法，只好再次擦去、洗净又重来。就这样涂了擦，抹了洗，折腾了好多遍，耗费了一个多小时才“差强人意”。
衣服倒不费事。初夏衣服箱子里只三套，没什么可挑的。她穿了一件米灰色短袖旗袍，就算完事了。
未到约定时间，她早就待在电影院大门外了。踯躅了两个多钟头才等来了时间，等来了解根柱。
解根柱已然完全都市化了。向后梳理得颇整齐的大背头，乌黑浓密，油光锃亮；一套鼻烟色亚麻西服十分合体，一看就知道是上海培罗蒙西服店量体裁剪的昂贵东西；脚上是白黄两色相接的皮鞋，与西服颜色搭配颇为协调；举手投足间还不时让人窥见腕上的劳力士金表。
乍一见他，孟淑贤稍感意外，旋即灿然笑了。那笑里多少含了点儿嘲讽的味道：谁说共产党穷呀，面前这位岂不就是活脱脱的布尔乔亚吗。
看电影的过程孟淑贤深感幸福。散场后去一家小吃店消夜把这幸福推向**。而分手时对方提的一个要求，却又让她从云端上跌了下来。
他说：“五天后，也就是×月×日，你可以到镇江接我吗？”
她诧异地瞧着他，“什么？镇江？”
他说：“是的。当天下午三点钟左右。”
她越加困惑了。“我不明白。”
他不需要她明白，继续说：“你去借一辆小汽车，吉普、轿车都行；一定要穿上军服，带上军官证。”
她这才开始有点儿明白了。怪不得今天那么殷勤地陪我玩，原来如此。她愠然地问道：
“究竟怎么回事？根柱，你要做什么？”
他不回答他的诘问，微笑了一下，小声问了一句道：
“能办到吗？”
她隐然感觉到这句语气温和的问话后面似乎不无威胁的味道。她明白，如果拒绝，那自己也许从此就在茫茫人海中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了。他那脾性呀，无情而又果决。四目相对之下，她只犹豫了几秒钟，赶紧回答道：
“没问题，放心好了！”
“啊，”他高兴地笑了，拍拍她的肩，“这就对了！”
这一句赞扬的话和她自以为还算亲昵的动作，使她高兴了好多天。
第二天，解根柱揣着国统区的身份证，乘长途汽车到了镇江。
从镇江城里到长江边很近。有一处关卡，检查很严，除了看相关证件，还会搜查行李。
他装成游山玩水的样，沿江踏勘，寻找从北岸返回时渡船抛锚泊岸的地方。
江边不时有一两座碉堡，堡外站着几个持枪士兵，懒洋洋地注视从北岸驶来的大小船只，显然一律要检查的。往来行人只要不靠近江边，只沿着江岸约莫三十公尺的简易公路行走，他们是不去管的。
他沿着这条既窄又粗糙的土公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从石碑上看名叫丰下渡的地方。这里碉堡少多了，两三公里远近才有一座；碉堡内外的士兵也越发疏懒，因为没了官长监督。芦苇叶多起来了，棵棵都颇粗大，也颇高，简直像茅竹。一棵挤一棵，森林一般，从江岸往江里延伸，宽可半里许；顺着江岸向前展望，则看不到尽头。他估摸了一番江那边与此相对应的方位，默默记了下来。
然后返回刚到江边的地方。
那里有轮渡。
他以商人身份买了一张票，大摇大摆到江北去了。
他辗转来到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所在地淮安，找到了相关负责人，禀报了他是接到交通员传达的李克农同志指示，前来衔接关系和领受任务。
李克农的指示是，以前直属中央情报机关领导的各地情报组织，为适应今后战争形势，都要同时受所在大区的党组织和军事机构指挥，战略性情报报送中央，战术性情报则送地方。
华中军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他，今后具体领导他情报小组的是华中野战军情报部（政治部所属机构）。这里可以派车送他去海安的野战军前线指挥部。那里的政治部钟期光主任已知道此事，正在等他。
这时有参谋人员插话，粟司令员不是回来了吗，可能明天返回海安。军区要派吉普车送，解根柱同志可以搭车同去。
解根柱大喜。不仅可以近距离见着这位声名卓著的将军，还可以同路同车，运气真好啊。
解根柱从他们的一些对话里听出粟司令员一直在前线练兵或者应对国民党部队不时挑起的一些武装挑衅，不容易回淮安来。眼下李默庵在长江北岸屯兵十二万，蠢蠢欲动，更不能轻易离开指挥岗位。这次大老远地跑回来，听说途中又是骑自行车又是乘船又是搭老乡的马车，还步行了好一段路。若不是有重大事情要与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磋商是不会如此的。
原来，粟裕与中央在近期战略原则上发生了分歧。这一分歧，尽管只是针对华中一隅，却牵涉到了毛泽东对全国的通盘考虑。
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已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明白，这个时候只靠舆论去谋求和平显然已经办不到了，一味退让更难填蒋介石欲壑，只有坚决地动用武力，以戈止戈了。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中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
