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学说

总结一下,孟子学说的重点大致是“道性善”、“论仁义”、“讲王道”、“重修养”等。孔子所在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到人性问题,子贡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孔子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是任何人都要具备所谓“良心”的那种善性。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为,人们天生的性情和气质本来都差不多,只是因为习俗不同的缘故而产生了差异,而且越来越远。但是通过后天陶冶,也能使其发生变化。对这一点,孔子持乐观态度,他人性本善的观点是肯定的。

孟子的性善论,可以说是秉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引导出来的。因为他曾受教于曾子派,他很推崇曾子及曾子的门人子思。关于人性的问题,当时还有“性无善无恶说”以及“性可善可恶说”以及“人有性善与性不善说”,前者以告子(姓告,名不害)为主,后者以公都子为主。另外,比孟子晚五六十年的荀子,提出过“性恶说”。

战国时代的告子,他兼学儒、墨,曾经与孟子辩论过性的善恶问题。

告子说,人的本性就如同柔软的杞柳一样。世上的仁义,就如同用弯曲的树木做成的杯盂一样。以人的本性去行仁义,和把杞柳做成杯盂是一样的道理。

对告子的偏执观念,孟子不以为然,他纠正说:“你能顺着杞柳的本性来做杯盂吗?还是要先砍削杞柳后再做成杯盂呢?如果要把杞柳砍削后才能做成杯盂,那不是要把人的本性斩削了才能行仁义吗?带领着天下的人,去伤害仁道义理的,就是你这种言论。”

告子又说,人的本性就如同起旋涡的流水一样,引它向东,就往东流;引它向西,就往西流。人性就如同水性不分东西一样,是不分善与不善的。

孟子又反驳说:“水性固然是不分东西,但是它分上下呀!人性向善,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人的本性,都是善的。现在就拿水来说,如果拍击它,使它跳起来的话,可以高过人的额头;如果阻塞它,使它逆流的话,能让它流到山上去。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这分明是通过外力才让它变成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做出不善的事情来,但是这种情形,就如同水受到拍击、阻塞的道理啊。”

还有一次,告子对孟子说,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就叫做“性”。

孟子反问他:“凡是与生俱来的本质就叫做性,就像凡是白色的东西都叫做白一样吗?”

告子回答:“是的。”

孟子说:“那白色羽毛的白,就如同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如同白玉的白一样,是不是?”

告子说:“是的。”

孟子说:“按你的说法,那狗的性,就如同牛的性;牛的性,就如同人的性吗?”

孟子这番话,是告诉他,物各有性,但性各有异。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人性本善,与犬牛是不同的。

告子又说,人都喜欢吃好东西,喜欢美艳的女人,这也是人的本性。仁爱之心,是发自内部的,不是从外面来的。事物的义理,是从外面来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

孟子反问他:“为什么要说仁爱之心发自内部,而事物的义理则来自外部呢?”

告子辩说:“一个比我年长的人,我应该尊他为长辈,而不是因为我内心先有的尊他为长辈的这种意念。这就如同某种东西,因为它是白色,我才称它为白的道理,我是按照它的表面而说的,所以说义理是从外面来的。”

孟子反驳道:“那白马的白和人的皮肤的白,也一样是白的,但是对年龄大的老马,和尊敬年老的人是不是一样呢?那他年长合于义理呢,还是尊重他年长合于义理呢?”

告子仍强辩:“我爱自己的同胞弟弟,但是对秦人的弟弟,我就不会那么爱他了,这完全是以我内心的喜爱为主。所以说,仁爱之心,由内发出。至于尊敬楚国人的长辈,也尊敬我们自己的长辈,这就是因为对方年长的原因。所以说,事物的义理来自于外面。”

孟子驳斥道:“比如说,喜欢吃秦国的烤肉和喜欢吃自己的烤肉是一样的。那吃东西的喜好与尊敬长辈的情形相同,难道说,爱吃烤肉这件事,也会有个外在的主意吗?”

我们再来看看孟子与公都子的谈话。

公都子问孟子:“告子说:‘人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也有人说:‘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所以,文王、武王兴起,人民就喜欢行善;幽王、厉王兴起,人民就喜欢作恶。’还有人说:‘人的本性,有些生来就是善的,还有一些生来就是不善的。’所以像尧一样好的君王,却有很坏的臣下;像瞽瞍那样坏的父亲,却有舜那样好的儿子;还有纣王那样坏的侄子,也是君上,却有像微子启这样好的庶兄和王子比干那样好的叔父。

“现在老师说人性本善,那前面这几种说法该如何解释?”

