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岁月

1923年，67岁的弗洛伊德发现他的颚骨明显膨胀起来。但他并没有把患病的消息告诉任何人。他没想到这是致命的口腔癌的前兆，他独自去医院看病，并动了第一次手术。动手术后，口腔经常在晚上出血，但他仍然对自己的疾病不太在意。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疗自己的病，以致下颚迅速地萎缩，难以开口。四个月后，疼痛越来越严重，只有靠吃止痛药才能抑制住痛苦。

疾病的迅速恶化对弗洛伊德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他立志要在战后完成的事业和目标是很宏伟的，他希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站住了脚跟的精神分析学能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各个有关的科学领域。因此，他计划在理论上、实践上和组织上进一步推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在理论上，他的建设重点是论证潜意识的“本能”性和把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应用到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社会学、文化史、人类学等广阔领域；在实践上，他则着重革新精神治疗法，使精神治疗法更牢固地建立在现代医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遗传学等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而在组织上，他计划进一步扩大原有“委员会”的范围，并使已经活动多年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获得发展。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使弗洛伊德万分悲伤的事：他的小外孙海纳勒突然因患肺结核而死去。这个孩子是弗洛伊德所见到的孩子之中最聪明的一个。弗洛伊德说，这使他受到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打击，而且，“这种无尽的悲伤已经深深地潜入内心深处，分秒不离地伴随着我的工作”。由于这一打击，“在我的思想中已经激不起智慧的火花，我已经很久没写一行字了”。

一段时间后，海纳勒之死带给弗洛伊德的沉重打击转化为巨大的动力，促使他除了发展科学的雄心以外再也不对其他事物感兴趣，心中唯有一个信念：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非要达到自己的目标不可。为了更有力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他很重视组织上的建设。在组织上，他一方面扩大“委员会”的名额，另一方面扩大国际分析学会的规模。他首先建议由钟斯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代理会长，同时建议艾丁根加入“委员会”。接着，弗洛伊德又让他的女儿安娜加入“委员会”。

同时，在维也纳正式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建立对于推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自从该出版社建立以后，二十多年中，共出版了几百本书，并在1924年出版了第一版的《弗洛伊德全集》，发行了五种关于精神分析学的杂志。这个出版社得到了冯·佛伦德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

1922年以后，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继续按例行规定每隔一二年召开一次大会。1922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柏林召开第七次大会。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因在学术上成绩卓著被推选为学会会员。在这段时间内，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又面临着新的分裂。兰克和费伦齐，避开“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撰写了一本论述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的巨著《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这本书在1923年底出版，震动了国际学术界，特别震动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使弗洛伊德及“委员会”其他成员感到不满的是，这本书在出版前未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而且全书的观点明显地背离了弗洛伊德的“正统”观点，其最突出的是非常轻视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对形成潜意识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把重点放在“此时此地”的经验上。

1924年4月，在萨尔斯堡召开了第八次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大会，阿伯拉罕被选为会长。本来，弗洛伊德希望在这次大会上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讨论，以便在内部解决矛盾和分歧，加强团结。但弗洛伊德因患感冒未能参加大会，兰克和费伦齐根本拒绝在会上讨论他们的问题。兰克自己在大会召开后的第二天便离开大会前往美国。在这一年，精神分析学会继续在欧美各国获得发展。“精神分析训练研究中心”纷纷在柏林、维也纳、伦敦和纽约建立起来。

1925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洪堡召开第九次大会。安娜代表弗洛伊德宣读论文《论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在这一年底，阿伯拉罕患肺癌而死。虽然在最后几年内，阿伯拉罕曾同弗洛伊德发生争执，但弗洛伊德仍然很尊重他，弗洛伊德很珍惜他同阿伯拉罕的友谊。他在为阿伯拉罕所写的悼文中引用了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诗文：“一位终生昂然挺立而又纯洁的人。”这是对阿伯拉罕的最高的评价。

