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的顶点

当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两个人彼此通信的次数越来越少，及信的内容也越来越短以后，柴可夫斯基的日记就能提供一些宝贵的数据。例如，我们从日记中知道，他回到卡明卡以后，并没有编写新曲的心情。

他在1884年4月25日的日记上提到，《音乐会幻想曲》是由以前的一首钢琴协奏曲改编而成的。4月28日他的日记上又说：“我在进行编写新曲时，工作很不顺利……”

他所编写的是《第三交响乐组曲》，因进度不佳，心情也就日益沉重。他怀疑自己的创作灵感已经枯竭。他在5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并不是有心假意谦逊，我实在是毫无成就！在我的实际工作中，没有可作为模范的作品。宁静的环境与生活已与我绝缘，苦恼和疑虑使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现在，我想独自一人以自己的方式度日，我需要的是个温馨的家。”

这是他第一次表示想要过家庭生活。几天后他写信给梅克夫人时，也提到这种意念：“我向往的是一处不大新的小屋，附有一个美丽的花园，最好也有一个小溪和丛林。附近如果有火车站更好。”

思考中的柴可夫斯基

但是，梅克夫人因为财产受到损失，被迫把在布莱洛夫的房屋出售，只能邀约柴可夫斯基到她那较不华丽的乡居中去。他为此十分感激她的盛情，在那里直住到10月底才离开。圣彼得堡在10月底再度演出《叶甫根尼·奥涅金》时，观众表示热烈欢迎，但批评家的反应依然冷淡。丘伊说它“单调无味”，可是那并未使它成功的声势有所动摇，以后它果然成为继格林卡的《为沙皇而生》之后，全俄国最受欢迎的歌剧。

虽然柴可夫斯基在当时并未注意到这些，但此次演出却是他生命的转折点。莫杰斯特认为《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成功使柴可夫斯基“名利双收”：“……他的名字一向只有音乐界的人知道和尊重，现在却是家喻户晓，以前的俄国作曲家谁都没有这种知名度。”

但是，这时柴可夫斯基却有另外的心事，因为在瑞士的柯代克因肺病而生命垂危。在圣彼得堡演出第二场《叶甫根尼·奥涅金》以后，柴可夫斯基便急忙赶往瑞士，去见柯代克最后一面，以后又再转往巴黎。

流浪的生活使他一天比一天痛苦，使他更下定决心要成立一个家，无论它是在卡明卡或是莫斯科。当他再回到莫斯科以后，便以一年的租期在离克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所屋子，1885年1月起搬往那里定居以后，写信告诉莫杰斯特说：“现在我可以随意地吃、住及行动了。这才是实际生活。”

其实，他极有理由过愉快的生活。除了《叶甫根尼·奥涅金》演出成功及在俄国的声誉日隆外，《第三交响乐组曲》在圣彼得堡初次演奏也很受欢迎，而且，莫斯科音乐协会一致推选他为负责人。此时，他开始把心爱的歌剧《铁匠瓦库拉》重新改写，使它在4月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他把自认为不好的地方全都舍弃，好的则保留下来。

这一番修改工作非常重要，完成后，柴可夫斯基将它拿到圣彼得堡去，和歌剧院研商上演问题，结果相当圆满。

在圣彼得堡停留期间，阿纳托里陪他共度了他的45岁生辰，并出席音乐学院的宴会。回莫斯科后接获通知，要他继尼古拉的遗缺出掌音乐学院。一切努力总算有了收获，他愉快地编写着新交响曲《曼弗雷德》。巴拉基列夫在3年前曾向他提起根据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编写乐曲的事，但他当时对此并不感兴趣。到巴拉基列夫在1884年冬季旧事重提以后，他却应允第二年夏季以前将它完成。

柴可夫斯基曾为此事表示后悔，6月25日他写信告诉塔涅耶夫说：“我去年冬天轻率地答应过巴拉基列夫以后，就决心要把《曼弗雷德》编写完成，否则我将不会安心。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心里感觉不是味道。因为在没有一定格局的情形下编写乐曲，要比这样愉快得多。”

