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许行

战国时期,各国都竞相笼络军事人才,一来可以自保,二来能够吞并他国。所以所谓的“兵法家”变成了时代宠儿。

孟子曾责备惠王,说他为争夺土地,不惜牺牲民命,强迫他们去打仗,并形容战争的惨况:“……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但是那些所谓的“兵家”,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只是一味地帮助他好战的君王去征讨。他们只懂作战,想法取胜,从不想为何而战。孟子对这些人深恶痛绝,说他们是罪该万死的民贼。

“法家”则提倡重视法制,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发古。”他提倡以法制民,依法治国。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他说:“百人事智,一人事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老寡,则国贫……”法的运用,则分为三派:商鞅的重法、申不害的重术、慎到的重势。

韩非子师承荀子,他认为势、术、法都是帝王的工具,不能偏也不能废止,他集三派之大成而自成为一家。

孟子时代,韩非之道还不是很盛行,但是商鞅之法已大行天下。商鞅在秦国实行了他的理想,使秦国日益坐大,最终吞并了六国。但是秦国当时的法令听来让人汗颜,例如“弃灰于道者被刑”、“斩一首级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之官,斩二首级……”。

孟子对繁杂、严苛的法令深表不满,他力主“省刑罚”。孔子就曾主张“居敬行简,以临其民”。《吕氏春秋》中就有记述: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这是“重农、织社会”的由来。

“农家”的政治理念是希望在上位者也与民并耕而食。政府设立的官职形态不便,但人人都需自食其力,谁都不能坐享其成。这种全民劳动提倡全国人民都没有特权阶级,人人都丰衣足食,个个明礼义、知廉耻,人与人之间没有争斗、诈伪等。这个理想是好的,但是实行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下面就引述一段孟子与陈相的对话来了解一下孟子对此主张的看法:

许行是楚国人,研究农家学说。他听说滕国要行仁政,便率领了一批徒弟来到滕国,请求滕文公允许他住在滕国做滕国的百姓,他们都穿着粗布衣服,靠编麻鞋织草席过日子。

另外有个叫陈相的楚国人,他是儒者陈良的学生,与自己的弟弟陈辛背着耕田的犁锄从宋国来到滕国。他向滕文公表示,听说滕文公将行仁政,那就是圣人了,他们愿意住在滕国做圣人的百姓。一次,陈相遇见许行,很顺服许行的理念,便抛弃了过去所学,跟着许行研究神农学说。

孟子当时也在滕国,陈相去见孟子,转述了许行的话:“滕文公能施行仁政,算得上是个贤德的国君。既然如此,却还没有听过圣人的大道理呢!真正的贤君,就是要与人民一起耕种生活,早晚要烧饭,也要治理国政。如今,滕国的仓廪里存满了米谷,府库里积满了财货,滕君却不亲自耕种,这简直是专供自己,残害人民,这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贤明吗?”

孟子反问:“许行是不是也自己种了地才吃饭的?”

陈相说:“是的。”

孟子又问道:“许行是不是自己织了布才穿衣服呢?”

陈相说:“不,许先生只穿最粗劣的毛布衣服。”

孟子说:“许行戴帽子吗?”

陈相说:“戴的。”

孟子说:“他戴什么帽子?”

陈相说:“白色生丝织成的帽子。”

孟子说:“是他自己织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谷子换的。”

孟子说:“他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陈相说:“因为没时间,怕影响耕作。”

孟子又问:“许行是不是用锅煮饭、用铁器耕田?”

陈相说:“是的。”

孟子说:“都是自己做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谷子换的。”

这时,孟子反驳道:“既然农夫可以用自己种的谷子去换取日常的器皿、用具,算不上是残害烧窖和打铁的人,那烧窖、打铁的人拿他们制作的工具去换谷物,就是残害农夫吗?再说了,许先生干吗不自己烧窖打铁去呢?所有的东西都自己生产,从自己家里取来用,不是更好,干吗要和那么多人去交换?许先生不嫌麻烦吗?”

