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爵的尴尬

俾斯麦这位成功的政治家表面上虽然志得意满，但内心有时却很苦闷懊恼。

普丹战后，俾斯麦被封为伯爵，为此他雀跃不已，为自己能让俾斯麦家族由男爵提升为伯爵而骄傲。但是现在他被封为公爵的心情是又惊又恐，因为他知道爬得愈高跌得愈重的道理。被封为公爵后一定会遭致嫉妒。所以当他得知皇上有意封赏自己时，就祈望此事不要成真，并准备当皇上征询己意时委婉辞拒。

谁知道在出席议会开会典礼时，老皇帝突然称他“公爵”，在座的皇族都齐声祝贺。当时真让他不知所措。不过一向忠于皇帝的他，也只有领受恩赏。但他心中早已预感到日后将会产生许多困难。

他对近亲好友说：“普通的收入就能维持伯爵的体面，但是要维持公爵的体面，就必须要有相当的财产。”幸好老皇帝赐给他价值300万的大庄园，所以维持体面大概不成问题。

但他还有更大的烦恼，那就是同族的嫉妒。他出身地主贵族的地位相当于男爵，与子爵或再高一级的伯爵都算是门当户对，但成为公爵后就相当于一个小邦的元首，一定会遭致同族的嫉妒。

德国当时政界分为四大势力，其一是最右派的保守党，即贵族出身的政党；其二是斐尔科领导的国民自由党，也就是俾斯麦自小就厌恶的自由主义人士；其三为渡索斯特领导的中央党，是日后俾斯麦所要对抗的由罗马教皇指挥下的天主教徒代表者；其四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此党势力较小，信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属于极左派代表。

普法战前，中央党没有出现，社会民主党只有两名党员，所以俾斯麦只要借保守党的力量与国民自由党抗衡就可以。但是现在他被封为公爵后，失去了保守党的支持，所以在议会内就不得不提携国民自由党，设法通过议案，这对他来说，在社交和政治上都是一个打击。

当时的贵族阶级就曾恶意攻击过他，自1872年起，保守党的机关报便开始诽谤俾斯麦的名誉和人格。例如：

“俾斯麦在没做宰相时与财阀的关系密切，如公爵和布莱希礼二人，在公爵尚未有多少产业薪水也不多时，就已开始来往，所以使公爵能在巴黎和法兰克福过着犹如君王般的生活。他们可能对公爵在财务上给予很大帮助……大致说来，为了隐瞒与柏林财团间的勾结关系，内阁无所不用其极。”该文影射俾斯麦曾出卖政府机密中饱私囊。

该报还根据李男爵所言，在普法开战前日，他在外交部遇见过布莱希礼，进而诽谤俾斯麦利用开战后股票下跌的情报，指使布莱希礼卖出股票，获取暴利。

报上提到的布莱希礼是一位犹太籍的银行家，俾斯麦常借他透过巴黎的罗斯查德家族与拿破仑三世交涉，这是事实。不过报上所说的买卖股票、中饱私囊之举则纯为虚构。

普法战后，因为法国赔偿了50亿法郎，这对德国国内经济帮助很大，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发财了，尤其是上流阶级的贵族，利用股票市场，个个成为巨富。但他们却不提自己的卑鄙行径，反而责骂为德国带来繁荣的俾斯麦。

后来，还有机关报更过分地写出：

“如今腐败已甚，我们在暴政下痛苦呻吟，而暴政的别名就是俾斯麦！”这已构成了损害名誉罪。所以，撰写这段记事的记者为了逃避俾斯麦的控诉跑到国外，并继续在瑞士尽其诽谤之能事。

俾斯麦在执政的28年间的确成为了巨富。不过这并不是得于不法手段，而是他善于经营，他委托当时商界第一流人物——犹太人布莱希礼接掌其财务。他虽从未向这位犹太人泄露半点国家机密，但仍难免遭人非议。

1877年以后，俾斯麦卖掉了所有的公债和股票，因为他认为如果要在外交上和欧洲各国打交道，必须拥有对方的有价证券。

前面提到的保守党机关报对他的恶意中伤让他很生气，他在议席上公开叱责：“为了阻止这些无中生有的攻击者，我们应停止购买该报，如果有人要看报，一定是那些一派胡言者的共犯。”

但是贵族中的46位名门及数百位牧师却联名请求奖赏该报，公开声明他们是该报的忠实读者。这份名单中还有一些是俾斯麦从前亲密交往的好友。可见当时贵族们已经将他视为了眼中钉。

俾斯麦曾在普奥战后不久，对议员发出如下的请帖：

“从4月24日以后，俾斯麦伯爵在议会开会中，每周六、日下午9点以后，都在官邸候教，欢迎阁下来访。”

此举让很多议员都大吃一惊。

这次从巴黎回来后，他又重施故技。许多议员接到他的请帖后惊讶不已，俾斯麦现在是公爵身份，参加他的宴会必须身着燕尾礼服，那是件多令人受不了的事啊！后来议员们得知不必穿燕尾礼服，着日常服装即可又吃了一惊。

参与首相官邸清谈的人渐多，也许是因为首相官邸豪华、座椅舒适，有美味佳肴及无限制供应的各国名酒，最吸引人的还是主人那殷勤好客的态度。

俾斯麦是一位很难侍候的客人，却是一位少见的爽朗主人。所以每周六、日的清谈席中，不分敌我，相谈融洽，宾主尽欢，这对他推行的政策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