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与地狱

寄人篱下

辞掉工作的高更自负地对毕沙罗说：“只要我们做出改变，一定能靠艺术赚钱。”穷途末路的毕沙罗虽然觉得高更的想法有些天真，但也无可奈何。谁知道呢？也许这个颇具商业头脑的画家确实能够改善大家的经济状况。

1883年夏天，毕沙罗到经营餐馆的莫瑞家小住。莫瑞在鲁昂与妹妹合开了一家旅馆，因为平时总是接济那些贫穷的画家，所以他收到了很多幅作品作为回报。莫瑞就把这些画挂在旅馆的墙壁上，算是一种免费的宣传。莫瑞眼光不俗，又能慧眼识才，所以他邀请毕沙罗到他那里专心作画。毕沙罗到了鲁昂后给高更写了一封信，把鲁昂的所有好处都告诉了高更。他也提到鲁昂是个富人之城。

高更在巴黎一筹莫展，他不愿再回布丹公司，而家中的积蓄仅够一年花费，因此他在收到信后，也决定到鲁昂去碰碰运气。

高更对梅特说：“既然鲁昂有那么多有钱人，连普通旅馆的墙壁上都挂着印象派的画，想必当地人已经接受了印象派的风格。在这种情况下，卖掉几幅我的画，应该不是难事。”

在鲁昂作画的毕沙罗手头也非常拮据。当他听说高更要来鲁昂发展，他觉得这件事非常幼稚。毕沙罗着急地对莫瑞叫道：“他怎么这么幼稚？他把艺术这件事看得跟做生意一样，忘记了自己的分量，只会吹嘘自己的价值。”

高更根本听不进毕沙罗的劝阻，他自负地宣布要举家迁往鲁昂，准备将其征服。

征服鲁昂？这个连专业画家都称不上的高更，居然想征服鲁昂！鲁昂是个连毕沙罗卖掉一两幅画都觉得侥幸的地方，高更真以为自己能刮起一阵旋风吗？这未免太狂妄了！这个初出茅庐的画家，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艺术与买卖怎么可以混为一谈？让他去碰碰钉子也好。

毕沙罗一声不响地从鲁昂返回奥斯尼老家，让高更一个人去闯天下，去制造风暴吧！

梅特当时心烦意乱，她根本不相信高更有天分。她觉得他非常自私、残忍，一点也不替家人着想。但是眼见高更又这般自信，她有些困惑了。结婚十年来，她大部分时候都顺着他，虽然她有些怀疑，但是既然丈夫这样有信心，大概也有他的道理吧。毕竟他曾多次准确地预测出股票的涨落，希望这一次他也能成功地预测他的成就。1884年1月，满心怀疑、恐惧，又怀抱一丝希望的梅特带着五个孩子，跟着高更迁往鲁昂。

高更作品——《戏笔的自画像》（油画）

1884年秋季，高更在鲁昂住了不到一年，全家的花销就耗去了他大部分的积蓄，加上他没有卖出一幅画，全家几乎面临断炊的困境。高更夫妇只好带着孩子由鲁昂回到梅特的娘家——哥本哈根。

在哥本哈根，他们有亲人，有梅特的密友梅格家族。而且哥本哈根的绘画十分落后，画家们采用的仍然是流行了百年的过时画法，如果高更去哥本哈根，岂不是一枝独秀，谁能与他竞争呢？说不定他会因为独特而前卫的绘画风格而闻名丹麦。

现实总是只看成绩而忽视理想的。梅特的家人和挚友梅格家族都认为高更一定是疯了，他放弃颇有前途的工作，而改行当一个穷困潦倒的画家，这不是疯了是什么？梅特的母亲看到高更浩浩****地带着五个孩子和一捆捆的画布、家具来投奔他们，觉得十分可气。一个连房租都付不起的女婿要怎么维持生活呢？担子自然落在岳母一家身上。母亲心疼梅特和五个可怜的孩子，便将他们收留下来，希望这五个孩子长大后能做个有用的人，而不要像他们那没有出息的父亲。

梅特在家境困顿之际，又重新拾起教鞭，当了老师，她曾经以为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过这种生活。家人对高更的冷嘲热讽更令她觉得心酸。她是爱高更的，但她更爱舒适、宽裕的生活。她曾恪守妇道、勤俭持家，但是她的丈夫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孩子们还这么小，他们要怎么办呢？就这样，梅特从一个快乐、安逸的小妇人变为一个愁眉苦脸的失意主妇。

为了生活，高更也开始去教法语。他在写给史克夫的信中写道：“我开始教法语了，你知道了一定会笑掉大牙吧！”但是一有空闲，他仍是孜孜不倦地画画。工作只是为了敷衍家人，绘画才是他永远的期望。在给史克夫的另一封信中，他说到他的近况：“最近是艺术将我折磨得最痛苦的时候，也是金钱将我折磨得最痛苦的时候！”