陈相为他辩解:“那么多种类的工作,是不能一面耕田一面兼做的啊。”

孟子驳斥他说:“照这么说,唯独治理天下的大事,可以一面耕田一面兼做了吗?天下事,原本就是有区别的,有处理政务等在上的事,也有耕田制器等在下的事。另外每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必须要有各种人制作的物品才能备齐,如果非要自己做的才能使用,那天下人就得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跑了。所以,古人说,有人劳心,有人劳力。劳心者管理别人,劳力者受人管理。受人管理者供养别人,管理者被人供养,这本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啊。

“当初唐尧时候,天下没有平定,洪水溢出了河道,到处泛滥成灾,五谷不能成熟,但是草木生长得很茂盛,畜禽也繁殖得很兴旺,到处都有野兽作怪咬人。尧心里发愁,就举用舜去治理。舜派他的臣子伯益去放火驱兽,伯益就找到草木茂密的山泽,纵火焚烧,逼得禽兽逃走躲避。又派禹疏通了九河,挖深了济水和漯水,让它流入大海。同时还开浚了汝水和汉水的河床,排除了淮水和泗水的淤积,使它流到大江里去。这样一来,好多地方才能够种五谷,人民生活也安定下来了。

“那个时候,禹在外面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像他这样因私忘公的忙碌,就是想和人民一起耕作,也没办法呀。等水患平了以后,舜又派后稷教人民耕种的方法,种植五谷,五谷成熟后,人民的生活也安定下来了。

“尧、舜想到做人得有一定道理,如果只知道吃饱穿暖,安逸嬉游,不懂礼教的话,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尧舜为此忧愁,于是,派契做司徒官,教导大家做人的大道。要他们懂得父子感情,君臣有相敬礼仪,夫妻有内外分别,长幼要有大小次序,朋友要讲诚信。

“尧还吩咐契说:‘如果明白了做人大道的就奖励他,不明白的就引导他,匡正他,帮助他们树立心志,扶持他们奉行礼教,让他们领悟做人的道理,并时时提醒他们,常常施恩惠于他们,免得懈怠。’古时的圣人,为人民如此忧心,哪有空闲去亲自耕种?

“尧忧虑的是,怕得不到像舜这样的人;舜忧虑的是,怕得不到像禹和皋陶这样的人;但是忧虑一百亩田地能不能种好的,是平常农夫。把财物分散于人,叫惠;用善言教导别人,叫忠;替天下人求得一个治理人才,才能称为仁。所以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替天下求一个圣明的治理人才,才难呢!

“孔子说:‘尧真是个伟大的君长,天道最崇高,也只有尧的德量能取法天道,与天道相齐。天道是最崇高的,他的德量是广远的,人民形容不出来,所以无从称道。虞舜才不愧是君长呢!品德崇高完美。尧舜治天下,难道一点也不用心思吗?他要从大处着想,怎么能把心思用在耕种一类的小事上?再说,我只听说过用文化去教化、改变蛮夷的风俗,却没听说反而会被蛮夷风俗同化了的。你的老师陈良出生在蛮荒的楚国,因为悦服周公、孔子的道理,来到北方研究学术。北方学者,没一个能超过他,他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了。你们兄弟两人,以师礼侍奉他几十年,如今师长一死,就背弃他,违背他所教的道理。从前孔子死了已经三年,弟子们在墓旁守心丧的孝期满了,大家准备收拾行李回去,他们去向子贡揖别,大家还相对痛哭,泣不成声地分别离去。子贡送走他们,还不忍离开,便在墓旁另建了一间小屋,独自一个人住在那里又守了三年,然后才回家。过了些时候,子夏、子张和子游三个人,因有若的相貌和举止很像孔子,就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去侍奉他,当他们征求曾子意见时,曾子坚决反对。他说,这不行!老师的德行,是无人能比的。