可见，即使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初期，毛泽东仍在力争挽回和平局面；他坚决采取自卫战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恢复和平。
他希望用半年左右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大的攻势，歼灭大量国民党部队，扩大解放区，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接受和平。经过通盘考虑，拟定了南北两线作战计划。这一套系列作战计划，后来经过实践，经过探索，越来越完善，某些部分甚至做了较大调整———其中包括时机方面和区域方面。
这个南线作战计划大略为：以刘伯承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万人、陈毅山东野战军五万余人、粟裕华中野战军三万余人，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这些行动成功后（不一定要占领开封、徐州），可考虑以刘伯承和陈毅两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毛泽东解释，这个大踏步进攻行动，其“精神是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是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2]应该说，这是一步看似冒险而其实精彩的一步棋。只有充分洞悉蒋介石心思的人才敢如此落子。这样的兵锋首先威胁到南京、上海。蒋介石集团中人一旦感觉到那兵锋的闪闪寒光之后可以肯定再无人还能镇定如常，不仓皇调动大军去对付是不可能的；其后共产党军队再做出一副经略中原的姿态，致使一向迷信“得中原者得天下”古训的蒋介石不会不管不顾，哪里还有心思、有富余兵力去乘虚夺取共军老巢呢？以往的战史专家往往思不及此而妄持批评态度。两军大战，了解对方统帅的秉性是制定战略计划的重要依据。谁还能有毛泽东那样对蒋介石的心思、思维方式、秉性做尽了功课从而达到洞幽烛微的程度呢？
北线则提出了一个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以聂荣臻晋察冀野战军和贺龙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条铁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牵制方向。毛泽东命令他们，“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必须完成此任务”。“所有对平汉、同蒲、正太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3]
他对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的要求是坚持执行“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奋斗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抓住当下停战时机，通过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多方面之准备，以“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之有利变化。”[4]而在目前，即所谓休战时期，则应采取“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借以大力巩固根据地、壮大武装力量。他反复强调东北要准备持久战争，提倡自力更生。专门电示即将到苏联治病的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不要向苏联提出“过高要求”；又强调关内各解放区更要“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联方面“做任何要求”。[5]
进行这一系列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仍力图以取得战争胜利来谋求恢复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愿望出发，指示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周恩来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分局称：“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路东，陈舒主力出徐（州）蚌（埠）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淮南津浦路东，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区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特别强调必须在七月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西移淮南作战。