阿伯拉罕死后，艾丁根继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长，安娜担任学会秘书。

1925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自传》。这本书系统地、概括地总结了精神分析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突出了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在学术上和理论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弗洛伊德在同一年还为法国的《犹太人评论》杂志写了一篇论文《对精神分析学的抵制》。同时，弗洛伊德还发表了两篇医疗方面的论文《否定》和《论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

1926年，弗洛伊德的病恶化，而且他还得了心绞痛。经医生诊断，病因很可能是精神上的过度忧虑和过量地抽烟。为了治疗疾病，弗洛伊德每天早晨坚持到郊外散步。

1926年圣诞节，弗洛伊德夫妇访问柏林。这是弗洛伊德动手术后的第一次旅行，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柏林的愉快旅行。弗洛伊德到那里探望他的儿子和孙子，同时也见到了爱因斯坦。这是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之间的第一次会面，他们在一起谈了两个小时。弗洛伊德评价说：“他很乐观、自信，他很了解心理学，就像我了解物理学那样，因此我们的谈天是很愉快称心的。”

由于疾病的干扰，弗洛伊德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他在诊疗所治疗病人的人数大大减少。按照他的身体的实际状况，加上年迈力衰，他应该停止一切工作，治病休养。但是，他的经济状况还是不够充裕，他不得不坚持给别人看病。因为看病的患者人数减少，弗洛伊德相应地将诊疗费提高了一些。

1927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召开第十届大会后，原“委员会”人员同时成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领导核心小组成员。显然，由于兰克、费伦齐等人相继脱离，“委员会”已经减少了人数，因此，“委员会”没有必要再作为一个组织继续存在下去。

弗洛伊德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与此同时，社会危机也笼罩着整个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发展成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又陷入了军备竞赛的旋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弗洛伊德又一次遭受内外困难的夹攻，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之中。

朋友劝弗洛伊德加紧治疗自己的疾病，并向弗洛伊德推荐维也纳名医马克斯·舒尔，建议弗洛伊德定期到舒尔教授那里检查身体。直到1939年为止，舒尔一直负责治疗弗洛伊德的疾病。

疾病的折磨看来已经夺去了弗洛伊德的许多精力。但是，在1929年，弗洛伊德仍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弑父者》等。他以既沉重而又充满信心的语调说：“在过去10年内，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发展历程，已雄辩地证明了精神分析学具有不可动摇的力量；但同时，它又遭到并将继续遭到严重的阻力。”

1930年，弗洛伊德写出了《文明及其不满》等著作，得了歌德文学奖，但他又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心爱的母亲在这一年死去了，弗洛伊德本人的病情迅速恶化。弗洛伊德对他的母亲始终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崇高形象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每当他在灯下思索着人类精神的奥秘时，他同母亲之间的无形的然而是强大的感情联系，使他产生神奇的灵感，使他的想象力插上了天使般的翅膀，自由地翱翔在精神王国的广阔天地中。母亲的死，虽然使他沉痛得无可比拟，但同以往所经受过的一切打击一样，给了他新的推动力量。

这年10月，弗洛伊德又一次动手术。同往常一样，这次手术从他的手臂上割了一块皮，移植到下颚部。手术刚做完不久，他又得了支气管肺炎。

1931年，英国伦敦大学赫胥黎讲座邀请弗洛伊德去讲学。赫胥黎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科学家，弗洛伊德从大学学习时期起就已经很敬仰赫胥黎。无奈病魔缠身，弗洛伊德只好谢绝。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他开始疯狂地迫害犹太人。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纷纷离开德国和奥地利。弗洛伊德面对迫害狂潮，表现得很镇定。他写信给朋友说：“人们担心德国的种族主义狂热会波及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已经有人劝我逃往瑞士，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危险。即便他们把我杀了，也没什么可怕的。这不过是和平凡地死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

1933年3月，德国法西斯当局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宣布没收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的全部财产，但由于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弗洛伊德的努力，该出版社仍能坚持工作，直到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维也纳。

5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焚烧了所有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怒不可遏，他大声疾呼：“这是人做的事吗？在中世纪的话，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

