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军统上层干部文强，经历颇富传奇与戏剧色彩，此人的性格与做派是国民党内大多数官僚的缩影：由于精明强干，他受到胡宗南甚至蒋经国器重；由于炉火纯青的两面三刀伎俩，尽管以军统干部之身越级向上攀附，也丝毫没引起戴笠、毛人凤的疑忌；也由于丰富的想象力，居然能把林彪总部作战科副科长成功策反，致林彪倒吸了一口凉气而三天不吃不喝。其方法很传统也很老套———美人计。这个在后文会略述个中委曲。
文强抗战后期担任军统局北方办事处主任，统管北方几省的区站。他本人在口述回忆录里说是“北方局”，乃是在名称上的夸大之词，与其一生改不掉的吹牛皮性格一脉相承。说起此公吹牛皮的习性，那真是“附体”终生了。直到后来进了解放军战犯管理所，他都继续在吹嘘，说毛主席是他的表哥（尽管确实是沾亲带故）。抗战胜利后，熊式辉通过侍从室调他出任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实际上是主持情报工作。他对熊表示极愿追随左右；但既然端了军统的碗，那就须向戴笠请示了才敢回答。其实他早就攀附上了胡宗南，主要是征求胡宗南的意见。当年在军统内他早已得到了少将衔，自以为凭本领应继续上升，无奈这在军统局系统是不可能的。因为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戴笠才是少将，麾下干部不可能超越其军阶。戴笠在抗战结束时也才蒙蒋介石恩典，给了个“加中将衔”的名义。何谓“加”？也就是“权充”之谓，虚衔而已，实际军衔及薪金待遇依旧只是原来的少将。连戴笠都在希望加入海军以改善自己的军阶现状，以文强的精明，不可能思不及此。所以他早就在做脱离军统的打算并付诸行动了。如何迈出第一步而又不让戴笠反感，他当初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结果瞅准了胡宗南。胡宗南野心很大，控制了西北不满足，还把触须伸向了华北。这就需要有人替他掌握华北的军事情报，便请其至交戴笠帮忙安排人选。文强乘机毛遂自荐，向戴笠表示可以在不影响军统本分工作外，替胡长官也做点事。就这样，文强成了胡宗南的半个部下。果然有了收益。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在自己司令部编制内报了一批中将衔将领名额，把文强夹在其间。这年文强四十岁，顺利叙中将衔。
文强要去东北，说服胡宗南支持他，暗示这是胡宗南把触须伸向熊式辉辖区的机会。
胡宗南大喜，鼓励他放心前去，戴笠那里由老胡去解释。
戴笠也顺势让文强以站长身份重建残破的军统东北站。
胡宗南问文强，你去东北以后，我们怎么联系？
文强沉吟一下，说胡长官可不可以用个化名？以塞熊式辉耳目。
胡宗南说，那是自然。这样吧，就用陈继生这个名字，如何？
文强说，好的。
胡宗南又说，你我之间专用的密码，一会儿我叫下面抓紧编制。以后你要随时把掌握到的华北、东北方面的情况向我报告。
文强说，那是当然。另外，如果有整理上报给军统局本部的文件，我也照原样给胡长官复制一份呈上。
胡宗南赞扬道，很好，你考虑得很周到嘛。以后我们的事业发展了，自然有你一份功劳。我告诉你吧，我当这个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相当于西安行辕主任。不能让李宗仁在华北坐大，我马上要派三个军到华北去，校长已经同意了；就只东北暂时去不了部队，熊式辉、杜聿明在那里挡我们的道。不过以后会逐步往那里发展的，你这次去了就是未雨绸缪之举。
文强到了北平，适逢戴笠在那里肃奸与反贪。两人见了一面。
