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写作过程及其他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杜甫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我从老河口去鄂北前方,在路上一个人非常无聊。常常,无精打采的骑在马上,望着单调的冬的原野,默想着各种问题。我是北方人,爱北方的豪放性格。这性格虽然粗野,但却率真,虽然任性,但却硬爽;虽然有时候对人很不客气,但却能见义舍身,济人之急,决不会落井下石或锦上添花。因为有这种偏爱,我在无聊的旅途上,寂寞的马背上,总想着写一部描写这种典型的小说出来。在我的故乡,和我所熟悉的游击队中,像这样的人物是很多的,在我的心中就有着活的影子。将这种性格和另一个小心谨慎、自私心重的性格相对照,就格外的显明和凸出。经过了几天思考,两种人物都在我的心中构成了雏形。这是我在这次旅行中怀孕的孪生子,后来我将大的起名叫牛全德,二的叫红萝卜。二月初我回到老河口,不久就开始写这部小说。这时,我正写《春暖花开的时候》,所以写《牛全德与红萝卜》就成了附带工作,进行得非常迟缓。这一年是敌人的空军活动最凶的一年,除常常有飞机来老河口轰炸和侦察之外,还常常有大队飞机从老河口的上空或附近飞过,去轰炸大后方各大城市,或附近几百里内的重要地方。常常有好些天不仅白天我不能安稳的坐在屋里,连夜晚也得奔跑。尤其当月明之夜,更难安枕。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白天,我带着很粗劣的一叠稿纸、墨盒和毛笔,惶惶的躲在郊外,往往一整天不能够回去吃饭。在郊外,我走进村庄去,向老百姓借一张小矮桌,没有桌子时就借一把小椅子,放在草棚或树荫下,在上面摊开稿纸,然后我蹲在地上,俯着上身,艰难的写了起来。飞机一来,我赶快卷起稿纸,躲进麦地或胡豆地里;飞机一去,我拍一拍身上泥土,继续再写。因为桌子又小,又低,又不平,加之野风不时的吹动稿纸,更增加写作的艰难。《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大部分原稿,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段一段的,断断续续的写出来的。
除上述的艰苦之外,中间还有一次狼狈撤退,几乎我和我的稿子都沉入汉水里边。因为在前方生活是这样不安定,所以《牛全德与红萝卜》初稿的漏洞很多。前半部寄出之后,因为生活不安定和重庆的刊物因轰炸不能出版,下半部就停下来,一停就是半年,到第二年的一月尾才能脱稿。等我写下半部的时候,因为要赶快完成它,就只好想法取巧。起初将稿子分上下两部,不过是为要在中间的故事进行上来个跳跃,好省去许多笔墨,所以那样的分法实际上是不应该的。关于人物方面的漏洞也不少,如写“坏女人”的转变遗漏了一个“过程”,写红萝卜的心理忽略了“矛盾发展”,写牛全德本来有一只手枪,而后来隔几章就把这手枪忘了;不仅忘了牛全德的手枪,我甚至将张有才(初稿是王有才)这个人物也忘了。漏洞都出在下半部,正是因为写下半部时我的生活更不安定,这不安定特别是在精神一方面。大家应该都记得,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是抗战阵营第一次公开破裂的黑暗期间。那时我害了一场大病,在停尸间里住了好些天,每次从昏睡中醒来,望着窗上的阳光,总觉得那阳光将永远离开我了。在养病期间,战区当局对我下了“逐客令”,我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究竟大病前还是在大病后我完成了《牛全德与红萝卜》,早已经记不清楚。但风雨是那么逼人,气压是那么低沉,冬季是那么严寒,大地是那么动**,叫我如何能细琢细磨的写作啊!
