诲人不倦

公孙丑虽没有万章那样对很多事都存疑，但他喜欢追根究底，问话也很坦诚、大胆。例如前面讲到的，他曾问孟子如果在齐国执掌政权后，能不能重现管仲、晏子的功业；又问到孟子如果出任卿相，就能实行自己的政治抱负时，是否动心等。因为在当时，很多人认为孟子的言论只是表面上的仁义，其实功利心未泯。通过孟子与公孙丑的一段对话，大家更加了解了孟子的人格。

公都子问孟子说：“全国的人都说匡章不孝，老师却与他来往，还礼貌相待，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世俗所说的不孝有五种：第一种是手脚懒惰，不管父母供养；第二种是不务正业，赌博喝酒，不奉养父母；第三种是喜好财物，偏好妻子儿女，不顾父母衣食供养；第四种是放纵自己，只顾满足自己私欲，而让父母蒙羞；第五种是经常与人打斗，并连累父母。而章子有其中一项吗？

“章子枉受不孝之名的原因是他请求父亲归向正道，而导致父子意见不合。责备向善，是朋友间相处之道，但是父子间责备向善，是最伤害亲情的。章子心里何尝不愿意有夫妻、母子的天伦呢？就是因为得罪了父亲，被父亲驱逐，不得近身奉养，也只好休退妻子，摒绝了儿子，终生不受奉养。他是用心良苦啊，如果不这样做，他的罪就更大了。这就是章子的为人，我为什么不和他来往呢？”

公都子又问孟子关于好辩的问题。孟子曾详详细细地向他解释说，并不是好辩，而是不得不辩啊。

用世俗的眼光看，孟子和匡章的交往似乎有违世俗，因为匡章是齐国大将，他握有军权，有人认为孟子是在笼络他。其实，孟子深深了解匡章的为人和遭遇。据说匡章的母亲被父亲杀了，埋在了马房的地下，匡章屡次恳求父亲把母亲改葬，结果惹火了父亲，一气之下，把他赶出家门。匡章甘冒不孝之名而没有为自己申辩，难怪不明白内情的公都子也要向老师发出如此责难。

孟子的这份勇气，可以解释为“唯仁者敢爱人”。他在齐国时对齐王的宠臣王不予理睬，可解释为“唯仁者敢恶人”。这种精神和勇气，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

后来匡章率军抗秦，大胜秦军，齐王为了酬功，下令把他的母亲改葬。过去大家都认为是他不孝，直到这时才真相大白，他因此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颂和赞扬。

孟子还曾经与弟子们谈论出仕为官的事情。周霄问孟子：“古时候的君子，也出去做官吗？”

孟子说：“是的。古书上说：‘孔子如果有三个月没做官侍奉君上，心里就会十分渴求。他丢掉官职到别的国家去，车上一定会带着进见君上的礼物，希望能在别国得到官位。’鲁国的贤人公明仪也说：‘古时候的人，三个月不做官侍奉君上，亲友们就要慰问他了。’”

亚圣殿

周霄说：“这是不是太性急了？”

孟子说：“士人失去官位，如同诸侯失去国家一样。《礼记》上说：‘诸侯亲自耕种田地，拿出了供祭祀用的米谷；诸侯的夫人亲自养蚕，拿出祭祀时穿的衣服。如果祭祀用的牛羊三牲不够肥壮，盛在祭器里的米粟不够丰洁，该穿的礼服不够完备，就不敢举行祭祀。士人失去了官位，就没有了祭祀的圭田，也就不能举行祭祀。’由于特设的三牲、祭祀用的器皿、该穿的礼服等三项都不能完备，就不敢祭祀，心里当然也安逸不得，这还不值得慰问吗？”

周霄说：“失去官位出国，车上一定要带进见君上的礼物，这是为什么？”

孟子说：“士人外出做官和农夫耕田一样。农夫难道会一出国界，就把犁锄丢掉吗？”

周霄说：“我们魏国以前本是很强大的晋国，也是做官的士人很愿意来的国家，但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急切的。既然士人这样急切地想要做官，但那些有学问道德的君子却又很难外出做官，这是什么原因啊？”