戴笠感叹时局变化真大，不断摇头。旋又说，校长最近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把前线将领骂了个遍。也难怪他老人家生气，上党战役阎锡山损失了三万多人；苏北也被粟裕搅成了一锅粥，国军损失了差不多四万人马；杜聿明打进了山海关，倒是把共军打得抱头鼠窜。可追击到巨流河又只好退回来。前面有苏军挡着，不让追呀。娘希匹，老毛子真可恶；这两天刘伯承又在平汉路打响了，国军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校长说，形势这么严峻，各部队要严禁妄谈和平，不论重庆的谈判桌上唱什么调门，戡乱一刻也不可停。
最后戴笠吩咐文强，你去东北要做出成绩，给杜光亭以有力支持。下一步看来会夺取四平市，你要及早关注四平共军的情况。
文强请他放心，去东北后一定抓紧部署四平的情报工作，以及重建军统在那里的机构。
文强到了长春，当天就去向熊式辉报到。
东北行辕迁到了原“满洲煤炭株式会社”大楼。当地人习惯简称为满炭大楼。文强在这里听罢熊式辉训示，办完了该办的手续，没稍停留，告辞出来，马上就去拜会蒋经国。
蒋经国在东北的临时职务是外交特派员，专事办理与苏军的交涉。
外交特派员公署人数不多，设在伪长春市长官邸。内部装修豪华；家具、各种陈设保存完好；餐厅气派颇大，宽敞讲究。洋楼下是大花园，花草经佑得一丝不苟。东西两厢房有西式和日式两种房间，作为蒋经国会客、宴客、办公之用。门卫由苏军士兵担任；一辆由苏军士兵充当驾驶员的吉普车供蒋经国使用。
蒋经国对于从苏军手里成功接收东北并不乐观，说是看来只有待苏军撤离后通过大打来解决了。目前与苏军的交涉，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蒋经国勉励文强做好情报工作，以后配合杜聿明的军事行动。
文强后来才知道，蒋经国当初到长春后，首次与马利诺夫斯基谈判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原则，商谈苏军撤军事宜。蒋经国请苏方明确撤军日期；在苏军未撤离的地区，要求苏军协助国民政府官员先行接收东北几个大城市的行政权。
马利诺夫斯基表示，后者没有问题；前者碍难明确。因为何时开始撤军须等待斯大林大元帅的命令。不过请放心，苏军自当履行义务，一点问题也不会有。以后撤军的程序除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之外，将自南向北逐步撤出；另外，目前东北的铁路、交通、电力、工矿企业属军事管制，在苏军未撤前不能移交。
蒋介石收到蒋经国的报告后，考虑既然苏方同意先协助中方行政官员完成主权接收，那么就迅速将东北九省三市的官员派往东北吧。行政官员的和平接管只是一步棋，更主要的是杜聿明已经入山海关的部队必须做好武力收复准备，苏军每撤离一段，国军应及时填驻。若遭遇共军阻击，只要苏军不在场，则应坚决歼灭。
熊式辉得到伪满人员报告，共军进入东北以后，与盘踞北满的周保中抗联合流，在苏军掩护下，大规模在中小城市以及农村建立赤色政权，实施土地改革，邀买泥腿子民心。农民鼠目寸光，好利无义，得到了土地无不拥护共匪，成为匪区政权的主要支柱。东北大部分农村就这样开始在深度赤化。他商诸蒋经国，主张派遣官员去苏军尚未撤离的大城市宣慰民众，争取民众认同中央，勿为匪类异端所迷惑。
蒋经国向苏军当局提出请苏军护送国府官员先进入吉林、哈尔滨、沈阳代蒋委员长发布《告东北同胞书》。
蒋经国真实的目的除了“宣慰”，还有就是拉拢伪满时代的大商人、大地主、伪官僚，了解各地赤化的程度，问计于这些人，以便回来研究对策。
苏军不得不敷衍蒋经国面子，派了几名联络军官陪同宣慰官员莫德惠等十余人去距长春不远的吉林市跑了一趟。不料次日几名苏军联络官就不见了踪影。那一带到处是周保中部队，关内来的共军也不少；更要命的是那些进城追捕逃亡土劣（不法地主）的泥腿子。这些人对莫德惠等人多次盘诘，差点没把他们当逃亡的汉奸地主给抓了起来。安全堪虞，他们赶紧逃回长春。从此不敢轻易离开行辕周边。
说到行辕，熊式辉还被苏军方面不轻不重地申斥了一通。