不仅我本人在战地遭遇劫厄,我的稿子在重庆也同样不幸。原来印刷所遭了轰炸,稿子也随同蒙难。起初以为全被炸毁了,后来蓬子兄从灰堆中找出来大部分,另一部分则杳无踪影。所以在《抗战文艺》上刊出的《牛全德与红萝卜》只是残稿,中间的残缺处刊一段编者声明。后来重庆某书店所出的小说选本,其中有《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与红萝卜》,后者仍然保持着残缺面貌。《牛全德与红萝卜》也出过完整的单行本,不过因印刷恶劣,错误很多,加之我决心修改,第一版卖完后就绝迹了。
在抗战八年间,用一种解嘲的口吻说,我是年轻一辈小说作者中比较“幸运的”一个。我的“幸运”有两方面:第一是我竟然有资格被胡风派特别重视,当做了文艺战线上的主要敌人;第二是我的每一部小说发表或出版后都能够引起读者的相当注意,并不依赖批评家特别提拔。这两方面是互相关联的,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牛全德与红萝卜》在重庆发表之后,正如当年《差半车麦秸》在香港发表之后的情形差不多,在全国青年中获得了很多读者,几乎到处都在谈论着这部作品。然而胡风先生在沉默着,这沉默叫做“默杀”。为着忠实于事实起见,我不必以虚伪姿态来一套客气。不管《牛全德与红萝卜》的成败如何,在当时被国内广大读者群偏爱或重视则是事实。在恩施,报纸上曾有论战,有人说它是怎样了不起的作品,有人说它是摹仿苏联的名著《毁灭》,于是后一派就遭受前一派的批评谩骂。在河南,一个流亡的省立师范因为不容易获得后方的铅印本,就由同学们集资用石印把它翻版,让它在接近战地的山中流传。在重庆,有两个大学里的文艺团体曾开会讨论它;有一位山东青年连着在《蜀道》和《青光》上发表过两篇或三篇批评,因为他读过好些遍,批评过不止一次,所以那热情就特别感人。我随便的举出来这些事实,并非要来一个自我宣传,而是要拿这和胡风先生的沉默作个对照。两年后胡风派在《希望》上将《牛全德与红萝卜》带着嘲笑的一笔抹杀,只看胡风先生起初的沉默就可以悟出来其中消息。
一九四四年的春天,《牛全德与红萝卜》遇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严肃、最使我感激难忘的批评。这次批评是采取讨论会的形式,并没有文章发表,至今我珍贵的保存着当时在几张纸片上记下的批评要点。参加这次讨论的有茅盾先生,冯乃超先生,以群兄,克家兄,SY兄。克家兄和SY兄因为没有来得及细读,为慎重起见很少发言。以群兄,乃超先生,茅盾先生,都发表了许多极其使我心服的宝贵意见。他们说出了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也详细的指出了它的缺点。特别使我感激的是茅盾先生。他的眼力是那么不好,这部小说初版本印刷得是那么一塌糊涂,为了要批评这部书他竟耐心的细读两遍,请想一想这态度是多么认真,对一个后进是多么诚恳!自从这一次批评之后,我就决心依照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修改也许比创作更苦,但作品发表之后便属于社会的,作者对社会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心常常在鞭策我,鼓励我,提高了我的决心和勇气。因为当时正忙于写《春暖花开的时候》,修改的工作无暇进行,所以第一版卖完后,我就狠狠心让它绝版。我在重庆是全指望自己的版税过活的人,停印一本书就说明我是多么的甘心去服从公正的批评。后来像《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些书我都有心停印整理,但出版家要顾及血本,我的交涉都没有得到成功。