虽然心中极感不安，但柴可夫斯基仍然想在9月以前把它完成。他很怕工作成绩不好，作品演出一两次后即告无影无踪。由于对它缺乏信心，及担心它不受一般人欢迎，他不肯让尤尔根松出版，因为他觉得这位出版商没办法靠它赚钱。

他在作曲期间曾换过住处，新房子的内部装饰与布置工作由索伏朗诺夫负责。据莫杰斯特说，索伏朗诺夫是一个“缺乏任何美感或鉴赏力”的人，于是屋子里被他弄得净是些最简陋的家具和没有用处的东西。

柴可夫斯基自己也买了一些生活中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包括费了很大心思才买到的两匹马，及一座根本不走的英国钟。但是，柴可夫斯基对这两样新东西颇为自豪，他曾高兴地指这指那说：“这是我的桌布，这是我的狗，这是我的银器。”莫杰斯特说：“柴可夫斯基高兴得像个小孩子。”

他的家只欢迎像卡什金、塔涅耶夫、休伯特、阿里布列赫特，及拉罗什等这些人物，柴可夫斯基每天在家中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直至他去世为止。他在早晨7点至8点钟之间起床后，花费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喝茶，阅读圣经与其他读物。九点半开始工作以前，他常做片刻散步。

中午1点钟用过午餐后，独自散步两小时，将构想出来的许多乐曲的想法都记在小册子中，像贝多芬的做法一样，以便第二天早晨在钢琴前面编写。

4点钟回屋用茶时，如凑巧有客人到来，柴可夫斯基就和他谈天。5点起再工作两小时，晚餐前与别人一起散步。在一天结束以前，他利用阅读、玩牌、谈天或弹琴来松弛身心，晚上11点回房写日记或读书。

自此时起，柴可夫斯基不让别人得知他未出刊的新作品，甚至连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例外。他在《曼弗雷德》未完成前即已着手编写歌剧《女巫》。9月21日他写信告诉梅克夫人，第一幕中充满动作与活力，非常不错。如果不受阻碍，全部工作可望在春季完成。

当第一幕在两星期内完成后，他又对她表示自己越来越起劲了。工作开始时虽然一切顺利，但以后却遭遇到种种困难，直到一年半以后才全部完成。他一直在家中待到1886年3月，才去莫斯科参加《曼弗雷德》的首演。

演奏成功证明了他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交响曲诚属不虚。奇怪的是听众反应冷淡，批评家却反而赞誉有加。甚至连丘伊都说：“我们应该感谢柴可夫斯基，因为他丰富了我们国家的交响乐财富。”

虽然，丘伊和别的批评家都很欣赏《曼弗雷德》，但是它却找不到经常演奏的场所。一个月以后，他和阿纳托里到第比利斯去参加演奏他作品的音乐会。当他进入包厢时，全场的人起立向他致敬，此时他的一切失意全部一扫而空。以后他接受献礼，而且当地音乐协会的欢迎会中也发表了动听、诚恳的赞词向他致意。

柴可夫斯基非常重视这小镇给自己的礼遇，认为它比莫斯科及圣彼得堡的赞许来得有意义。他受宠若惊地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兴的一个月。以前从未体验到这种事……这是一段值得珍惜的回忆。

他从第比利斯乘船转往马赛，然后再坐上火车，于5月底抵达巴黎。他在巴黎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歌剧院中，但同时也在编写《女巫》的第三幕。他曾在那里遇到拉罗等名人，然而最使他深为感动的事则是法国音乐大师德利伯的来访。6月回到家中后，他告诉梅克夫人说还是自己的家好：“当我离开家时，小屋子是深埋在雪中，现在它却被花草环绕着，十分美丽可爱。我在国外3个月期间，把工作的时间都浪费了，不过我感觉现在的精神很充沛，即使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也不会疲倦。”