他到东北之初，怕惹恼苏军，不敢在满炭大楼外挂牌。后来见苏军当局十分友好，还派来红旗歌舞团对他们进行慰问演出，平时也宴会不断，便放了心。逐渐将东北行辕的吊牌亮了出来。挂这块牌子十分重要，可以借此向长春乃至东北民众宣示国府派驻机构在这里的公开存在。
不料苏军立即派一名参谋到外交特派员公署抗议。称早已知照过中方，在苏军占领期间，除行政官员可以来接管地方政权外，不允许任何军事机关进驻。要求立即撤去军事委员会行辕的牌子。
蒋经国无奈，只好把这个意思转达熊式辉。
熊式辉大为愤慨，也对蒋经国的胆小嗤之以鼻，遂直接与苏军当局对话，指摘对方故意刁难。行辕并非单纯的军事机关，而是兼管地方政务及经济事务，代表国民政府的大区机构。
而苏军驻长春前进指挥部的司令员伏斯德诺霍夫大将并不接受这个观点，质问熊式辉“行辕”这个称谓前面的限制词“军事委员会”是不是军事机关范畴？说除非有莫斯科的具体指令，否则只好认定这就是个军事机关。以后若被什么人武装摧毁，苏军概不负责。
熊式辉无奈，只好卸下了这块招牌。
他由此更进一步认识到苏联方面对国府军政人员的“欢迎”全是假的，而遏制才是不遗余力的；相反，对共匪武装力量的扶持事实上也半公开化了。与蒋经国商量后，决定一起回重庆汇报，请示对策。
蒋介石听取了蒋经国、熊式辉的汇报，琢磨了一天。又召来白崇禧、张治中、林蔚等人一起研究。最后认为问题的要害是共匪军队在苏军掩护下，正在迅速渗透东北；并且必然已暗中全盘接受了苏军缴获的日本军火以疯狂扩军，企图逐步侵吞东北全境。这个才是必须严重关注的，其他都不过是枝节问题。如果国民政府对苏军不要求全责备，暂且委曲求全，尽量争取其一定程度的中立，那就有希望早日接收东北各大城市，建立政府。诚能如是，就占据了有利条件，可以就地组织保安团队、武装警察，可以一定程度遏制匪势蔓延。加上国军大部队陆续出关，苏军全部撤离后即可放手用兵，东北局势是可以控驭的。
他做了两项决定。首先是继续抽调精锐部队出关，交杜聿明统率；再者指示外交部，将苏军逾期不撤离东北，以战利品名义把沈、长两市工业设备及大量物资运送到佳木斯、满洲里，秘密移交给周保中共产党抗联部队看管，掩护华北、山东共军渗透东北并扩充兵力，百般阻挠国民政府接管沈、长、吉、哈等大城市政权等等情况用备忘录形式致送美国政府，要求盟国施加压力，敦促苏联切实履行莫斯科四大国外长决议，保证中国合法政府在东北行使主权，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
熊式辉、蒋经国飞回长春。
东北九省三市的主要行政官员也陆续飞到长春，等待熊式辉安排赴各任所履新。“但是，苏联方面此时忽然生出种种借口，或强调交通不便，近期没法前去；或说地方秩序不安宁，苏方不能保障中国官员的安全。而且扬言，苏军不能干涉中国内政。”[1]言外之意是协助国民政府也属干涉内政之列。经过十多天反复交涉，接收之事仍然无法落实。于是满炭大楼内反苏言论蜂起；党国大员们认为苏军不肯如期撤离，又不愿协助国府行政官员履新，都是为了掩护共匪武装力量壮大，其最终目的是由共产党接管东北。抱怨委员长不该轻信苏联的承诺。
忽然有一天，大批手持日式步枪的中国面孔军人包围了满炭大楼。楼内大官们惊惶不已，猜测定是被苏军武装起来的土八路。
外交特派员公署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大门内院子里草坪上忽然开来一个连的军队。他们身穿簇新的黑色制服，没有佩戴任何符号。从他们的中国面孔可猜出是土八路。这些人在草坪上把枪架成三角形，枪尖上系着红色小三角旗。然后静静地安坐在草坪上，纪律倒是很好的。
大楼内的官员大着胆子上前“请问”他们是哪里来的。
对方只笑一笑，不回答。
再问他们来干什么？
答称是来保护你们。
官员们感到情况不妙，赶紧去寻找每天在公署办公的苏军联络官，不料杳如黄鹤。
第一科科长许培尧就在苏军联络官办公室用电话与苏军当局联系，询问联络官为什么撤了？并诉说特派员公署遭不明来历的武装分子包围，要求苏军立刻前来解救。