只要日子稍久,我一定不会辜负善意的批评和热诚爱我的读者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我由重庆市移居北碚,生活不安定,心情也不佳。在北碚我开始抽工夫整理《牛全德与红萝卜》,但整理了一万多字,我就去三台教书,后来就一直没再继续。正在这时候,胡风先生所领导的小宗派向我展开了大的攻势。关于胡风先生理论上的法西斯毒素和机械论色彩,以及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毫无所知,对人民生活的隔膜,他的刚愎的英雄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一切不配做好批评家的弱点我今天都暂且不谈。今天,我尽可能把问题的范围缩小,以讨论与《牛全德与红萝卜》有关的问题为主。至于关于《春暖花开的时候》的一部分,保留在将来该书的一篇序文中去详细的向他们请教。我今天把问题的范围尽量缩小,并不是要对胡风先生留什么忠厚,而是今天正是我们大家都不能自由呼吸的时候,胡风先生纵然处处要树立小宗派,要关闭起现实主义的大门,要破坏文化界的联合战线,但我承认他除上述种种弱点外还毕竟有他的战斗力量,还有他的某些贡献,在没有朱砂的时候红土也是可贵的。当胡风派向我展开攻势的时候,他们决没有想到我在基本上还可以做一个忠实的“同路人”,决没有想到我在这艰苦的时代中也有直接和间接的些微贡献,决没有想到我一直是在遭受着黑暗势力的打击和迫害。胡风派把我错看成他们的主要敌人,恨不得我立刻死去,不惜以种种造谣诬蔑的方法对付我,在当时我有点伤心,现在想起来觉得滑稽。我虽然有一个倔强的性格,但一直没想过用胡风派的方法报复胡风派。我对胡风派的作风虽极痛心,但我明白我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真敌人,那就是黑暗势力。所以我期望将来他们会放弃了狭隘的宗派主义的作风,会不再以诬蔑的态度对付文化战线上的患难朋友。我决不嫉妒他们成功,更绝对不希望他们毁灭。
在胡风派的《希望》第三期上一篇题为《市侩主义底路线》的文章中,痛骂过我的《差半车麦秸》以后,紧接着骂我的《牛全德与红萝卜》说:
其后,姚雪垠先生又写了《牛全德和红萝卜》。这种写作方式——生活方式的继续,大约是受了不负责任的赞美的缘故。姚雪垠先生发展了他的这种道路了。牛全德是兵士,红萝卜是农民,两种性格的刻画,诸如此类。但那农民,仍然是不停的吸着烟袋——技巧,也显得穷窘了。但我想特别提出来的是牛全德嫖女人的那一段,作者描写了**的姿势,响声等等——大约这是写实主义吧!作者又让那堕落的女人听了宣传队的宣传而转变了,说:“女人一向是受压迫的,现在我要过新的生活了!”
可爱的先生们,向理论八股尽情的鞠躬吧!
胡风派在别处好像也骂过《牛全德与红萝卜》,但因为我一时借不到资料,只好暂作悬案。如今只就上引的一段文章讨论讨论,希望胡风派的朋友们能够平心静气的听一听我的抗辩。
首先,胡风派的批评家将我的这部小说的题目看错了一个字,虽不重要,但也是一个疏忽。在英文上“和”或“与”都是“and”一个字,在中文上却大有分别。这分别不在意思,而在平仄。《牛全德与红萝卜》在英文上只有三个词,在中文上却有七个字。我决定用“与”而不用“和”,是要在几个平声字之间换一个仄声字,求声音有变化,有变化才有谐和。再者,“和”与“红”发音的部位相同,二字连续便拗嘴,换一个“与”字就没有拗嘴的毛病。因为胡风派的批评家在写批评的时候太不冷静,太不虚心,所以才有此疏忽。连我的书名字都没有看清楚,内容当然更不用提了。