“现在,这个南方的蛮子许行生了一个伯劳鸟的恶舌,根本不懂古代圣王的道理。你却背弃自己的老师,跟他学习,这种行为恰恰与曾子相反。譬如鸟儿筑巢,只听见它们从黑暗的山谷飞出来,迁移到高大的树木上,却听不见它们从高大的树上飞回到黑暗的山谷里去。

“《诗经·鲁颂篇》上说:‘没有文化的戎、狄,应该给予打击;没有礼义的荆国、舒国,应该给予惩戒。’这种没礼义的蛮夷,周公要积极惩处,你却赞成那种南蛮邪说,还想跟他学习,你的这种转变,实在让人遗憾!”

陈相仍辩解说:“如果能够按照许先生的办法去做,市场上的货物就没有了高低价格的差别,全国人民也不会有欺诈行为,即使一个小孩子去市场买东西,也没人会欺侮他。一切货物,只问量多少,不管质好坏,不论布匹绸缎,只要长短相当,价钱都是一样。不论粗细、蚕丝或丝线,只要轻重相同,价钱也一样。五谷也只论多少,不分价钱。鞋子也不分大小,一样的价钱。”

孟子说:“说到货物的精粗、好坏,本来就是货物原有的情形,所以彼此价值有的相差一倍到五倍,有的相差十倍或百倍,甚至千倍万倍。但是你却把它们用长短、轻重比齐划一起来,这不是扰乱天下嘛!你想想,大鞋小鞋、粗麻鞋和细麻鞋都是一样的价钱,谁还肯去做大鞋或细麻鞋呢?如果照许行的办法实行,那就是率领着天下人做欺诈行为,那还能治理国家吗?”

孟子的农业政策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鳌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认为劳心与劳力者,理应有所区别,圣王治理天下,整日竭思殚虑,哪有时间去耕种?他又何必要亲自耕种呢?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的受别人供养,被治的要供养治人的人,这才是天下的正道。

治理天下的事情本来就很多,哪里是许行想象得那么单纯啊?而且社会上贤与不肖的各色人等都有,怎么能使他们个个都诚笃、敦厚呢?所谓的大鞋小鞋一样的价格,让天下人一起虚伪,这就是“农家”学说的偏颇。

孟子对许行那一套依托神农的异端邪说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

“名家”是由墨家产生的“别墨”派演变而来,战国时代,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到了汉朝,他们才被称为“名家”。

《庄子·天下篇》里曾列举了几篇惠施的辩说。公孙龙则稍晚于惠施,他有“白马非马”、“坚白同异”、“狗非犬”、“卵有毛”等理论,其实,这些全是诡辩。通常一般人认为对的,他们认为是错;常识上认为错的,他们却认为是正确的。

《汉书·艺文志》中载“小说”十五家,共计有1380篇。

清代博览多通的举人陈澧说:“齐东野人语,非君子之言。”

孟子说这些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捏造故事都是无稽之谈,不足以信服。

一次,咸丘蒙(齐国人,孟子的弟子)问孟子:“古语说:‘德行高的人,国君不会把他作为臣子,父亲也不当他是儿子。当舜面向南做天子的时候,尧率领诸侯向北朝见,舜的父亲也面向北方朝见他。舜看到父亲,皱了皱眉头,显出一副不安的样子。’孔子批评说:‘这个时候,人伦颠倒,天下简直要乱了!’请问,这些话是真的吗?”

孟子告诉他:“不,这不是君子所说的话,而是齐国东边那些乡野人所说的。”至于“伊尹曾以割肉烹羹的手艺要求汤任用他”、“百里奚卖身于秦国养牲畜的人家,得到了五张羊皮,便替人家牧牛,来要求秦穆公任用他”、“孔子在卫国时曾住在痈疽的家里,在齐国时住在太监瘠环家里”等传说,孟子一概呵斥其妄为,他不容许小说家捏造故事、颠倒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