苏方佯作不知。满口答应派人来调查。
不到三十分钟，土八路整整齐齐列队，从容撤走了。
满炭大楼打电话来说他们那里的土八路也撤走了。
一名苏军少校带了几名士兵乘车来到特派员公署，再三解释他们不知道这事。最后煞有介事地告诫这些中国官员一定要注意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长春的国民党大小官员无不惊惶失措，人人自危，都认为苏军靠不住。
大家将这一系列情况发电给再次偕同熊式辉去重庆的蒋经国。
蒋经国回电教他们“做好准备，退到北平”。
重庆派了大批飞机，以北平为基地，分批到长春接人。将住在满炭大楼行辕内的九省三市行政长官及其随员，以及外交特派员公署全体人员，在一天之内接走。用这个行动向国际社会控诉苏联的背信弃义行为。只留下副参谋长董彦平率部分工作人员、文强及其督察处人员看守行辕摊子，与苏军保持联络。
蒋介石的意图是“欲进故退”。
他终于意识到在苏军占领下，无论怎样交涉，对方都会横生枝节，不会真正遵守条约。应该把谈判升级，联合英美向苏联施压，谋求总体解决。
英美也意识到东北局势严峻，强烈要求苏联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讨论中国危机。
苏联基于全球战略考虑，只好同意在莫斯科召开苏美英外长会议。
蒋经国与美国特使贝尔利一起赴莫斯科，要求苏联信守条约所规定的“以国民政府为唯一对象”，“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完全主权与领土完整”。
不料这却惹恼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当场严厉指责贝尔利贼喊捉贼，说美国不顾二战以来同盟国多项协定，在南朝鲜组织日伪人员破坏民主选举，将一批完全没有民众基础的大地主代表人物从朝鲜以外强行运入；并武装附日的朝奸部队，企图强奸民意，扶植亲美政权，在西德更干得离谱，居然留用大批纳粹军官，组建反苏军队。
贝尔利瞠目以对，觉得这简直是言不及义，明明是讨论中国问题，怎么扯到别的区域去了？
毕竟刚刚闭幕的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专门针对中国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对苏联在中国东北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使其不便再无所顾忌地支持中共———这是美英两国承诺不卷入中国内战的代价。又经蒋经国反复劝解，终于谈到了正题，终于达成了谅解。
双方规定，苏军撤退完成的最后期限为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此前苏军不应阻挠国军空运到长春、沈阳两地。
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终于又可以在长春恢复办公了。
而外交特派员公署原来办公的房屋却在短时间内被当地居民拆卸得完全不能住了。因为长春气候越来越冷，市民无煤取暖，这在东北是要冻死人的。所有日本人聚居区的空房子纷纷被当地居民强行拆去门窗、板壁、地板、屋顶甚至“榻榻米”，凡可作为燃料的部位都被拆卸一空。公署留守人员只好征得苏军当局同意，把伪满交通大臣谷次亨（日本人）的公馆作为特派员公署以及居住地。当时谷次亨作为战俘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去了，其家眷仍居住在里面，又有苏军驻守，所以一切设备都完好无损。
蒋经国这次在莫斯科谈判成功，率领他的工作班子由重庆飞返长春时，在机场接他的是杜聿明。
杜聿明亲自驾驶一辆福特轿车提前在机场等候了一个多小时。
