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持续进逼

在刘一璟被逼离开的时候，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被魏阉用手段逼走了。其中的导火索，就是魏忠贤的亲信太监霍维华的晋升之事被阻拦。

魏忠贤当权之后，就迫不及待的给自己的追随者封官进爵。这和吏部尚书周嘉谟起了冲突。

奖赏的第一个就是把王安打倒在地的出力甚多的亲信太监霍维华，据说霍维华在前期担任吴江县令的时候还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员，很会为百姓做事，上任之后励精图治，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当地很有口碑。后来接触魏忠贤以后人就变坏了。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 1618 年），霍维华入朝述职，被留在京城。天启元年（1621）朝廷授予他担任兵科给事中。到六月份的时候，原来执掌司礼监印的太监王安因为身体抱恙住在宫外，正等待候旨回宫。大太监魏忠贤之前本来是通过王安进宫的，后来羽翼渐丰打算自立门户，和王安闹了矛盾，于是心一狠，要做掉王安。

因为在迫害王安的过程中，霍维华出力最多，因此魏忠贤想提拔霍担任官职，而时任吏部尚书兼大学士刘一燝和周嘉谟对霍维华的为人深恶痛绝，便利用吏部每年的例行调动安排，将他调往陕西任佥事。

调往外地，这明摆着就是不给面子，霍维华于是找到魏忠贤，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肯定是吏部尚书周嘉谟内阁大臣刘一璟在捣鬼。

他猜得不错，周嘉谟这个人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对于霍维华这样的人，他早有耳闻，一向讨厌。

周嘉谟给霍维华的偏远调动让魏忠贤很生气，你给我的人这么一个职位，明摆着是要拆我魏忠贤的台，人员往外调不是相当于把人踢开么？一点都不顾及我魏公公的老脸，这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于是暗中指示给事中孙杰，上奏折弹劾周嘉谟，诬告他是替前任司礼监秉笔王安翻案。

孙杰的上疏送到天启那里后，天启皇帝并没有提出异议，那就表明皇帝对周嘉谟的事情有相信的因素，周嘉谟觉得自己很委屈，于是提出辞呈，魏忠贤收到后，采取老办法，在 1625年的冬天，矫诏罢免了周嘉谟的官职。

吏部尚书周嘉谟被罢免，他抵抗魏忠贤的勇气和态度可嘉，但其手段却含金量不高，毕竟在朝廷里面混，要做到打击敌人的同时还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霍维华一个小太监被他调离，结果自己也搭了进去，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不划算的，倒不如才去明升暗降的策略，封给霍维华一个品高的闲职，对魏忠贤这样的小人，应付了事一下就过去了。这样又不会伤到自己。

但很可惜，文人的固执精神害了他。

吏部的一把手被撵走了。

最高兴的还是魏忠贤他们。

此时，他主导的阉党人员不断壮大，一些重要的人物纷纷加入，和东林党相比，他的人马才更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党派。

和东林党相比，阉党似乎更具有执行力，所有大小的事情，只要涉及到行动，都是在魏忠贤和客氏的授意下开展进攻行为，对即将做的事情，他们都会有一个商量，分析，权衡利弊才采取行动的过程。

加上阉党本身没有什么人生信条和道德操守，因此使起手段来就可以随心所欲，毫不顾忌礼义廉耻，怎么有效怎么用。以消灭对方为原则，战术相当灵活，对于恪守原则的东林大臣来说，无疑很有杀伤力。

而东林党人人数虽然不少，但很难有比较整齐划一的行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都是各自匆忙上阵，缺乏有效的沟通，彼此单独作战，加上东林党人素来以精神的操守和作风正派来严格要求自己，这使得同一战线的伙伴在遇到困境时不能放下面子互救。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一些匪夷所思伤害自己人的现象，比如上文提到的左光斗对孙如游的事件。

而作为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叶向高大人，缺乏一种长远的战略眼光，做事情缺少一种富有成效的手段，每次遇到事情，总是采取一种调停的缓解策略。致使东林党遇到事情总是显得很被动，由于自己在移宫案中采取的中立策略，因此在天启的心里也没多少分量。皇帝不看好，他做起事来就畏首畏尾，犹豫不决。

朝廷里打政治仗，打的都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几派势力角逐，每一个权力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东林党人因为人数众多，在朝廷上显得阵势很大，似乎招惹不起，但这种表面的现象却和实际的抵抗能力有所出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东林党做事情过度讲原则，儒家的洗礼之下，大部分东林党人做事情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诚然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官员，并且严格自己的行为，这属于优点。但要在政治官场里面混，这个就明显认识不够了。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并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那种觥筹交错，把酒言欢。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东西。东林党人虽然在后来对事情的认知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但却很少有保护自己和进攻对方的手段。