孟子说：“男人生下来，父母总希望他能找个好妻子；女子生下来，父母总希望他找个好丈夫。做父母的这种心，人人都有。假如不等父母命令、媒人说合，就私自在墙壁上挖一个洞互相偷看，甚至翻越墙头随人私奔，那他们的父母及全国人民都会轻视他们。

“古时的君子并不是不想做官，只是憎恶不用正道谋取。不走正道做官的，全是一群挖壁爬墙的贱人啊！”

孟子还说：“做官为了行道，不一定因为贫穷，但有时也是因为贫穷。娶妻为了续嗣，不是为了服侍，但有时也是为了服侍。但是因为贫穷而做官的，就应该辞去高位任职低位，辞去丰厚的俸禄而接受较少的俸禄，例如看守城门和敲更守夜之类的最合适。孔子从前也曾因贫穷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官，当时他曾说，只要米谷出入的数字计算得没错误就可以了。他还做过管理园圃的小官，他说，那只要牛羊肥壮长大就行。小官谈论国家大事，有越职之嫌，但是作为朝廷的大官却不行大道的，才是真的可耻。”

孟子认为做官就是为了行道，不一定因为贫穷，如果因贫穷而做官，就不要贪图禄位。但做大官的人，如果不行大道，那是可耻的事。

孟子还谈到了为政之道，他说：“仁厚的言论没有仁厚的声誉让人感动；好的法令制度，不如好的教化让人信服。好的法令制度，是让人因畏惧而服从；好的教化，才会受人爱戴。好的法令制度，能够得到人民的财富供给；好的教化，可以让人民真心悦服。”“有一种人，他侍奉国君的目的是为了迎合国君的私意来博取宠悦；有一种安定国家的臣子，他服务国家，以国家的安定为乐；还有一种人是尽天理，他看清楚自己的道理能够施行于天下，然后出来侍奉国君以便行道；还有一种有最大学问、最高道德的人，他先端正了自己的身心，然后再去匡正天下的万事万物。”

曹交问孟子：“人人都能成为尧、舜吗？”

孟子说：“是的。”

曹交又问：“听说周文王身高十尺，商汤身高九尺，我现在身高九尺四寸，却只会吃饭，怎么才能成为尧、舜呢？”

孟子告诉他，说：“这与身高没什么关系！只要努力去做就行了。例如这里有个人，他的气力小得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那算是没力气的人了。现在据说能够举起3000斤重的东西，应该算是有力气的人了。这样看来，能够拿得起古时候的力士拿的重量，也就算是大力士了。一个人难道还怕有什么做不到的吗？只不过是不肯做罢了。

“慢慢走在长辈后面，表示对长辈的恭敬，这叫悌；相反的，很匆忙地走在长辈前面，叫不悌。走慢一点，难道做不到吗？只不过是不肯做罢了。

“尧、舜的道理也只是‘孝’、‘悌’二字。如果你穿着尧所穿的衣服，讲尧所说的话，做尧所做的事，那你和尧就一样了。如果你穿着桀所穿的衣服，讲着桀所说的话，做着桀所做的事，那你就和桀一样了。”

孟子教育弟子，不说无能只说不为，凡事力行就可以了。孟子还经常告诫门人，千万不要因私欲而失掉本心的义，一定要时时省察。

孟子说：“鱼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熊掌，我也喜欢。如果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鱼取熊掌。我很看重自己的生命，也想坚守义，两件事如果不能兼顾的话，宁可舍弃生命而取义。

“我想保持生命，但是还有比生命更要紧的事情存在，所以不能苟且偷生。我憎恶死亡，但还有比死亡更让人憎恶的事情存在，所以遇到祸患就不逃避。如果人们想保持的、最重要的是生命的话，那么凡是能够保住生命的手段就都可以用。如果人最憎恶死亡，那凡是能够逃避祸患的方法就都可以做。有方法保住生命，但不肯用；有方法逃避祸患，但不肯做，这就是为了大义。因为人所想保持的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所憎恶的还有比死亡更严重的。不仅贤德的人有这种存心，其实人人都有，只是贤人不让它丧失罢了。

“譬如说，一竹篮饭，一小碗汤，吃了就能活命，吃不到就会饿死。如果呵斥叫骂着别人，即使是饥饿的行路人也不会接受。如果更恶毒地用脚踢别人，那就连讨饭的乞丐也不屑理睬了。

