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诚两手交叉在脑后斜躺**陷入回忆:我们那时候多好。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们这伙高中毕业生,不像现在的学生,时时处处把家长当作拐杖哪一步也离不开帮助。他们独自填志愿,独自体检,独自去几十里外的考点参加高考,然后独自背着打补丁露棉絮的寒酸的行李步行回到家,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在生产队里边劳动边等录取通知书了。进了门,父母才愣怔怔笑微微地问讯情况,父母这才知道他们已经毕业,已经参加过了高考,已经永远结束了在本县的学习生活,今后如果还有机会读书,那就只能到遥远的地方了。那时父母给他们的,是艰苦朴素的现身教育和每月3、4圆供吃饭和笔墨纸砚等必需品的费用。而现在的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寸寸步步时时刻刻离不开家长的扶助、指引了,家长成了学生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替代。叠被褥,洗衣服,热天送水,雨天送伞,包书皮,装订作业本,削铅笔,钢笔灌水,准备书包,探访老师,检查作业,选择家教,夜晚伴读,场外候考……培养成一个高中毕业生,多么不容易呀!个中蕴含着父母的千般辛苦,无数惦念,数不尽的关心和殷殷期盼。

常诚女儿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让她们怎样操心费神,所以在决定女儿命运的关键时刻,无法帮助她顺利一些,常诚着实在责怪自己。无能呀。这不是不想帮,是帮不上呀。人家差十分能上去,自己女儿分上去了却上不去,无能呀!干脆像自己那时候也好。那时,你不知道在何处阅卷,何处招生,分数线是多少,你的成绩是多少,竞争对手如何。在那悄无声息由秘密组成的日子里,你能做的,只能是等待。在那漫长难捱黑古隆冬无着无落的等待中,在那希望与失望织成的每一个心悬悬的日子里,还在骄阳下挥汗锄田的你,突然接到邮递员送来的录取通知书,真想蹦起来跳几跳呢!这以后,便是父母暖洋洋湿润润的目光的温存,便是乡亲们率真的粗喉咙大嗓门的赞叹,便是同学们热情的艳羡的祝贺。这其中,不需托人,不需打听,没有钻营的缝隙,没有投机的绿洲——至少对于我们普通人是如此——一切都纳入平静平等严格严肃的流程中……那样多好,也不用他们费这样大的劲,忽而汽车,忽而火车,忽而三轮车,忽而步行,从乡下到省城受这种有力难使劳而无功的苦了。那样该多好!

曲曲弯弯,寻寻觅觅,磕磕绊绊,跌跌撞撞……

走出毗连的楼群,跨过漾漾的水渠,越过荒寂的榛莽,嗅着炎夏清晨田野的禾香草香水香泥香,常诚和妻子终于找到了省高考招生的办公大楼的后院墙。这是一座孤零零座落在市郊的十四层大楼,平时是一个清虚冷落的招待所。每年招生时,招生办租用它办公,这里便成了牵动多少人心的神经枢纽。所以,每年7、8两个月份,这栋楼外,人声嚷嚷,热闹非凡。各式各色的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在楼外的空地上簇拥着闪光。有着各种心情、表情的人们从不会散尽。应运而生的小吃部、小卖部、冷饮店周遭栉比,生意火爆……

太阳已有一竿子高了,空气中蒸腾着浓重的青草味泥土味粪尿味和混合起来的难以言状的腐败味。墙下的小路种满了常诚和妻子的脚印。他和妻子**在没有任何廊檐树木遮荫的高墙下,承受着太阳无遮无拦的燎舔与墙壁反光的双倍灼烤。互望,观望,无言,无奈……他的妻焦躁地走来走去,内心的火其实比外部燃烧得更甚,那是一种欲挣脱桎梏与离乱的幼子相会的急切,那是眼睁睁见着雏儿被劫掠被耍弄时母鸟的焦灼。

哗——啦——啦——啦——啦——啦——啦……

不远的围墙拐弯处突然响起一种铁门开启的声音。

常诚妻急慌慌跑过去看,紧接着向常诚焦急地招手,脸上弥漫的是一种喜出望外的诡谲。常诚紧走两步过去。啊!原来大院在那里有一个后门,现在,后门开了!敞敞亮亮,把一条他们心尖尖上也在盼望的路,平平展展地开通了!这是通向招生大楼的路,这也是打开希望之门的路。一股凉丝丝的风,突然吹进了常诚的心中。这时,一个身着半旧中山装的清瘦的老人,默默地推着一平板车花花绿绿毛毛草草的垃圾从门里走出来。进去大楼,只是举步之劳了。这是天意的安排吗?这是至诚的报答吗?常诚这个一直讲唯物的人,这时也有些神神道道起来。他们与和蔼的老人打了个招呼,大方而又紧张地进了院子,和在院中散布着的摇头甩臂扭臀捶腿曲伸肢体锻炼的招生人员混在一起时,常诚都不大相信会如此容易就融进了这个多少人想进却进不来的院子。

没有发生任何情况,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谁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完全和新艺说的一样……

常诚扭回身子看了一眼他们原准备翻越过来的围墙。它是那样巍峨和呆板,那样威严和冷酷。他不敢想象,当已有这把年龄的他和妻爬在墙头顶端被院子里那么多文文雅雅有风度有修养的招生人员惊奇地注目时,该是一种怎样的惨象。