于是,孟子便把他所创的四端说向公都子阐释:“只要顺着人的本性发动的心情,就会行善,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性本善的道理。至于做出坏事,并非是本来材质不好的原因。例如人人都有怜悯伤痛的心,人人都有羞耻厌恶之心,人人都有恭谨尊敬之心,辨别是非的心也是人人都有。

“怜悯伤痛的心,就是仁;羞耻厌恶的心,便是义;恭谨尊敬的心,就是礼;辨别是非的心,就是智。仁、义、礼、智,并非是外面镕炼了我们,这是我们本来就具备的,只不过我们没有去思考它罢了。所以只要用心去研求,就能得到它;放弃了不去研求,自然会失掉它。到头来,得到它与失掉它所产生好或坏的结果,从一倍到五倍,甚至无法衡量、计算,这都因为没有充分发挥他本来材质的缘故啊。

“《诗经》上说:‘天生下众多人民,既有事物的形体,就有事物的法则,这原是人民秉执的常性,人都喜欢美好的德行。’孔子称赞说:‘作这诗的人,他很明白本性的道理啊!’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有事物就有法则。 任何人只要秉执这常性,自然就会喜欢美好的德行。”

孟子强调人性本善,故有所不忍、有所不为。存养它,那善性作用于自己;扩充它,则能成就大善。孟子也曾这样向齐宣王进言,他说:“任何一个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古时候的帝王,就是因为有不忍害人的心,所以才会施行不忍害人的政事。有不忍害人的心,施行不忍害人的政事,那平治天下也就易如反掌了。

“为什么说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呢?例如现在你看到有个不懂事的小孩在井边玩耍,就快要掉到井里去了,不管心肠怎么硬,也会感到担心,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这种心情是人的天性,并非是为了讨好、结交那个孩子的父母,也不是想要博得乡里朋友们的称赞,更不是害怕会落个残忍的恶名才这样的。可见,没有怜悯之心,没有羞耻憎恶的心,没有辞谢退让的心,没有分辨是非的心,就算不上是人。怜悯伤痛的心,是仁道的发端;羞耻憎恶的心,是义理的发端;辞谢退让的心,是礼法的发端;分辨是非的心,是智慧的发端。

“一个人心中有这四个善端,就像身体上有四肢手足一样,这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有着四个善端,却说自己不能行善,那就是甘心自弃,谋害自己的本性了。如果他的国君不能行善,眼看着国君掉入罪恶的深渊,那他就是谋害国君的人了。

“如果知道自己心里有这四个善端,还尽力向外扩展,那就像燃烧的火焰、涌出的泉水,会越来越旺盛。所以,如果能扩展这四个善端,让它日益增大,就能够保有天下;如果不扩展、充实的话,恐怕连自己的父母都侍奉不了。”

公都子对这一点,还有些疑惑,于是,他说:“同样是人,有的是上等人,有的算是下等人,这是什么道理啊?”

孟子说:“依照心志礼义去做事的,就是上等人。依照耳目感官去做事的,就是下等人。”

公都子又问:“同样是人,有的就依照心志去做事,而有的人却依照感官去做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耳、目等器官只能用来听和看,不能思想,所以常会被外在事物所蒙蔽。耳、目本身也就是一件事物,它与外界的声色相接触,就会受引诱而妄听妄看。而心是管思考的,能思想就会懂得道理;不能思想,就得不到那些道理。

“耳、目和心都是天赐给我们的,要先立定内心的主张,那耳目就不能夺去心的主意,这就会成为上等人啊。”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但对于社会上的那么多坏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无法理解,对此,孟子的解释是以树木来比喻。他说:“齐国东南有座牛山,那里的树木本来茂盛又美观,但是那里位于大国郊边,人们经常拿斧锯、柴刀去砍伐,这样一来,还能期望它继续保持旺盛美观吗?还有大山上的小草,它们日夜在生长,受到雨露的滋润,并没有停止萌生枝芽,但是牛羊又把它吃了,所以才变得光秃秃的。人们看到这光秃秃的山,就以为从来没有生长过林木,难道这是山的本性吗?

“在人们身上,难道真的没有仁义之心吗?人之所以失掉原来的良心,就如同斧锯、柴刀砍伐树木一样。天天砍伤它,还能让它保持美德吗?

“一个人,日夜所生息的,在天亮前,性气还很清明,他的喜好与厌恶之心本与一般人差不多,但是经过白天的所作所为,那点清明的性气就被扰乱消失了。经过这样一再反复地扰乱消失,那夜间生长的清明性气就保存不住了。夜间生长的清明性气不能保存,那就和禽兽相差不远了!人们看到他与禽兽差不多,就以为他本质是坏的,难道这是人的本性吗?

“所以,只要适当培养,天下没有不生长的事物;如果没有适当培养,那任何事物都会消失的。孔子说:‘把握住就能存在,舍弃掉就会消亡。进出没有确定的时候,就不知道他的方向。’这就是指心性而说的吧。”

孟子的滔滔雄辩,简直无懈可击。他相信“恶”存在于人身之外,是因后天环境或被物欲蒙蔽所致,善性才会变得昏暗,但这绝不是人的本性。

孟子还提出比喻,说:“年岁丰收,生活有所依靠,子弟们大多很懒惰;凶荒年月,为了生存,子弟大多很残暴,常常做坏事。这不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性情有所不同,而是因为他的心受到环境的迷害,才会这样的。现在就拿大麦来打比方,撒下种子,用泥土覆盖,种植的土地和种植的时间是一样的,便一起茂盛地生长起来了。等到一定时候,都成熟了,纵然收获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其中有土地的肥瘠、雨露滋润的厚薄、人们耕作时勤惰不一的缘故。