其次,胡风派的批评家说:“牛全德是兵士,红萝卜是农民,两种性格的刻画,诸如此类。”我的这部小说辛辛苦苦的费了一年的时间写出来,胡风派的批评家却只用这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轻轻的概括了它的题材和主题,实在是最坏的批评作风。我指责这位胡风派的批评家不负责任,是因为他竟用“诸如此类”四个字将一切问题一笔带过。既然什么问题都可以用“诸如此类”一笔带过,那还有什么批评可谈呢?比如我们读《战争与和平》,也可以说这部书是写拿破仑侵俄之战的故事和人物,诸如此类。请想想,这不是一大笑话吗?至于我的《牛全德与红萝卜》,任何不怀成见、不企图诬蔑的读者都知道它决不仅止于刻画性格,它的主题是表现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移转,伟大的同志爱终于淹没了个人的恩仇。退一步说,即让这部小说仅限于性格刻画,只要我刻画成功,从典型的人物反映出这时代的历史影子,不也是很可喜么?抗战期中,有些自由的土地上用生产劳动改造“二流子”,认为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牛全德不也是“二流子”么?从抗日团体中他获得了改造的机会,终于成为一个为民族牺牲的英雄。我刻画出这样的性格,有什么罪过呢?事实俱在,任何不怀成见的读者都承认我的典型创造是成功的。胡风派的小圈子最好能创造出比我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更大的典型性格,更成功的人物才是,不应该对我这微小的成绩满怀妒意。至于说“牛全德是兵士,红萝卜是农民”,这说法也不够正确。我写牛全德的时候,只认为我是在写一个典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并不认为我是在写典型的士兵。牛全德虽然干过十几年军队,但决不能作为士兵典型看。旧日的军营生活曾发展了他的流氓性是事实,但即让没有这一段生活他仍然是一个农村流氓无产者。胡风派的批评家之所以把士兵和农村流氓无产者混为一谈,没有透过某一些现象去把握到问题的本质的差异,也许是由于不懂,也许是由于粗心,也许是由于太傲慢而不愿认真的读一读我的作品。但不管怎样,既要写批评,就不应该有此情形。我写红萝卜时候是企图写出来一个相当富裕的自耕农,把他看成是一个具体的、现现实实的典型人物,并没有把他看成是一般的农民。单说“农民”,是抽象的、空洞的、没有阶层生活的人物。胡风派的批评家说“红萝卜是农民”,错了。为什么错了呢?因为,我所写的本来是十分具体的人物,经你一说,就变成了抽象的概念了。你既不理解红萝卜,也不理解我的创作企图和过程啊!
第三,胡风派的批评家说:“但那农民,仍然是不停的吸着烟袋——技巧,也显得穷窘了。”我自己和我的不怀成见的朋友们,也都认为我写的红萝卜没有牛全德那样成功,但要说我的技巧穷窘了,却是诬蔑。我一直在继续丰富生活,学习写作,技巧怎么会穷窘呢?关于《牛全德与红萝卜》这部小说的整个技巧,留待后边再谈,如今只单独的说一说红萝卜的问题。红萝卜在这部小说中是一个重要配角,而不是真正主角。在写作的时候,我将大半力量放在牛全德身上,少半力量放在红萝卜身上,这是事实。初版本红萝卜的失败处不在他不停的吸着烟袋,而在他的心理和性格中缺少矛盾,缺少矛盾也就缺少了变化。一九四四年的春天朋友们用小规模讨论会的形式批评这部作品的时候,茅盾先生,乃超先生,以群兄,都有这同样看法,我当时好像是茅塞顿开,五体投地的佩服。直到如今,我没有怀疑过他们的这一点深刻意见,所以在修改时竭力来纠正原来的毛病。至于吸烟袋,那是小问题,不能因差半车麦秸吸烟袋就不让红萝卜也吸烟袋。我的故乡是中国主要的烟叶出产地,农民不吸旱烟的实在少见。吸烟是农民的重要享受,也是主要的敬客之物,所以见面时先客气的让对方吸烟。这种现现实实的人民生活决定了我的写作。拿红萝卜的吸烟袋和牛全德的抽纸烟作对照,更表现阶层习惯的差异。即让退一步说,我写红萝卜的吸烟袋在手法上稍微有重复《差半车麦秸》的毛病,但这样的毛病实际上微乎其微,不能拿这来将红萝卜全部抹杀。红萝卜比《差半车麦秸》更多加心理描写,在手法上是一进步。这位胡风派的批评家不从大处着眼,专想吹毛求疵,很使我觉得遗憾。