1934年，当弗洛伊德的学说遭受法西斯势力摧残的时候，国家精神分析学会在瑞士卢塞恩召开第十三次大会。弗洛伊德无法参加大会。这次大会以各会员的共同兴趣为中心，把他们的工作向各个不同的方向推展开去，有些着重于心理学知识之澄清与深入，有些则着重于同医学和精神病学有关的问题。

老年弗洛伊德

1934年，德国的法西斯分子几乎把弗洛伊德的全部书籍都烧光了，纳粹分子强迫改组德国的精神分析学会。许多正直的科学工作者都谴责纳粹的这些野蛮行为。

1935年以后，弗洛伊德的注意力转向了“摩西”和一神教问题。弗洛伊德在这些著作中抨击了宗教的虚幻性及非真实性。他认为“宗教的威力不是由于真实的真理，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考虑到书本上所表达的观点具有强烈的反宗教性质，加上当时纳粹势力已表示出对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弗洛伊德决定不立即出版这些书籍。他清醒地估计到，这些强烈的反宗教书籍的发表必将引起法西斯势力的疯狂报复，并将累及他的同事们和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工作。他坚信，宗教的历史基础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保持沉默。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整个一生就是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给玛丽·波拿巴特的信中。他的思想认识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在这封信中他不仅痛斥了宗教，还揭露了法西斯势力支持宗教的阴谋。

同年4月，弗洛伊德因病情严重不得不离家前往奥尔斯贝格疗养院，在那里，他又动了几次手术。

5月16日，弗洛伊德度过了难忘的80岁寿辰。弗洛伊德在家中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宴会。接着，在连续六个星期中，他收到了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其中包括托马斯·曼、罗曼·罗兰、朱利斯·罗曼、威尔斯、维吉尼亚、茨威格等人寄来的。最使弗洛伊德高兴的是爱因斯坦寄来的贺信。

弗洛伊德立即给爱因斯坦回信：

尊敬的爱因斯坦先生：

你不让我给你回信的愿望落空了。我实在得必须告诉你，当我收到你热情的来信，听到你的判断的演变过程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当然，我始终知道，你之所以“仰慕”我，仅仅是出于礼貌关系以及对我的学说的某种信赖；尽管我自己经常反问自己，你对这些学说所仰慕的究竟是其中的哪些内容，假定我的学说不正确的话，也就是说，假定它并不包含许多真理的话。顺便说一下，难道你不认为，如果我的学说包含了相当大的错误成分的话，对我来说就会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待遇吗？你比我年轻得多，所以，在我的“继承人”当中定会有人在你到达我的岁数时对你作出评价。我是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所以，我只好现在提前为此而高兴……

1938年3月，德国法西斯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难免要遭受所有的犹太人所遭受到的厄运。他要像他的祖先世世代代所走过的流浪道路那样，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不同的是，弗洛伊德这次流亡生活是以一个被法西斯迫害的知名人士的身份进行的；而且，弗洛伊德的未来流亡地恰恰是他自幼年以来一直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英国。

德军入侵后不到五天，钟斯为了营救弗洛伊德，亲自飞往维也纳。到达维也纳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同钟斯见面，安娜首先请钟斯去交涉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的财产处理问题。钟斯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为的是给德国人一个印象：出版社的财产是国际性的。当钟斯前往出版社时，德国的武装人员荷枪实弹地占领着这个地方。钟斯看到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已被武装监禁，当钟斯开口说话时，德国武装人员竟然也宣布钟斯“已被捕”，不许钟斯自由行动。只是在钟斯表示自己的国籍并要求与英国大使馆联系时，钟斯才被释放。钟斯从出版社出来以后，径直前往弗洛伊德的寓所。

正如钟斯所担心的那样，弗洛伊德决心留在维也纳。钟斯恳求弗洛伊德赶快离开维也纳。钟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并不是孤立的。你的生命对许多人来说是很珍贵的。”

弗洛伊德叹了一口气说：“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我什么都不在乎。”钟斯苦口婆心地劝说，终于使他同意离开维也纳。接着，钟斯前往英国，希望英国政府同意弗洛伊德入境，英国政府表示欢迎。