“凡是同一类东西,都很相似,为什么说到人性时就怀疑它不一样呢?圣人和我们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虽然不确定脚的大小便去做草鞋,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做成一个像是盛土的畚箕。’因为草鞋的式样,大体上都差不多;人们的脚,形状大致都一样。另外人的嘴巴对滋味的爱好,耳朵对声音的喜好,眼睛对美色的喜好都是一样的,那唯独人心就不一样了吗?人心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的天理和事事合宜的正义。不过,圣人先知先觉,能够先得到我们心中相同的理、义罢了。所以我们心里喜欢天理和正义,和我们的嘴巴喜欢吃肉是一样的道理。”

总之孟子对人性的看法是人人都具有良心的善端,将其扩展、充实,就是善人。仁、义、礼、智等四善端,乃人性所固有的。但是对于社会上现存的坏人、坏事,孟子则认为是因为受环境及后天的物欲所蒙蔽。

孟子主张在政治上摒弃功利,讲求王道,而王道的反面是霸道。孟子前后两次去齐国,齐威王和齐宣王一见面就问起齐桓公和晋文公称霸的事。孟子很不以为然,反应也很冷漠,只冷淡地表示孔子之徒没有谈及此事,因此没有记载留传。孟子其实根本不愿讨论这种褊狭的称霸事迹。

孟子认为,以武力制伏人,不能让人心悦诚服,要施行仁政才能称王天下。他经常把文王、商汤的先例分析讲解给诸侯们听。

所谓的“王道政治”,简单说来,就是施行仁政、爱民为先。孟子也给各国诸侯提出了具体的施行方法,宗旨就是一切要为百姓着想,以百姓的意志为依据。齐国征伐燕国的时候,孟子认为以暴制暴的做法终会受到燕人的唾弃和反抗,结果不出所料。

孟子处在时局混乱的战国时代,大小诸侯并立。有的在竭力谋求自保;有的则一味想扩张领土,吞并弱小,满脑子都是功利思想,个个想称王称霸。孟子提出“仁者无敌”的王道理论,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迂腐而不切实际。事实上真理只有一个,齐宣王征燕失败就是最佳明证。

另外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敢于在统治者面前提出“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实在让人钦佩。当齐宣王问武王伐纣之事时,孟子毫不客气地告诉齐宣王,只听说武王杀了一个叫做纣的独夫,孟子认为这种残民以逞的暴君,根本就不配称为人君。武王是为民除害,他不是弒君,而是铲除暴虐无道的独夫。

另外孟子很重视修养,他提出的修养重点有四,养气、寡欲、求放心、知言。

一、养气。孟子曾告诉公孙丑说,他善于培养浩然之气。气的根本在于自己的内心,因为“气”是情感的作用,“心”是理智的主宰。如果不得于心而求之于气,那就会理智不明,情感妄动,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孟子提倡“持其志,无暴其气”。志,是气的主宰;气,充塞了全身,和身体都受志的指挥,志到达哪里,气就跟到哪里。那么如何让“气”充塞于人体?孟子认为,首先要培养勇气。如何培养勇气?则在集“义”。如果凡事都合乎义理,内养浩然之气,一方面可以慎思明辨,另一方面就可以见义勇为。历史上的圣贤豪杰、忠臣烈士们之所以能成就丰功伟业或舍生取义,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二、寡欲。孟子说:“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想那本心不愿去想的私欲,这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要求仁义理智的道理,就能得到,放弃了,就会失去。因为这种求是我们本性所具有的。但是富贵利达,去求要有道理,得到它也要有命运。这种求对于得没有帮助,因为所求的是身外之物。”“养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私欲。”

多欲者,心胸窄,寡欲则宽。多欲者,心境忙,寡欲则闲。多欲者心术不正,寡欲则平。欲望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但要有所节制。欲望过多往往会让人陷入不德不义,小则身败名裂,大则足以亡身。能够把心头打扫干净,不为尘染,不为物累,那是何等自在、何等潇洒啊!所以,孟子认为寡欲对人的修养很重要。

三、求放心。就是去邪欲、存良心。孟子教人遇事要反求自己的心。“仁道是人的本心,义理是人的大路。舍弃大路不走,丢失本心不去寻求,实在是可悲!有人丢失了鸡狗,都会去找寻;自己的心丢失了,反而不去寻找。其实,研究学问没有其他途径,只要把丢失的心找回来就行了。”

四、知言。能知言则不惑,能养气则不惧。孟子在齐国出任卿相之初,公孙丑曾与孟子对此有过一段相当精彩的对话。

公孙丑问孟子说:“什么叫做知言?”

孟子说:“听别人偏执一端的话,就知道他内心蒙蔽不明;听别人**无礼的言辞,就知道他的心已经陷溺不拔;听了别人混淆是非的话,就知道他已经叛离正道;听别人言辞支吾闪烁,就知道他心里委屈穷于应对。

“以上四种言辞发自于内心,如果是一个从政的人,就会对他施行的政务有危害,继而危害到国家。哪怕圣人复活,他也会同意我的说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