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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照进了贺桑的房里。贺桑醒来，看到旧房子里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家里的一切都照旧，阳台上的花草，全都枯萎了，三角梅只剩光秃秃的枝丫。贺桑将朝湘语这边的玻璃窗户一推，三角梅上最后一片叶子也落了，飘飘悠悠地落到了一楼阳台的铁皮顶上，一动不动。

贺桑全身无力，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韶潭县商业大楼的住处的。

连续受“双规”和湘语去世的双重打击，他整个人跨了。民政局的同事和几个球友听说他回来了，都来看他。他痴痴呆呆，半天不说一句话。

“老贺这工作上受的委屈太大了，精神受了刺激。”同事们抱不平。

“老贺，你把自己的委屈说一说，说出来就好了。”彭大夫来看他，说。

贺桑只是摇头。

“是不是湘语的事，心里接受不了？”彭大夫早就听医院的同事们说起了这一起重大的惨案了。

贺桑点头。

“她是个好姑娘，都怪她自己命苦呀。”彭主任说。

“不，是我害了她。”贺桑捶打着自己的胸脯，老泪纵横。

彭大夫陪着他，无从劝起，只能反复叮嘱他凡事想开点，以身体为重。

单位也知道贺桑受了委屈，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一阵再说。

过了些日子，贺桑联系了海霞，找到了湘语的墓地。

每天，贺桑什么事也不做，就坐在她的坟头上。他带上一束鲜花和那枚钻石戒指，在坟头喃喃地说：“语，我们今天结婚，好吗？”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

民政局的老同事发现贺桑一直无法进入正常状态。大家说老贺恐怕是要不行了，帮着打电话联系了他的女儿贺星星。

几个月后，贺星星回国了。

贺桑的精神和体力都大不似前。在女儿的陪伴和照顾下，他恢复了不少。贺星星劝父亲马上出国，他又不同意，说还是干到退休再说。

就这样，贺桑又到民政局上班了。他对文局长提的唯一要求就是，他仍然用原来的办公室。

单位安排他管理档案。贺桑每天来办公室，枯坐到下班时分。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单位的集体活动从不参加。

后来，民政局又来了新局长，要对办公室的沙发、书桌、书柜进行更换，贺桑不同意，坚决将所有的东西都维持着原来的样子--包括湘语坐过的那个沙发的朝向。

“他是个怪老头。连办公室的报纸，都是几年前的。”同事们说。

贺桑搬到了化工大院的旧房子住，仍是独来独往。每天晚餐后，他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朝三楼的方向张望一阵，再到他的车库里坐一阵，然后返回家里守着电视。

叶子黄了又绿了，燕子来了又去了，只有贺桑天天如此。

院子里，没有人在意他了。张老太太也去世了，秦寡妇疯得厉害，被娘家人送去了精神病院。湘语的房子住进了新住户。新住户一开始觉得他怪，但见他并不害人，渐渐也就不再在意，见怪不怪了。

六十岁刚一过，贺桑的女儿回国帮他办理了退休手续，接他去德国。

临走前清理东西，贺桑发现钱夹里夹着的一张十七万的存折。他悄悄地来到江边哭过一场，然后开车到了仙女镇，将十七万现金交到了湘语的父母手上。

临走，佝偻的老人拉着贺桑的手，直抹眼泪：“我女儿，命苦呀。”贺桑不忍再听，与老人互道珍重，然后疾步上车，徐徐开出了仙女乡。

层层叠叠的青山往后退去。山风，吹动了他两鬓的白发。

德国的一座乡村小桥上，常常看到一个老人，坐在桥头。他曾经在这里，照过一张像送给湘语，湘语对着照片，画过一幅油画送给他。他常常自言自语：“她对这座桥，一定是很熟悉的了。”

老人不时将随身带着的手绢打开，里面包着一枚钻戒。他说：“语儿，我带你来德国了。”

贺星星对丈夫说：“爸爸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总说同样的话，到同一个地方去一呆就是一天。”

多年以后，一个阴雨绵绵的春天，这个老人在异国他乡去世了。

这年春天，贺星星与丈夫、儿子一起回国来。遵照父亲的遗言，她将父亲的骨灰盒和一枚戒指，埋在他早就买好的墓地里。

办理完丧事，贺星星朝父亲的墓地深深鞠躬。她边收拾东西，对她丈夫说：“父亲真是个怪老头，不和母亲葬一块儿。”

“母亲去世的时候，父亲应该还没有想到买墓地。估计是去德国之前临时决定买的。”她丈夫回答。

贺星星“嗯”了一声，表示认同，收拾东西往回走。她一边等淘气的儿子追蜻蜓，一边打量着父亲旁边的一块墓地，念道：“湘语之墓。”自言自语感叹说：“你看，这个人挺漂亮！年纪轻轻就就去世了，真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呀。”

墓地就在韶潭县县城郊外的一个山包上。清明前后，山头上到处燃放着鞭炮，天空中飘着蒙蒙的细雨。

空中，几只燕子掠过。它们从遥远的南方飞回来，忙着给旧窝衔新泥呢。远处的湘江，波澜不惊地朝北流去……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