为了使纳粹政府同意让弗洛伊德出境，钟斯又同美驻法大使布利德联系。布利德本来就认识弗洛伊德，所以，他热情地进行活动。由于布利德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感情很好，很快地取得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一方面，罗斯福通过国务卿命令美国驻维也纳临时代办维利先生尽全力帮助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另一方面，布利德在巴黎直接警告德国驻法大使，不许迫害弗洛伊德。

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纳粹终于同意弗洛伊德出境。在弗洛伊德出境前，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让所有的学会成员离开维也纳。

弗洛伊德临走以前，清理了家中的一切文件，又写信给在伦敦的儿子厄纳斯特：“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

1938年6月4日，弗洛伊德同妻子、女儿安娜及两个女用人离开了居住了79年的城市——维也纳。当弗洛伊德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知道，这一去是不会复返的了。

到达伦敦以后，弗洛伊德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从车站前往寓所的途中，弗洛伊德在车上指手画脚地竟做起他太太的“导游”来了。其实，弗洛伊德对伦敦的建筑物、街道并不熟悉，他只是在起程前反复地翻阅了伦敦市区地图。

钟斯为弗洛伊德租到一间位于埃勒斯沃西街的房屋。弗洛伊德对这个新住所感到很满意。花园、樱草色的大厅和舒适的卧室，都使他感到清新。尤其使他高兴的是，在英国的朋友纷纷前来拜访、礼贺他。英国的精神分析专家们、著名的科学家们、犹太人协会的代表都热情地接踵而来，慰问他。伦敦的报刊热情地报道了弗洛伊德到达伦敦的消息。他刚刚到达伦敦不久，美国克利夫兰市以“全体市民”的名义发来电报，邀请弗洛伊德去那里安家。弗洛伊德还收到了许许多多陌生人的贺信。这尤其使弗洛伊德感到兴奋，他真正地体会到自己并非孤立的。

弗洛伊德并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想念着维也纳。对法西斯的仇恨，又使弗洛伊德回到了现实。他懂得今后应该怎样生活，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和无数的新人们。不久，弗洛伊德迁入更美丽的新寓所马勒斯费尔特公园道的一所房子，他对这所新房子非常满意。他尽可能用更多的时间在安静的花园里散步，欣赏着大自然的一切。这时，弗洛伊德的病情恶化了，他不得不再次做手术。

6月23日，英国国王亲自访问弗洛伊德。英国皇家学会的三名秘书阿尔伯特·施瓦特爵士、赫尔教授和克里费斯·达维斯带来了英国皇家学会的珍贵纪念册，请弗洛伊德在纪念册上签名。

8月1日，国家精神分析学会第十五届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激烈地争论了关于非专业性的精神分析工作的问题，大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欧洲委员会的成员们到弗洛伊德的家座谈，直接听取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忠实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使得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欧美两大陆的精神分析学家的意见终于取得了一致。

1938年9月，弗洛伊德写完了《摩西与一神教》的最后一部分文稿。但可惜，他已经无法完成《精神分析学概要》。

1939年2月，弗洛伊德的癌症已经发展到无可挽救的阶段。英国医学界尽全力给予医治，并请巴黎居里研究院的放射线专家们用放射性物质进行治疗，但已经无济于事。弗洛伊德最急切的期望是能在自己去世前见到《摩西与一神教》的英文版。最终，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8月，弗洛伊德的病情极速恶化，以致他难以进食。他最后阅读的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弗洛伊德说：“这本书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谈的就是饥饿。”当时，弗洛伊德的下颚已经全部烂掉，痛苦万分。

9月21日，不堪痛苦的弗洛伊德请求医生舒尔为他注射吗啡，他希望能安详地死去。舒尔答应了他的请求。22日，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吗啡，弗洛伊德入睡了。23日晚，弗洛伊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26日，弗洛伊德的遗体在伦敦哥尔德草地火葬场火化。他的肉体虽然消失了，但他的精神将永远地流传下去。

弗洛伊德安息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