第四,胡风派的批评家说:“但我想特别提出来的是牛全德嫖女人的那一段,作者描写了**的姿势,响声等等——大约这是写实主义吧!”这一段我也特别的向读者提出来,请读者或翻一翻初版本,或翻一翻如今的修正本,用不着我多说话。我所写的是一个小小的悲剧场面,并没有写**(即让写**也未必不可,但看怎样写法)。胡风派的批评家为要打天下,为要铲除他们心目中的“异己”(实际是一个战线上的朋友),常常不惜用血口喷人。唉,胡风派的朋友们,我确实一向把你们当做畏友,但你们太叫我失望。难道你们真看不懂这一章小说么?难道你们竟连一点批评的道德也不要么?对敌人还应该讲作战道德,何况我并不是你们的敌人!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中,你们忽而称我为色情作家,忽而称我为市侩主义者,任意戴帽子,又称我的作品为“娼妓文学”,结果我并没有被你们打倒。你们的努力只不过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
第五,胡风派的批评家说:“作者又让那堕落的女人听了宣传队的宣传而转变了,说:‘女人一向是受压迫的,现在我要过新的生活了!”’初版本中关于那位“坏女人”的描写有成功处,也有严重的失败处,在前边我已经说过。关于“坏女人”的失败处是忽略了转变过程,匆匆的让她由“落后”跳到“新生”。但,真出我意料之外,胡风派的批评家竟然又离开了我的作品胡扯!这位批评家的意思并不是责备我忽略了写一个人的转变过程,而竟是责备我写她竟也配转变,这不是笑话么?唉,笑话还更大呢!这位批评家所引的那一句话,我在我的原作中找了三遍,四遍,五遍,竟然找不到。何必这样的卑鄙栽诬呢?朋友们,我被你们肆意栽诬的回数真不少,假若你们还有一点点良心的话,也应该感到惭愧了。
第六,胡风派的批评家说:“可爱的先生们,向理论八股尽情的鞠躬吧!”这句话显然是嘲笑那些曾经称赞过我的作品的先生和朋友们,不过也指出我是依照着理论八股从事创作的。这问题谈起来牵涉的方面太广,既然有我的作品在,我还是暂且不谈吧!
根据上面的分析,证明胡风派对我完全失去了批评的公正立场,只是在骂街罢了。他们对这部小说除误解,造谣和诬蔑之外,既不曾指出它的真毛病,更不肯有一个字提到它的优点。他们以为别人喜爱这部小说尽都是向理论八股鞠躬,而没有想到别人不尽是那么低能,一定是看出来这部小说虽有毛病,也有它的值得喜爱的地方。我本来常常想来一个自我检讨,但因为胡风派如此嚣张,我不得不采取防卫,暂不**裸的分析我自己的短处。等将来胡风派的作风改变后,我一定会检讨我自己的作品的。如今,既然胡风派的批评家说我的“技巧穷窘了”,我就顺便泛泛的谈一谈这部作品的技巧问题。
我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企图,即是尽可能的将它作为一部素朴的散文诗来写,所以在结构上并不很注意。在创作上我有一点自信的地方是对于北方口语的提炼,这不仅依赖于活语汇的搜集工作,还要对民族的旧文化和人民的生活习惯都有相当的了解才行。这一点我确实下过工夫,用过心血,请胡风派的朋友们尊重事实,不要嘲笑我在此吹牛。《差半车麦秸》技巧的成功处大半在此,而《牛全德与红萝卜》是它的继续和发展。当执笔写《牛全德与红萝卜》的时候,我正在温读陶诗,得到了一点启示,似乎明白了素朴和美丽如何的统一起来。本来,宇宙间的事物都含有矛盾,谐和就建立在矛盾上面。秦汉人所写那篇《乐记》,对音乐的由矛盾构成谐和的道理曾有过不少发挥。姜白石评陶诗为“散而庄,淡而腴”,深刻的理解到陶诗的风格的基本部分,乃是建筑在矛盾上的谐和。“散而庄”是指章法结构而说的,“淡而腴”是指内容而说的,都是矛盾的,却统一于浑然的风格里面。李白所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确是指出了艺术的最高境界。但“清水出芙蓉”不仅自然,同时也美。“自然”和“素朴”虽不是同义语,但真正的自然必离不开素朴,真正的素朴也必得自然。我在写《牛全德与红萝卜》的时候竭力的追求这境界,却没有完全成功,有时或不免流露出一点儿斧凿痕迹。为什么会有痕迹呢?是因为我同时又过于热切的追求新鲜,追求它真能像一首诗歌。