陈毅对毛泽东这一指示完全赞成，表示坚决执行。在复电中央的同时，以华东局名义[6]电令华中野战军留一个纵队守苏中解放区，集结陶勇、王必成两纵队以及第十纵、五旅在六合、天长之间地带整训，待命开赴淮南津浦铁路蚌埠、浦口段作战。此外，数月前陈毅已从华中野战军抽调一个多纵队到他负责的作战区域。
对于毛泽东全面的战略思考，粟裕未能置喙；他只是对华中部队主力离开根据地进行外线作战有异议。
他十分担心华中主力部队在华中军区实力尚未充分强大的现在就离开根据地开赴淮南作战可能会遭遇重大挫折。三万多人马，每天需要粮草十万斤，都得由苏中解放区供给，大批支前民工也得从苏中解放区征调。这个当然不会有问题。问题在于主力部队走后，李默庵十二万装备精良的人马一旦进犯，留守部队仅为一个刚刚从地方武装升格的纵队如何对付得了？地富人稠的苏中地区一旦丢失，淮南的作战部队就失去了后方供给。除非淮南作战能赶在李默庵进犯苏中之前速战速决。而这个谁敢保证呢？驻防淮南的国民党部队是蒋介石夸耀的“五大主力”中的两个：第五军和七十四军———后来更名为整编第五师、整编七十四师。何况苏中地区水网密布，大小城镇无不城高池深，是一块易守难攻的区域。一旦丢失，则有利条件尽为敌人所得，再要夺回，就得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更何况土改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我们一走，地主跟在国民党后面卷土重来，穷苦农民岂不遭更大的罪？
中共中央关于用兵淮南的命令一个接一个飞到淮安。
毛泽东同时电告华中分局，苏中“有暂时失陷可能，你们宜事先做好准备。”
陈毅也接二连三地电促他们尽快拥兵西出淮南。
每一份电报粟裕都反复阅读，认真琢磨。是服从命令二话不说率部西进，还是向上陈述，争取中央改变主意？他久久难以决断。
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先后来到他的办公室，希望他及早拿定主意。为了不打扰他的思维，两人都不约而同悄无声息地进来，悄无声息地落座，悄无声息地点火吸烟。
不知过了多久，粟裕放下手里那一沓电报，移动目光，茫然望着他俩。长叹了一声，喃喃问道：
“你们说怎么办呀？”
刘先胜瞧了一下钟期光，又移回视线望着粟裕，说：
“中央和陈军长的电报很明确，不执行难免抗命之嫌；但是，我们华中野战军十五个团开赴淮南，苏中只留一个纵队，怎么对付李默庵十二万人马？”
“苏中的土改正在胜利进行，我们向老百姓的承诺是田分到手，永远不会再被地主夺走。那些地主老财跟在国民党军队屁股后头回来，农民的土地被夺走且不说，还会有多少翻身农民人头落地？这样做我们会失信于民的！”
粟裕点点头，再次长叹了一声。无力地缓缓站起来，踱到壁挂式地图前，望着上面自己亲手做的一些标记。良久，自语似的说道：
“仗是非打不可的，问题是在哪里打最为有利？中央决定采取外线出击方针，看来是要以战逼和，意在让蒋介石清醒清醒，接受和平。我看呀……很难！看看蒋介石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掷进去多少美元、黄金，做了充分的准备，他能甘心停下来吗？再看看他越来越嚣张的气焰，一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姿态，什么时候他也清醒不了！我斗胆预言，全面较量一经展开，仗就会一直打下去，根本没有谈和的希望！我们唯有一心一意把关注点放在打仗方面才是对的！怎样打才能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什么地方打能达到这个目的，就照那样办好了。直到把蒋介石老本消灭光了，和平自然也就来到了！”
“那就在苏中打！从目前情况看，这个最为有利！”刘先胜说，“可是，中央、陈军长那里怎么办呢？”
粟裕无语，踱到座位前，缓缓坐下。他心事重啊。
钟期光同情地望着他，明白他的心思，小声建议道：
“我看……可不可以这样：第一步去淮安，争取先在分局领导层统一意见；然后向中央集体陈诉。我觉得只要充分阐明利弊，毛主席是会接受的！”
刘先胜说：“也只有这样了。”
粟裕权衡半晌，终于下了决心。他决定拟一份致中央的长电，发出去。然后才动身赴淮安。
六月二十七日，他亲自起草这份著名的致中共中央电。
电文详细分析了在苏中作战和淮南作战各自的利弊得失，摘要如次：