对于魏忠贤爪牙势力的兴风作浪，流氓式的战法，东林党人一边对此痛恨，不屑一顾，却又无可奈何。

第二个是东林党人对当前的政治斗争认识不明确，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家思想凝聚的文人集团，对政治的转变都抱有一种不切实际，近乎乌托邦式样的幻想，在遇到野蛮粗暴的行为时，不能认识斗争的残酷性。

斗争一旦到了白热化阶段，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当今的皇帝身上，期待他能是非分明的做出正确的认定，遇到事情的东林党人采取的常态策略就是给皇帝上疏，陈述对手的过错，这就好比打架打输了，找人评理一样，很容易吃亏。

皇帝判断一个事情的对错跟自身的认知和周围的环境息息相关，要达到东林党人所认为的效果，必须要有几个硬性的条件，其一就是皇帝的确是一个贤明耳聪目明的好皇帝，能够明辨是非，明察秋毫。第二个方面就是朝廷所有的舆论都指向对方，达到不处理就难以服众，只有这两样齐备才能完成，而事实上，天启年间，这两个条件根本就达不到。

明朝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很特别，是对一个对木匠工艺非常喜欢的皇帝，每天很多时间都用在木匠制作上，他其实不傻，只是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自己挚爱的艺术上了，根本对政事没有兴趣。如果不是当了皇帝，那么朱由校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艺术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东林党的对手魏忠贤那时候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已经网络起一批人马，你想要左右整个朝廷的政治舆论，明显不现实。

此外，我们不应该忽视重要的一点就是，魏忠贤掌控司礼监，所有上疏的奏折和下发的圣旨都必须要经过司礼监这关，因此，东林党人只要有上疏的行动，他马上就能采取矫诏处理的各种应对手段。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说，东林党人死扣着上疏这一策略，基本上是白费劲，因此失败也就是必然的。对于失败，流氓放得很开，但读书人未必看得开，因为知识分子清高，特别看重事情的成败。因此，一旦失败，其态度也更为激进，只要自己费尽心血的措施达不到，他们就会采取离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实际上是一种意气用事，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且还会让皇帝心中不爽，动不动就以辞职为要挟，说白了就是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文人集团的性格就是这样，做事情都自视甚高，对自己充满了自以为是的认知，一旦遇到人品不端的官员或者人员，他们会不屑一顾，并对其行径感到耻辱和排挤，这种做法在斗争的时候尤其不可取，主要在于，人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动物，很难用好或者坏来形容。朝廷的官员也是如此，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下，贪污腐化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而东林党人在这种风气之下仍然以一种很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这本身就是不现实，也等于自绝后路，无形中树敌。因为有一些官员，虽然有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问题，但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还是有着一种比较正确的政治认知，这些人如果做好了事情，往往就是治国的栋梁之才，如果坏了，则就成了误国的卑鄙之徒。善与恶界限没有那么绝对，如果东林党人不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来看待这样一批中间力量的话，那么争取过来，为我所用，确实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但事实却是，东林党人对犯了一点问题的官员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对之嗤之以鼻，并拒人千里之外，这样的做法的后果就是把很多原本可以争取的力量无形当中推到了魏忠贤的阵营里面去。使得魏忠贤的阉党力量更为强大。

我们熟知的一个人物，比如早些年，因为仕途不如意，投奔魏忠贤的官员魏广微，他自己知道所投奔的人绝非善人，自己算是有了人生污点，毕竟在外面肯定有大臣会指指点点，但在一开始，他并没有和东林党人作对，甚至在内心深处，他还有过投奔东林党人的想法。做任何事情都竭力在维持和东林党人一种比较好的关系，几次都主动和东林党人靠近，但东林党人对此不买账，不仅直接拒绝见面，甚至在接触之前还大量说他的坏话，用言语来辱骂魏广微。魏广微心情抑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魏忠贤却主动找其“谈心”，不仅没有怪罪他私底下回见东林党人的做法，反而尽力给对方做心理疏导工作，于是，一来二去，魏广微便死了心，投靠到魏忠贤门下。

东林党人对待其他大臣的态度可以说是他们斗争落下风的主要原因，毕竟，东林党人在朝廷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与人和，和魏忠贤这样的人相比，实力强大得多。但他们始终都不能很好的调动自己的力量，灵活有度的对待政治分歧，反而还肆意扩大某些细节，抵制排斥前来的人，这不仅起了很大的反作用，还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