柴可夫斯基继续编写《女巫》，他在每天的长篇日记中提到许多问题。10月2日他写道：“在我死了以后，世间的人可能会发现我的音乐偏好及偏见很有意思。”

他在贝多芬的若干书信公开发表以后，说他自己“无条件地”敬佩贝多芬，但却并不喜欢贝多芬。他发现莫扎特在音乐领域中是“一切美好的累积点”；他欣赏先进音乐家巴赫的原因，只是觉得“他弹奏的赋格曲很好”，而并非因为巴赫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他说亨德尔“不过只是第四流”的作曲家，还说他“甚至连一点风趣都没有”；他认为格鲁克“值得同情”，虽然“他的创作天才很糟”；他说海顿的“若干作品”有可欣赏的地方；他觉得勃拉姆斯是一个“怯生的凡人”，他曾为了人们说勃拉姆斯“应被看做是天才”而愤愤不平。

柴可夫斯基在12月患上严重的偏头痛，但不久他仍回到莫斯科指挥《铁匠瓦库拉》的演出。这是他多年来首次在指挥台上公开露面，经过排练后效果很好，他对自己的技巧也很感满意，他愉快地写信告诉莫杰斯特。

演出的日期被安排在1887年1月31日，但是当天早晨他醒来时，却感觉到自己“真正生了病”，整天“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疼痛”，傍晚到达剧院时，他已经呈现“半死”状态。幸而听众的热情非比寻常，他的精神才勉强提了起来，苦撑到完成一场成功的演出。

回家后他听说亚历山德拉的大女儿在卡明卡死去的消息，但仍然埋头编写《女巫》，而且告诉梅克夫人说他梦寐以求的是“有一天能在外国举行音乐会”。现在，他已不畏惧公开指挥了，他对梅克夫人说，他的精神比以前强韧得多，凡是不曾想到的事，只要他去办都可办得到。他允诺在1887年3月17日亲自指挥演奏自己作品的音乐会以资证明，而且事后证明演出成绩确实不错。

不过，《女巫》直至当年5月才告完成。接着，他开始在夏季四处旅行。他十分欣赏高加索的美丽风光，每天花费在编写弦乐六重奏乐曲及一首名为《莫扎特风格》的交响乐组曲的时间只有1小时，他的假期在7月中断，因为康德拉契耶夫在亚琛生命垂危，要他前去。

无奈他起程前往时，竟感到自己此行是基于责任而非友情。亚琛之行并未使他的忧郁感解除：“……每一个人都敬佩我的牺牲，但我实在没什么牺牲可言。我的生活很安静，吃喝不愁。别人连购办生活必需品都感到力不从心，根本没有余钱可供挥霍；但我除了花钱买奢侈品以外，竟然无所事事。这是不是利己主义？我并没有像对待自己那样善待我的邻居呀！”

他在亚琛完成了《莫扎特风格》交响乐组曲及《随想小品》大提琴及交响乐曲，于9月回到家中。两个星期以后他接到康德拉契耶夫死亡的消息。由于情绪不佳，他在日记中写出了颇富于哲学意味的话语：“生命何其短促！我还要做的、要想的以及要说的事情究竟还有多少？我们始终没有什么成就，可是死亡却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女巫》于10月在圣彼得堡排练，11月1日由柴可夫斯基指挥首演，以后又再上演4次，他深信这是他最好的歌剧作品。但是，听众竟然对它缺乏热忱，第五次演出时座上观众只有五成左右，使得柴可夫斯基备感屈辱与恼怒，他对梅克夫人抱怨说：“我对它所付出的精力及所作的牺牲较之任何别的歌剧都多，可是我却不曾被批评得这么厉害过。”

好在几天后情势有所改变，他在莫斯科的音乐会非常成功，听众和批评家对包括《1812序曲》及《莫扎特风格》交响乐组曲在内的全部乐曲都表示满意。柴可夫斯基恢复了信心，他计划从事第一次国外音乐旅行，而他的国际性事业也就此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