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治疗法

1886年到1891年，弗洛伊德几乎没有做什么研究工作，他只发表了一篇关于对患偏盲症的儿童的观察及治疗的总结和分析的论文。这一时期对他来说，最可贵的是获得的临床经验，尤其是他所接触的精神病患者。

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病人的过程中，多采用浴疗、推拿疗法和催眠疗法等，他深信这些治疗方法有着积极的作用。

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初步成果，并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许多人不接受弗洛伊德关于“男性歇斯底里”病例和“暗示引起的歇斯底里麻痹”的研究成果。甚至把弗洛伊德赶出脑解剖实验研究所的大门，使弗洛伊德根本找不到可发表讲稿和论文的刊物，迫使他只能够在私人诊所推行自己的精神病治疗法。这时，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他结交的一位忠实朋友弗莱斯。弗莱斯是柏林的一位年轻医生，他曾听过弗洛伊德的演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两人开始通信。

弗洛伊德在实践中所采用的有效方法中，最突出的是催眠术。实际上，当时比较流行的是用电疗。弗洛伊德通过实践发现传统的由德国最著名的神经病学权威尓伯所倡导的电疗法的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有不少的错误。他在电疗中发现了另一种有用的副产品，即“暗示法”。

弗洛伊德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关注催眠法的使用。他曾写道：“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曾参观过催眠术专家汉森的当众表演，亲眼看到一个被催眠的人全身僵硬，脸色苍白，一直到催眠术完全表演完毕才苏醒过来。由于这一事实，我深信催眠现象的真实性。不久之后，海登汉就给催眠术提供了科学的根据。但是，那些心理、精神病的专家们，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停指责催眠术是一种欺诈行为，甚至把它说成具有危险性的方法。巴黎则相反，我见过催眠术被人自由地运用，去引诱症状的发作，然后又用它解除症状。此外，据最新的消息报道，法国的南锡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他们广泛而极为成功地应用暗示于治疗上面，有的就是借助于催眠。”

催眠术的应用不仅标志着精神病治疗法的一次革命，而且，也使弗洛伊德从对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这是他转向精神分析研究的关键。正是通过催眠术的应用，弗洛伊德发现在人的意识背后，还深藏着另一种极其有力的心智过程——“潜意识”。后来，他发掘这种潜意识，并加以分析，最后促使了他的精神分析学整个科学体系的建立。

潜意识是指被心理抑制和压迫着的领域，它栖息在内心阴暗的角落里，要经过外力的帮助、引诱和启发，经过某种分析的照明，除掉精神的压力，才能转化为“意识”。而这种“潜意识”在未被发现以前是深不可测的，就其内容和倾向性而言，也有好的有坏的；它有时甚至抑制为一种荒诞不经的“梦魇”。催眠疗法为“潜意识”的发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本身并非是主观杜撰出来的臆想，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而来的理论。

1882年，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教授共同合作治疗一位叫安娜·奥的女歇斯底里症患者，进一步掌握了催眠疗法的奥秘。

布洛伊尔教授是维也纳著名的医生，也是卓越的科学家。年轻时，他在埃瓦尔德·赫林教授的帮助下研究呼吸生理，发现了神经的自动控制作用。接着他研究半规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一位“富有多方面才能的人，他的兴趣远远超出他的职业活动的范围”。1868年，布洛伊尔担任维也纳大学的荣誉讲师。1894年，他担任维也纳科学院的通信院士。

弗洛伊德曾写道：“他虽是一名家庭医生，但他也有过一段科学研究的生涯，而且写出了好几部关于呼吸器官和平衡器官的生理学著作，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亲密起来，而他也终于成为我的知友和我患难中的援助者，我们共同分享彼此在科学上的兴趣。当然在这种关系中，获益的首先是我。不过，后来由于精神分析的发展，我失去了和他的友谊。要我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实在令我为难，但为了真理，我终于不得不牺牲了和他的友谊。”这指的是以后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在精神分析方面的分歧。但布洛伊尔教授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在医学史上，治疗安娜·奥歇斯底里症是划时代的病例。安娜原名芭达·巴本哈因姆，是一位富有的犹太商人的女儿。她原本是一位健康、聪明的姑娘，患病时才21岁。她的病是在照顾病危的父亲时开始发作的，手脚突然麻痹，眼睛斜视，视线严重受阻，不能吃东西，不断咳嗽，还表现出双重性格。布洛伊尔写道：“她的情绪快速而极端地变化着，时而过度兴奋，时而非常焦虑，顽固地反抗医生为她所作的各种治疗。”

布洛伊尔认为，要想治愈安娜，要把困扰她记忆的东西排除出去。一开始，布洛伊尔所使用的治疗办法效果不大，于是，他创造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即把安娜催眠到很深的程度，然后让她说出内心深处困扰她的事情。布洛伊尔用这种方法，克服了安娜反复发作的抑郁性精神错乱。她在清醒的时候和别的病人差不多，说不出自己病源的所以然来，也无法指出这些症状和她生活上的经验有何关联，但是一被催眠，她马上就能理出原先弄不清的关系来。事实上，她的一切症状，都和她照顾父亲时的精神状态有关。

