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外交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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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自由主义暴动赶走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德国诸邦的自由主义力量逐渐抬头，欲以人民自由、独立的名义，完成德意志的统一运动。

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主张以普鲁士为中心，建立立宪的德意志，而反动主义者则希望以奥地利为中心建立专制的德意志。普鲁士屡次遭受奥地利的侮辱，国民的愤怒之情高涨，威廉亲王、外相及参谋总长等一致主张对奥宣战，但俾斯麦却主张和平，这是他觐见国王后所表示的态度，同时也代表保守的内阁阁员的想法。这是因为对战事没有胜利的把握，也怕国内自由主义者趁机坐大，因此俾斯麦认为合理的办法是与专制主义的奥地利谈和。

继梅特涅为奥相的是舒森堡，他曾召见过普鲁士的宰相兼外相曼特斯斐，并且对其严词责备，普鲁士外相忍受了一切的屈辱，还表明普鲁士无意统一德意志，并保证重回两年前脱离的法兰克福邦联会议。这是1850年11月末发生的事，这个情报传到柏林后，全国国民都很激愤，宣战的怒涛四起。俾斯麦比其他人更重名誉、爱国家且易怒，他究竟会采取何种态度呢？

这次他站在了议会的讲台上为政府辩护，对首相兼外相所做的决定给予支持，并说明对奥宣战的不利，并对自由派议员说：“各位曾在1848年3月19日柏林革命时，企图把普鲁士军队改为国会军队，这万万使不得，因为普鲁士军队永远是国王的军队，这次的约定对普鲁士的名誉并没有损害，普鲁士真正的名誉是不与民主主义同盟。”

他此次演说是给国王听的，因为他想脱离议员生活而担任政府要职。事实证明俾斯麦的大胆演说起了作用。第二年春天，他被任命为驻法兰克福邦联会议的普鲁士代表，不久便升任为大使。这是普鲁士重要的外交使臣，对年仅36岁的俾斯麦而言，实在是破格拔擢。

俾斯麦在法兰克福这段时期是他思想上的转折点，私生活上也有很大改变，从此以后，俾斯麦变成了另一个人。

首先是他得在宫廷内生活。过去，他对自己的职位毫不在意，不如意时就会拂袖离去，很任性。在家乡的庄园中，他被农奴称为男爵，兴致好时通霄达旦地看书，兴致不好时就带着枪，淋着大雨连续打猎十几个小时，回家后便豪饮香槟，大啖火腿，再睡上14个小时的大觉……但在法兰克福，这样的自由不复存在，他必须要耐性地与上司协调。威廉四世好恶感强烈，性情善变，他很喜欢俾斯麦，讨好他没那么困难，但是皇帝身边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吉拉，皇帝对他特别信任，所以对俾斯麦而言，取悦吉拉也很重要。

为了这个重要人物吉拉，俾斯麦使出了浑身解数，极力迎合。吉拉是军人出身，是宫中的阴谋家，他看出和俾斯麦携手对自己有利，所以尽量在国王面前为俾斯麦说好话。

其次俾斯麦必须奉承的是首相兼外相曼特斯斐，其实曼特斯斐才是俾斯麦真正的上司，因为俾斯麦是驻外大使，一切都得听命于外相，所以这位首相兼外相应是他最需要巴结的人。但是在君主专制国家，政治实权并不属于内阁，所以对俾斯麦来说，取得曼特斯斐的好感远不及得到宫廷的信任来得重要。

如果皇帝不信任他，那首相之职是不会给他的。这也是专制政体下为人臣的无奈之处。曼特斯斐之后的有力继承者就是俾斯麦，因此与其说曼特斯斐是他的长官，倒不如说是他的政敌。俾斯麦深知其中的道理，而曼特斯斐也很明了这种微妙的关系，所以在他们二人之间根本无和谐可言。

任命俾斯麦为大使，并非曼特斯斐的愿望，而是吉拉一班人的计划，所以曼特斯斐对俾斯麦有敌意。曼特斯斐心胸狭窄、性情狡诈，他伪称自由主义，与俾斯麦的个性截然不同。曼特斯斐自觉地位不够稳固，而俾斯麦又个性刚烈，所以他尽量避免与俾斯麦发生正面冲突。在表面上，他从不反对俾斯麦的意见。

虽然大事上曼特斯斐不敢与俾斯麦作对，但小事上，却总是暗地里搞破坏。这种微妙的关系，使得俾斯麦担任了8年之久的法兰克福大使，并且表现卓越，实在令人惊叹！所以说，俾斯麦并不是一位傲慢顽固、有勇无谋的莽汉，而是一位足智多谋的优秀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