此前蒋经国在东北期间，总是冷淡熊式辉，亲近杜聿明。这里面当然有着人格上的认同与赏识，更多的是出于情感羁縻与政治上的结纳。小蒋从父亲那里完整地继承了帝王术的衣钵，明白邀结朝野有为之士对自己将来接班掌权十分重要。在他看来，杜聿明年轻有为，乃王佐之才；而熊式辉则颟顸腐败，胸中全无一策。
杜聿明当然欢迎太子的垂顾。但他也是个聪明人，知道熊式辉不是自己可以得罪的。熊不仅资历属于长辈，而且背后有政学系支持，所以对熊也小心伺候。当然，像亲自驾车去机场迎候的对象，则只会是小蒋而不会是熊式辉。
当专机停稳，那个微胖的身躯和宽皮大脸出现在机舱门口时，全身戎装的杜聿明已跑拢飞机近旁了。首先赶紧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才握住那只绵软肥厚的手，同时用恳切的语气说：
“特派员辛苦了！”
“光亭兄，谢谢您来接我呀！”
“应该的，特派员不必客气！”
一径到了特派员公署。
下车后，杜聿明要告辞回寓所去，称改日再来拜望。
蒋经国一把拉住他，“光亭兄别走！我这次从重庆带来了不少可以饱口福的东西，另外还有几箱从苏联带回来的法国葡萄酒、白兰地；我的厨子是给张作霖后厨主过厨的，擅长中西大菜。就在这里吃晚饭吧。”
“应该由聿明给特派员接风洗尘，”杜聿明笑道，“怎么反倒叨扰特派员呢？”
“你我至交，不讲那些俗套！”蒋经国说，“正欲与光亭兄畅谈，何谈叨扰呀！”
旋说就拉着杜聿明进了大门。
里面的客厅早已安排齐楚，壁炉里的柴火烧得旺旺的，整个屋子温暖如春。
蒋经国对大家说诸位请宽章吧，然后率先除去水獭皮大衣，交给侍从副官。
人们也纷纷效法。脱去的大衣有毛呢也有棉质的，屋子里一时颇有举袂成云之势。
落座不一会儿，龙井就沏好送上来了。
蒋经国指了指杯子，示意杜聿明用茶。旋即吩咐副官，叫厨子迅速操持一桌小席面，菜品不必多，精致即可；来不及的话，开几种罐头加工一下吧。
随蒋经国回来的除了外交特派员公署几位主要成员，还有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这些人全被留在这里品茶。大家端着龙井杯子，等候着可口的便宴；这几天时局也似乎露出了曙光，蒋经国和大家一样，心情都不差。只杜聿明眉宇间隐然有忧色，显然心里并不太乐观。
蒋经国与苏联方面商定，国军可以先行空运一个陆军师到长春，担任保卫国民政府在长春各机关的任务。苏军同意在机场设施上给予便利；一俟苏军撤离，国军即可接管长春城防和机场。
蒋经国一行返回长春之前，收到蒋经国电报的杜聿明就命令九十四军五师师长李则芬来长春考察空运事宜。
考察的结果，李则芬认为不可。把一个师孤悬在长春，与后方锦州相距太远，一旦苏军撤走，就会四面受敌；而长春地处松辽平原，无险可守，以一个师的兵力，面对周围雨后春笋般滋生的土共，很难对付。李师长请求杜聿明向蒋特派员转达这个顾虑。
杜聿明觉得言之有理，也就同意了。
第二天熊式辉也率领他的行辕返回长春。东北九省三市候任官员同机前来。熊式辉还带来了一个排宪兵作行辕警卫。
在苏联军官陪同下，长春、沈阳、哈尔滨三市以及南部几个省的官员正式进入他们的任所，宣布完成接收。
但是，没有军队做靠山的政府形同纸糊的鬼屋，一碰就破。不少地方的土共已经逐渐成了气候；农村的土地改革搞得轰轰烈烈，共产党争取最大多数人民的工作做得十分有成效。国民党的省市政府政令出不了大门；还常常遭到成千上万泥腿子包围机关，高呼“国民党滚回去”的口号。他们完全陷入孤立境地。
后来，苏军甚至与共军达成默契：苏军前脚撤离长春，共军后脚就开进城去。并将国民党全部人员押去机场，撵走了。
再后来，随着苏军向北满方向撤退，失去了保护的各省市国民党政府官员只好纷纷逃走了。
至于大连、旅顺，苏军宣称是军事禁区，拒绝国民党任何官员进入。
[1] 《侍从室回梦录》，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3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