他和妻子径直向大楼走去,这是一道通向理想希望成功的最后的客观屏障。他们走得很快,很匆忙,甚至有些仓皇。

深红色的落地玻璃门虚掩着。推门进去,门口乱放着三只黄色高背硬座木椅,大概这就是门卫的座位了。现在没有人,空朗朗地摆着。门内大厅也没有什么人。常诚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这几把椅子,看着这使多少普通人绞尽脑汁而无法接近无法跨越一筹莫展的关卡,心里满是轻松和畅达,一种“今日好运”的感觉,凉润润地在全身流**,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以下就完全从容了,他们和有工作证的人具有了同样的行动自由了。他们到服务总台查到了他们女儿第一志愿的那所北京重点院校招生人员下榻的房间号码:820,人员姓名:刘艺伟。

乘电梯,八楼,向上,呜——呜——呜——,开电梯小姐和悦的脸和礼貌的应对,电梯内干净,清爽……

八楼。3号,5号,7号,不对,这是单号,在另一边。常诚拉着妻子在溜光闪亮的水磨石地板上连走带滑地又到了对面走廊。终于找到了——20号!820号——这不知是地狱还是天堂的地方。呵,门开着一块,敲吧。抬起手伸出的手指做了几下准备,轻,还是重?这可是掌握女儿命运的地方呀!重了是不是要影响人家的工作?是不是会引起人家的反感?会不会连你话也不让说就把你推出来?王校长不是把一个惊了他午觉的要求转学的学生的家长气咻咻地给赶走了吗?轻些吧,轻些稳妥。调匀呼吸,整一整衣襟。啊,裤脚上还有一块泥巴,是来时小路上蹭上的吧?揉掉它,别让人家笑话,乡巴佬,还不知想干啥。能办也不给办了。这鼓鼓囊囊的是什么?噢,是钱,是3000由5圆10圆50圆100圆不同面值凑成的新旧不等磨损程度不同的人民币。这是昨晚才从一个自愿帮忙而又宣告无能的翻译那里寻回来的。记住,今日把它送出去。一应停当,常诚这才深吸一口气,轻轻向门上敲去。

“请进。”一个男声传了出来,友善的,温厚的。

他们推门进去,是一个普通的标准间。房间不大,两支单人席梦思床并排摆放。一个额头突出、眼睛深陷的中年男人穿着掖进军裤的白衬衫,躺在随便叠起的被褥上抽烟,沉稳而悠闲。见他俩进来,欠身坐起。靠墙一边的写字台前坐着一位三十来岁的女同志,长发园脸,细条身材,短衫长裙,端庄冷峻。她正在整理一大叠堆在桌上的档案袋,对常诚他们视而不见。常诚记着房间登记簿上的名字:刘艺伟。但这里有了两个人,一男一女,谁该是那个名字?

“哪个学校的?是不是又想塞什么人?”**坐着的男同志见他俩磨磨蹭蹭不开口,有些不耐烦地发问了。

常诚一楞,待醒悟过来,他的妻已应答上了:“我们不是来招生的,我女儿报了你们学校,我们是来看看的。”常诚妻比常诚行,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多少分?”

“458分。”

“叫什么名字?”男同志接着问。

“常芬。”

男同志转着眼珠思索。写字台前哗哗啦啦整理那一堆档案的女同志发话了:

“没取上。”声音干燥得如一条的直线,没有同情和怜悯,也没有任何可回旋的余地。

空气凝固。压抑。沉重。

常诚这一回是真正楞住了。凌空劈下的一柄长剑,把女儿通向理想的桥梁斩断了。女儿那不倦的柔弱微笑能承担了这种无情结论的砍斫吗?

“咱们的录取线是多少?”常诚妻还是那么冷静。

“456,但那是男的,女的458分。”男同志回答。

“我女儿是458分呀!”常诚妻的声音里有了信心。

“458里有四个女生,我们不能都录取。再多1分就好了。”男同志耐心地说。

多1分,多20分还不是一点也不用费力!常诚女儿的历史向来全班第一。人物,年代,事件,意义,实在是滚瓜烂熟,背起来哗哗啦啦,既准又快,如江河下泄,无遮无拦。但她的历史只考了63分,明显低于75分的班均分。

历史是最后一天的下午考的。那天中午,常芬有点兴奋,睡不着,常诚妻担心女儿会因休息不好而影响情绪,就让她服两片安定睡一睡。常诚说考试兴奋就挺好,反正就这最后一天了,不会影响什么的。他妻不听,接着便责怪起他不关心孩子,怒火又来了。女儿很为难,说她从未服过安定,便只服了一片,常芬也太能息事宁人了。结果就这一片安定,下午的历史考试,常芬的头脑成了一片混沌的荒蛮之地,平时精心耕作过的沟沟垅垅,已不复存在;老早就稳稳搁置在脑际中招之即来的记忆,现在却朦朦胧胧缥缥缈缈摇摇晃晃木木呆呆起来,任凭你如何去召唤,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脑子不转,反映迟钝,手也颤颤抖抖写不来字……唉!不要说了,唉!不敢说了。常诚知道,妻也不是故意,她也是为女儿好,她不能再听这件令她追悔莫及的事了。

“我们能看看录取名单吗?”常诚妻满腔探询意味,和婉地请求。

“行。小刘,你把名单让他们看看。”噢,这女同志是刘艺伟。看来男的是领导,还是个痛快人。

刘艺伟不悦地把录取名单一把推到临近常诚的写字台边沿,他俩忙凑了过去。

该校在山西共录取学生15名,最后的几名是:

董晓华 女458分

宿梅林 女457分

史根柱 男456分

向 东 男442分

情况并不像男同志说的那样,低于458分的还有一个女生:宿梅林,457分。

宿梅林?是那个宿梅林吗?常诚心里一顿,是自己的那个学生宿梅林吗?是那个滚园厚实的司机的女儿宿梅林吗?

记忆的溪水汩汩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