让患者自己用言语表达幻觉的方法，布洛伊尔称之为“谈话治疗法”或“烟雾扫除法”，后来，布洛伊尔把这一方法简称为“涤清法”或“净化法”。当一个病人在催眠的虚幻状态之下，回想起某一情景，而达到自由表达其情感或表达原先被压抑的心智行为的目的时，症状就自然消失而不再出现。

当布洛伊尔把安娜的病例告诉弗洛伊德的时候，他产生了兴趣。弗洛伊德说：“那时我发觉对于精神病人的这种治疗方法，比起任何以前有过的观察法都来得有效些。”弗洛伊德从巴黎回到维也纳以后，他才进一步考虑同布洛伊尔一起研究安娜的病例。但弗洛伊德并不满足于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他在接受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探索其中隐含的问题，终于发现了催眠疗法的奥秘，揭示出催眠疗法的使用范围及其与人的内在精神状态的关系。

弗洛伊德写道：“在这个病例催眠治疗的过程中，一直有一道晦涩、暧昧的帷幕挂在那里，而布洛伊尔则一直没有把它揭开过。我想不通，为什么布洛伊尔不肯为科学进一步尽力，而把那些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发现瞒着我那么长时间。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布洛伊尔在一个病例上所发现的，到底能不能推而广之，普遍地应用到别的病人身上。在我看来，布洛伊尔的这些发现，既然具有那样重要的特性，如果真的在一个病例上应验过，我就不相信它对别的歇斯底里病人无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经验，于是我就在我自己的病人身上尝试应用布洛伊尔的方法。”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安娜的病终于治愈了。后来，她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并活到了77岁。

1889年夏，弗洛伊德前往法国南锡，想进一步获得有关使用催眠治疗法的经验。在那里，他亲眼见到法国医生里鲍特不辞劳苦地深入到工人及他们的家属当中进行治疗的感人场面。他还亲自看到另一位法国医生本汉对病人进行的令人惊异的实验。在观察这场实验时，弗洛伊德再次受到一次深刻的启示。他写道：“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得知在人类的意识后面，还可能隐藏着另一种极为强而有力的心智过程。”

弗洛伊德带着一位和安娜有些相似病症的女病人一同到南锡去。就在这次治疗这位女病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同本汉的讨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即认为催眠疗法的作用是有限的。

弗洛伊德采用催眠疗法为这位女病人治病，在她身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使她能勉强地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催眠疗法却不能根治她的病，她的症状不时地复发。起初，弗洛伊德以为，这是由于自己能力有限，不能使催眠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把她带到南锡，同本汉一起研究和讨论，并让本汉亲自对她实行催眠疗法。结果发现，催眠疗法确实对她的作用不大。本汉坦率地承认，他用暗示法所获得的成功治疗，也只见于住院的病人，至于他私人诊所遇到的病人则一样没有得到成功。

弗洛伊德把本汉的有关暗示及其治疗效果的巨著《催眠法、暗示与精神病治疗法》的第一卷翻译成德文，还为其写了详细的序文。同时，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医学周刊》上发表了该书的详细摘要。

1890年，弗洛伊德不断地研究他的新技术。他和布洛伊尔一起讨论、验证和工作。弗洛伊德发现，让病人吐露出心声是件复杂而困难的事。他们有潜在的抵触心，不愿意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透露出来。弗洛伊德还发现，反抗最强烈的意识，经常是最关键的。因此，只要发掘了反抗的症结，就可以找到根本的线索，了解产生这种疾病的原因。

弗洛伊德注意到，许多病人在催眠开始时毫无保留地诉说，也不再将他看成医生，而像是在对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说话。换句话说，他们把反映他们早年与其父母的关系的感觉与思想，转移到分析者身上。虽然，“转移”是另一种复杂的因素，但弗洛伊德终于发现它和“反抗”一样，经常能有助于探索到不能记忆的过去。

1891年，弗洛伊德出版了《论失语症》一书。这本书详细分析了当时被公认的维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学说的不足之处和缺点，并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探索，向不同的症状提出了功能性的解释。这个学说假设大脑前额叶和颞颥叶的交叉部位是产生失语症的兴奋中心，弗洛伊德认为失语症是功能性疾病。弗洛伊德列举了大量的病例，指出维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学说本身的矛盾性。他还指出，人的观念和记忆根本不是当时庸俗的“学者”们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特殊的大脑细胞的造型”。但是，将近10年的时间，没有人理会弗洛伊德的这本著作。

同年，弗洛伊德与同事奥斯卡·李合著有关儿童脑麻痹症的书籍，书中详细地列举了35个病例，这是迄今为止仍然很有价值的临床实践总结。另外，弗洛伊德还为诺斯纳格编写的《医学百科全书》撰写了论述小儿麻痹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