苏中物产丰富，人口近千万，经济发达，足可支持大规模战争。一旦丢失，强大的人力物力将为敌所用。而且水网密布，地理条件于我有利，而不利于敌之机械化部队展开。将敌军引进来分割歼灭应非难事。苏中是我党多年经营的老根据地，近来土改更广泛赢得民心，群众基础十分扎实；华中野战军指战员大多数是本地人，与地方是血肉关系，保家卫国，必义无反顾。若不在苏中打一仗就轻言放弃，很难说服部队和群众———官兵会担心群众遭难而忍不住频频回顾，群众也会骂我们言而无信。如此我们将何以自处？况且，主力西进，苏中失陷不可避免。若淮南战局一旦不尽如我意，我军将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淮南贫瘠，大部队集中于此，粮草供应极端困难。若苏中尚在固可远道支应；而区区一个纵队留守，拥十二万大军的李默庵岂会不垂涎觊觎？因此，请中央考虑，我们可否在苏中打一仗再西移？
粟裕心里的小算盘，只要打胜了第一仗，再求中央允许打系列战以图拆卸李默庵十二万人马，那就容易得到同意了。
电报发出后，粟裕也同时着手进行转进淮南的准备。
首先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传达中央指示，进行战前动员。讲完后，叫大家讨论。
会场上立刻抱怨连天，这位尚未说完，另一位又接上了话茬。一师、六师、七纵、十纵的领导纷纷站起来，七嘴八舌要求在苏中打几个胜仗，粉碎了李默庵的进犯，再执行中央命令转进淮南。
粟裕没有附和，严肃地指出军队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何况是中央的命令。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必须坚决执行。
会后他与刘先胜、钟期光做短暂商量，立刻动身去淮安。
从海安到淮安弯弯曲曲，有一百八十公里。沿途江河溪渠纵横，湖泊堰塘星罗棋布。粟裕只带了一名卫士———都是解放区领域，治安很好。他大路骑马，小路骑自行车，水路乘船，无路步行，日夜兼程，间道奔往淮安。
进了淮安古城，匆匆往总部赶去，经过妻儿居住的房屋门前也顾不得进去瞧上一眼。
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听了他的汇报，立刻开会研究。大家讨论了一阵，很快就被粟裕说服，统一了意见。遂共同做出决定，以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同时抄送陈毅），陈述苏中实际情况以及他们集体的意见：
“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由苏中供给，民夫运输亦恐难支持。因淮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苏中公粮收入占华中二分之一，人口占五分之二，对支持今后长期战争有极大作用”。
“苏中地武[7]已很弱，难于坚持钳制任务。若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如是，不仅对苏中本身不利，即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之供应更有极大影响”。因此，请求中央同意华中野战军在战役的第一阶段留在苏中作战，解决当面之敌；在第二阶段，约莫八月中旬，苏中主力西进淮南加入蚌、浦段作战。电文最后以催促语气加了一句“当否请即电示”。
中央将会做何答复？粟裕心里没有把握。而战事准备一刻也不能等待。粟裕在会上向他的领导和同僚们建议，中央正式答复之前，西进淮南和内线迎敌两种方案同时进行。特别是西进淮南的作战计划决不能潦草，必须认真、加紧准备，以备中央坚持原议。
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首先表示同意粟裕意见，请他全权负责实施。
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也赞成张鼎丞的安排。同时表示，后方支前工作由分局负责。粟裕同志有何要求请尽管提出，我们一定全力解决。
散会时，张鼎丞小声告诉粟裕，马上回家看看，孩子病了。“前几天我叫李振湘去看了，说是天花！”
这个李振湘是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早年毕业于湖南省湘雅医学院。
粟裕心里咯噔一下。那年月天花是会死人的，他紧张起来了。赶紧处理完公务，好赶回家去看看。他把军区测绘处负责人叫来，吩咐立即翻印一百份淮北、淮南军用地图。小到村庄、乡间小路都必须标识清楚，不得有误。
安排好一切，这才匆匆赶回家去。
夫人楚青叫他放心。李副部长治疗后，儿子戎生昨天退烧了，病情渐趋平稳，谅无大碍。又嘱咐他在前线好好打仗，家里有她负责，不用惦念。
华中军区后勤部负责同志安排了一辆吉普车送粟裕。向粟裕请示，南京有一位同志也要去海安，可不可以搭车？
粟裕说，为什么不可以，再加两个人也挤得下。
解根柱顺利地上了粟裕的车。
他第一次见着这位名将，十分兴奋，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暗暗唏嘘感叹。
粟裕喜欢开车，教司机到后排与警卫员坐到一起，让解根柱坐到副驾驶位置上。粟裕一边把握方向盘一边故作正经地问解根柱道：