现在,让我再公开的说出来一个学习中的秘密吧。在《牛全德与红萝卜》中有不少的排句,叠句,重沓章法,这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从《诗经》中悟出来的!特别是“国风”部分,保存的古代歌谣的面貌最多。“国风”中许多诗利用叠句,重沓,将一种单纯的意象或感情重复说出,层层加深。我很爱这种单纯美。我既从《诗经》中悟出来这一个道理之后,偏偏又看见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史》中所引的一段《伊果尔侵略之歌》,更增加了我吸收这种遗产的勇气和信心。其实,大概各民族的民歌(ballad)都爱用叠句,不仅中国的“国风”为然。类似“国风”中的章尾重沓的句法,在英国叫做refrain。这种形式,不仅有意义的作用,更要紧的是有音乐的作用——企图由音乐的作用唤起或加强某种感情。英国的民歌影响到近代诗,“国风”的叠句或重沓影响到词,到曲。我试验在散文中吸收这遗产,使我的散文一方面有单纯美,一方面摇曳生姿。成功和失败是另外一回事,我希望我的这番苦心应该让朋友们知道。像胡风派的朋友们那样狂妄自尊,鲁莽灭裂,轻下批评,乱施诬蔑,怎么能叫我心服?
我曾经声明过,为着今天大家都不能自由呼吸,我决不向胡风派大举反攻。我愿意接受批评,但同时也要求被人尊重。胡风先生所领导的作风影响极大,所以虽然和他结合一起的不过三二人,但因为影响大,在国内俨然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小宗派。我衷心的承认胡风先生对文学运动有相当贡献,但我死不能同意他的作风。十年来,大家惟恐民主救国的联合战线不稳固,而胡风生先在理论上拥护这联合战线,在作风上破坏这联合战线。十五年来,大家都提倡口语文学,抗战后又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口号;胡风先生很了解这一运动的发展,很知道这一运动是多么必需。在理论上他拥护这运动,然而在实践上他却和这运动相背驰,他和他所领导的少数作家们偏要写出来使中国人头疼的文体。为什么胡风先生竟会这样的矛盾呢?这原因有好几种,其中最主要的是狭隘的宗派主义和刚愎的英雄主义在作祟。假若胡风先生还有一点虚心的话,我想他应该接受我这种善意的批评。我希望先生胡风及其一派的作家们今后不要再把我当做敌人,应该也把我当做一位尚有可取的诤友才好。
关于“胡风派”这个名词,有朋友劝我不用,为的是免得别人说文坛上真有派别。其实胡风派的存在尽人皆知,用不着掩耳盗铃。我们希望胡风派能放弃过去的狭隘作风,为整个的联合战线而努力。我提出“胡风派”这名词,毫无恶意,我认为宗派主义是巩固联合战线的一大障碍,不如揭破了的好。两年来,文坛上稍有成就的作家如沙汀,艾芜,臧克家,SY等,没有不被胡风派加以诋毁的,全不顾现实条件,全不顾政治影响。青年本是热情的,经胡风先生一鼓励,一影响,就常常抛开原则,不顾事实,任意诬蔑,以攻击成名作家为快意。一般纯洁的读者见胡风派火气很大,口吻很左,就误认胡风派是左派的代表,于是风行草偃,一唱百和,形成了很坏的风气。关于这问题,谈起来扯得太远,就此止了。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