那一阵子他一直在思索印象派所强调的“感觉”，就是要按照自己心里的感觉去把握要画的每样东西。“感觉”这个词几乎包含了人们所有的感受。长久以来，哲学家们穷其心力探讨了自然界许多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现象，然而那种现象也是我们的一种感受。

高更终于明白，他是没有办法完全照搬全套的印象派技巧的，他能做的只是遵循自己的感受将某些手法、风格融会贯通，而后以自己的风格表现出来。目前，他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怎样巧妙地取舍，但是这是急不来的，需要不断地体会、观察，然后才能真正地融会贯通。

高更强调：“我心中伟大的艺术家是懂得如何传达智慧的人，他的智慧能令他表达出各种最精致、最微妙又无法捉摸的感受和直觉。”现在，在这段自我放逐的日子里，高更浑然忘我地思考和追求自己的风格。他暂时摆脱了印象派的影响，完全地孤立，却一步步地寻找到了自我，因此他也这样劝导史克夫：“自由地画，疯狂地画，你必将有所成就，迟早会得到世人的喝彩。”日常生活中，高更除了在画室里寻找“感觉”，在户外写生的时候觉得快乐外，其他的时刻都是痛苦难挨的。哥本哈根是个保守的城市，这里的人既不知道继承传统，也不知道追求新知，这使全身流着艺术血液的高更觉得苦不堪言。

在岳母家的日子就更难受了。不仅是亲朋好友对他冷嘲热讽，就连当初看好他的妹夫梭洛也开始对他不屑一顾。梭洛说高更不知变通，他告诫高更要改变策略。梭洛的作品都是针对市场的需要，虽然作品软弱无力，却能养家糊口。高更一身傲骨，一心想追求理想，可是命运给他的却是三餐不继的穷苦生活。他做了一段时间的代理画布的生意，但是并不顺利。习惯了在艺术中探索和沉思的高更根本没有耐心去经营那些蝇头小利，就在他把所有客户都得罪光的那天，他的经商生涯就永远结束了。成为艺术家的高更慢慢丧失了他的生意人的潜力。

梅特的家人又有了讽刺高更的借口，他们说他只会做投机生意，不能脚踏实地地苦干，他们趁机告诫高更的孩子们要以踏实的丹麦人为榜样，千万不要像父亲那样。高更实在无法忍受了，整日里唉声叹气的梅特也不体谅他，到处看到的都是责备和嘲笑的目光。高更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认为自己忠实可信，从来不曾忽略做丈夫的责任。他把妻子的不谅解全都怪罪到岳母头上，更进一步地扩大到整个哥本哈根，乃至整个丹麦。

高更在烦闷之余，在给史克夫的信上大呼道：“我恨丹麦人，也恨他们的国家，我更恨这里的气候。”

丹麦人自然对他没有好感。他在哥本哈根的画展仅举行了五天就被迫结束，他气愤地对史克夫说：“那些学院派的家伙嫉妒我，连裱画的工匠也受了他们的怂恿，不肯替我装画框。在19世纪的今天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既然觉得我们一文不名，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劲儿？就算是画得不好，好歹也有些特色，没想到却是四处碰壁。我们真是些可怜人！一个仅学过两年绘画的毛头小子还有人捧场呢！唉，人类的虚荣心跟愚蠢的行为永远都不会得到改进！”

为了发泄种种的不满，他做尽了不讨人喜欢的事。想开口的时候，他就故意在众人面前开些低俗的玩笑。没心思待在家的时候，他就到街上游**，做些加德家族认为丢脸的事。他对岳母家的人都很冷淡，偶尔跟他们交谈，说话也很不得体。高更是个不服从传统的人，就连日常生活也不肯落入俗套，处处要表现他独特的一面。

画展失败后，大家更是不把他放在眼里。高更向史克夫诉苦道：“过去六个月来，我在家里几乎没说过一句话，我完全被孤立了。家里人都把我看成是没用的废物，他们就是这样衡量人的。”对于梅特的转变，他也感慨万分，“她对我不像以前那样好了，还总是站在与我作对的人那边。她完全被哀愁及虚荣心所腐蚀了，就因为我现在不是个有钱的证券经纪人而是个穷画家，我就得看她的脸色，忍受她的种种责备……我真的受够了！我希望能抛开一切回到巴黎。就算到布洛（一个雕刻家，高更在巴黎的邻居）那儿当一个雕刻助手换口饭，起码还有做人的尊严。”

这封信是1885年5月写的。几个星期后，因为梅特刻薄的嫂子当着高更的面给他难堪，再加上梅特借题与他大吵，他忍无可忍，终于头也不回地离开丹麦，带着他最心爱的6岁儿子——克罗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