“这位同志，怎么老盯着我看呀？审查出什么来了没有？”
“粟司令员，哪能呢，哪能呢……”解根柱涨红了脸，不好意思地解释。“以前没见过司令员，今天得着这个机会见到了司令员了，这才知道跟我从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粟裕给逗乐了，打了一串哈哈。轻轻向右打了一下方向盘，让车子拐了个弯，上了公路。有了汽车，不必走来时的小路，可沿公路奔驰。车子上了正道，这才说：
“你是说，眼前这个瘦小的家伙，怎么瞧也不像个司令员，是吧？”
“不不不，司令员是抗战名将，在国统区也是声名赫赫！哪能不像呢？”
“什么名将，什么声名赫赫，不过打了几个小胜仗罢了；再说，那也是毛主席指挥得好，我们不过就是认真执行罢了！对了，你这位同志是做什么工作的？去我们那里找谁？”
“报告司令员，我是做地下工作的，去司令部找钟期光主任。主要有这么一些事……”
粟裕马上从方向盘上腾出一只手向他摇了摇道：“不要说了！你要注意呀，做‘地工’首先得注意保密！”
解根柱望着粟裕微笑道：“对司令员有什么必要保密呢！司令员是我们的……”
粟裕又一次挥手打断他的话，“你这位小同志可不能这样说呀，‘地工’保密原则任何人都得遵守，司令、总司令也不能例外！你们做具体地工的更应该明白，不是你的直接领导，再大的首长也不能随便汇报什么！明白吗？”
“明白，明白！司令员批评得对！”
到了海安的野战军司令部，解根柱找到了钟期光。
钟期光告诉他，李克农同志前后两份电报这里早就收到了，欢迎他的情报小组参加华中的工作，具体联系人是情报部主任朱诚基，由朱诚基同志向他交代工作。
钟期光把他领到朱诚基办公室，就握手离开了。
朱诚基告诉他，李克农同志有新指示：涉及全国战略或华中之外解放区的情报，原定直发延安；以后可视具体情况便捷与否，直发延安或由华中代转均可。我给你的小组想了个代号———蚕豆。这个东西在苏南苏北都很普遍，每到暮春，到处田里多得像野草一般，家家餐桌上都有，偶一不慎被人听到也引不起注意。你就是组长。你回去以后要调整联系方式，必须坚持单线，严禁多头关系与横向关系。镝影不进入蚕豆小组，其战略情报直发延安，涉及华中的情报他会交给你。我们给你准备了一批苏联器材，有微型红外线照相机，小型收发报机———只有一台电话大小，便于隐藏。这次你一并带回去。路上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就好。也给你物色了一位收发报员，苏联捷尔任斯基情报学院的优等生，两年前奉调回国了。你和这位同志装扮成恋人，不然凭什么时不时待在一起呢？如果发展成真正的恋人，甚至进而成为夫妻，组织上不仅认可，而且乐观其成。这可不是玩笑话，是我和钟期光主任商量决定的。因为那样更有利于工作———从形式上看，家庭往往比单身男子或单身女子更具保护色。但是，组织上决不勉强你们，如果你们觉得还是永远成为假恋人为宜，那也行。这就是所谓大纪律不干涉小自由。另外，在上海汇通银行给你存入一笔钱，作为一年的活动经费和小组同志们的生活费。
解根柱沉吟不语，面有难色。
朱诚基问他，怎么，有什么困难吗？
他表示，如果那位女同志这次跟他一起去南京，恐怕有困难。
朱诚基点头说，是的，这个早就考虑到了。你带着器材，要混过敌人关卡已经有极大风险了，不能再增加负担。我昨天就安排她出发了。顺利的话，今天应该进了南京城吧？
解根柱这才松了一口气。
朱诚基将电台呼号，安全密码，以及紧急情况下的联系方式，一一告诉了他。
解根柱问，怎么与那位报务员联系？
朱诚基说，她自己会与你联系的，你记牢暗号就可以了。最好你能帮她找一个职业作掩护。这个有没有可能？
解根柱说这个不很难。可以伪称她是解放区逃亡地主的女儿。对了，她的口音是哪一种？
朱诚基说，鲁南。她就是那里的人。
解根柱笑了，我的老乡呀。那就说她家是鲁南的中小地主吧，说大地主容易被查出来。
[1] 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
[2]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陈、舒电，藏中央文献档案馆。其中“舒”指舒同，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
[3] 194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致聂、萧、刘、罗并告子华电，藏中央文献档案馆 。
[4] 1946年7月11日中共中央致林彪电，藏中央文献档案馆 。
[5] 1946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藏中央文献档案馆 。
[6] 这段时期华东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饶漱石有较长时间来往不定，有时回华东照应一下，有时在延安述职，大部分时间在军调部与美蒋代表周旋 。
[7] 地方武装力量的简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