“比方我有一万钟的俸禄，如果不从礼义上分辨它应得不应得，就接受，那这一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为了有华丽的屋宇、妻妾的侍奉，还是穷朋友们得到我的周济而心生感激？如果不是为了这些，那从前宁可饿死也不肯接受，如今为了华丽的房子接受了；从前宁可饿死也不接受，如今为了妻妾成群接受了；从前宁可饿也不接受，如今为了周济穷朋友让他们心生感激而接受了。难道这些就不能放手不做吗？这就是丧失了本来的良心啊！”

孟子和孔子一样对学生诲人不倦，有问必答。不管问话太过率直，还是肤浅，他都不轻视，仍然仔细分析，详加解答。所以，他与弟子之间的的情谊，亲如家人。孟子经常勉励弟子们要奋发努力，他最痛恨那些自暴自弃、堕落沉沦的人。

他说：“自己放弃人格的人，不能与他谈论道理；也不能和他有所作为。一个人开口就说自己不识礼义，叫自暴；以为自己不能处仁行义，叫自弃。其实，仁是人类最安稳的住宅，义是人类最正大的道路。而现在的人，却放着安稳的住宅不去住，舍弃正大的道路不去走，真是可悲啊！”

孟子很讨厌所谓“乡愿”一类的人。

有一次，万章问孟子，怎么样叫做狂？

孟子说：“像琴张、曾哲、牧皮这一类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狂了。”

万章说：“为什么说他们狂呢？”

孟子说：“他们志气太高、言语太夸张，看不起现在的人，一开口就说古时候怎样怎样。但是他们的行为又掩盖不住他们的大话。”

万章说：“从前孔子曾说：‘走过我门口却没进我的屋子，而我并不引以为憾，但是那些假装忠厚的乡愿一类的人是戕害道德的害虫！’请问老师，怎样的人才算得上是乡愿呢？”

孟子说：“乡愿讥笑狂士们何必志气那么高？言辞不顾及行为，行为不顾及言论，开口闭口古时候的人如何。活在世界上，就按照世上的流俗做人，只要大家说好就可以。自己做事总是遮遮掩掩的，希望能够讨好世人，这就是假装忠厚的乡愿啊。”

万章说：“既然当地人都说他是个忠厚的人，那不论他到了哪个时代也不应该不是个忠厚人，孔子为什么要说他是道德的害虫呢？”

孟子说：“如果要把他的不是列举出来，也举不出什么大错；要责备他的行为，也没处可责备。他只是被下流风俗同化了，一味地迎合着卑污的世风。他的居心，似乎是忠厚可信，行为似乎清正廉洁，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自己认为也不错，但这与尧、舜之道完全相悖，所以说是戕害道德的害虫。

“孔子说过：‘我最嫌弃讨厌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讨厌地里的杂草，因为它会混乱禾苗；嫌弃自作聪明的人，怕他会混乱义理；嫌恶伶牙俐齿的人，恐怕他会混乱信实；嫌恶郑国的**声，怕它会混乱雅乐；嫌恶紫色，是怕它会混乱朱红的正色；嫌恶假装忠厚的乡愿，是恐怕他混乱了真正的道德啊！’所以，君子回到大道上就可以了。大道如果正，百姓们自然会感动奋发起来。百姓感动奋发了，就不会有乡愿一类的邪僻行为了。”

孟子在这段教学生涯中，他心境平淡、安详，因为他正在享受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人生乐趣。

他说：“君子教诲人的方法有五种：一种是像及时雨对草木一样；一种是就他的本性淳厚而成就他的德行；一种是让他的才能发挥出来；一种解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一种是私自掇取君子的善言善行，修养自己。”

因材施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所遗漏。孟子说过，教诲人的方法很多，不屑于教诲实际上也是在教诲。孟子勉励弟子不要对现实的苦难屈服，因为人之所以能够成大功、立大业，都是经过了一番磨炼和试探的。他说：“当初舜于田亩间发迹，后来成为天子；傅说原来是筑墙的工人，后被举用为相的；胶鬲之前是鱼盐商贩；管夷吾则是在监狱中被举用的；孙叔敖是隐居海边被举用的；百里奚是在市街上做买卖时被举用的。所以上天如果想要把重责大任交给某个人，必使他心志困苦，筋骨劳碌，躯体饥饿，身体穷乏，以此来扰乱他的行为，让他的行为都不顺，目的是激发心志，锻炼他坚韧的性情，增长他所欠缺的能力。

“一个人本来就难免会犯错误，然后再改正。心志困顿不畅，思虑不顺，然后才能奋发振作。察看人家的脸色，听人家的声音，才能有所觉悟，通晓道理。国家也是如此，如果国内没有守法度的世臣和辅佐的贤士，外面没有敌对国家和外来祸患，那这个国家往往会灭亡。”

这就是孟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

因为看到人民遭受战争祸乱的影响，孟子非常痛心，所以他极力反对战争。

孟子曾说：“《春秋》中所记载的战争都不合理。不过，战争双方，其中一方比另一方略好一些，倒是有的。所谓的‘征’就是天子讨伐有罪的诸侯，但是敌对的诸侯国之间是不能互相讨伐的。

“征的意思是正，人们处在暴君的苛虐之下，希望有人来匡正他们的国家，民心所趋，还用得着战争吗？”

孟子曾批评好战的惠王：“惠王真是不仁啊！凡讲仁道的人，是把自己所爱推到自己所不爱；而不仁的人，就由自己不爱的推到自己所爱的。”

公孙丑不明白该话的真实意义，他问孟子：“这话怎么讲？”

孟子解释：“惠王为达到争夺土地的目的，不惜涂炭百姓，强迫他们去打仗，但是大败而归，他便一心想要报复，但怕不能取胜，就驱使他的子弟们拼死去战。这就是以不爱惜疏远人的心来对待自己所爱的亲近的人身上。”

对那些不行仁政、只图富国强兵的诸侯，孟子一向痛斥。

孟子说：“从前冉求在鲁国做季氏的家臣，他没有让季氏的不良行为得到改善，但是对百姓米谷的征收反而比往日增加了一倍。孔子气愤地对弟子们说：‘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去攻击他。’可见，国君不施仁政，做臣子的反而帮着他搜刮民财，这些都是孔子所弃绝的人。更何况是那些专仗兵力强大，喜欢战争的人呢？他们为了争夺土地而打仗，死的百姓堆满了田野和城池。这些人的罪恶岂可一死了之？所以，最擅用兵的人该受极刑；联合诸侯兴兵相争的人，可减一等；开辟荒地、尽力增加打仗资本的人，再减一等。”

在孟子看来，那些黩武好战的人，简直罪可当死，可恶至极！

孟子进入暮年后，无论在学问还是道德修养上，都已达到完熟境界，他的言论更富有哲理，深邃而广远。

徐辟问孟子：“从前孔子经常赞叹流水，说：‘水呀！水呀！’我就不明白，流水有什么值得赞许的？”

孟子说：“有根源的泉水，滚滚涌出，昼夜不停，注满低洼地区后，又继续奔流，一直流到大海洋里。而学有根本的君子，能够自强不息，循序渐进，不到达善的境界绝不中止，不正如同这流水一般吗？孔子取的就是它这点。如果没有根本来源，就像那七八月降下的暴雨，田里的小沟和水道会突然间满溢，但是只要稍作等候，它很快就又干涸了。所以，外面的虚名如果超过了自己的实学，这在君子看来是可耻的事情。”

一天，公孙丑忍不住问道：“老师的大道固然高明，但是学道的人，却像登天一样难，似乎永远也赶不上。老师何不降低一些，让它变成可以做得到，也好让我们天天勤勉学习呢？”

孟子说：“一位好的木匠师傅不会因为徒弟笨拙就改变或者废弃他用墨线的方法；后羿也不会因为学射箭的人笨拙就改变他拉弓的方法。君子教人学道，和教人射箭一样，就是拉满了弓，但不发箭，然而发箭的情势已跃跃而出。所以君子只在折中的地位立个法则，能够学的人，跟着他去做就是了。”

孟子50岁开始周游列国，十多年后又退隐回乡，从事教学写作工作，转眼间，漫长的20年又过去了。公元前289年，这位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永远地安歇了，享年84岁。

孟子去世后，他的门人遍布邹、鲁、齐、宋、滕、晋、楚等国，大多都秉承了孟子的遗志侍奉诸侯。但是，战国时代人人竞尚功利，使得孟子的学说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

司马迁曾慨叹地说：“余读孟子书，至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可见后人对孟子的评价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