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我所做的都是我认为对国家、民族有利的

“如果懂得利用金钱多做有意义的事情,则金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才会感受到金钱的价值。否则,若只花费于锦衣美食,在物欲方面贪得无厌,最终只会沦为金钱的奴隶。人必须超越金钱,才能成为金钱的主人。”

大文豪萧伯纳曾经说过人生的苦闷有二,一是欲望没有被满足,二是欲望得到了满足。这句不完整的话的确反映出部分的真理。

60 年代初的一个夏夜,忙碌一天的李嘉诚,难得走出户外散步,当他漫步在西半山宝珊道上的时候,苦苦思索着,人生究竟怎样才算快乐,怎样的人生才是快乐的人生?有钱难道就能快乐吗?这种不停的探索和付出,难道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吗?

当从一个转角走到一处开阔的路段时,远眺风平浪静的海面,看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的高楼大厦,万家灯火,再看着山脚下参差不齐的一排排木屋石屋,怅然若失的李嘉诚似乎发现了什么,又似乎在苦苦思索着什么。

忽然间,木屋区的微弱灯光在闪烁了几下后一片漆黑,随着几声喧哗,便很快陷入了沉默。与此相映照,维多利亚港的高楼大厦依然灯火通明,辉煌万丈黑与白,刹那间,如此分明,世界原来是这样。就连黑夜中的光芒,对维多利亚港来说,只是多一点少一点而已,而对木屋区生活的人来说,则如白昼之日光,没有光就等于没有了太阳,没有了生机。甚至可以说,没有了生活生命在黑暗中的人们,其生命与山边的棵棵青草又有何别?

正是这刹那间的强烈的黑白对比,令李嘉诚豁然开朗。原来,有钱固然能使人生活在阳光之下,能使人快乐,但如果能给他人带来光明,能令其他更多乐就是光明,快乐就是让所有人的生活充满希望。简单讲,就是能够令到更多人快乐,那才是人生的快乐。

但是,应该从哪里做起呢?钱钟书先生《论快乐》中有一段名言:“快乐的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让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下,希望它再来。”

李嘉诚希望中国强大,愿竭尽个人之所能,为祖国多办实事。对于为国家尽责尽心,他既不言倦,亦从未言悔。简单讲,李嘉诚希望每个香港人,每个同胞都能快乐起来。

中国人的传统以为“太上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其实,德也就在功和言中。做人,李嘉诚已在绝境的拼搏中感受到人的自由与自我的价值增值。

我相信帮助他人对社会有所贡献,是每一个人必要的承担。

近代企业家对社会贡献越来越大,我个人认为,企业家肩负一定的道德责任。如用会计学来说,道德标准为一项基本成本,以诚实及可靠的手法经营,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很多时,我们知道要做对的事情,时常需要有过人的承诺及坚强意志。我们常常面对那些把自己观念强加于别人的挑战,或甚至侵犯别人意愿的人和事,和谐因此更形重要。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才有自由经济及法治,我们才能有效创造繁荣、鼓励创新发明及自由地生活,这是令一个社会快乐的基本元素。

在他所处的香港,个人在归属感上的受限和无能为力,使得对个人最具挑战最有**最有机会的是市场,这是生命力最能实现的最好地方。这也许是李嘉诚被逼步入市场后,所发现的别有洞天,一样可以实现人生多种需要,而终能扎根于市场的内在原因。

我的人生观就是,我所做的都是我认为对国家、民族有利的。

赚钱的意义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或许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李嘉诚发达了,报效社会,但并没忘记内心的“善”,而是独守一片思维的宁静与心灵的孤寂安详。独处一片平常的爱心与孤寂的心灵。

李嘉诚承认,在1957 年、1958 年赚很多钱。当时的他很快乐,但一年后又陷入了难以自拔的迷惘与困惑。左思右想,他慢慢想通了。

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

林肯曾说:“根据我的观察,人们唯有决心让自己快乐时,他们才会感到快乐。”

李嘉诚的用钱不是小我的享用,而是大我的需求,大我的追求,大我的使用这是一种故我无我的精神超越与理想追求。他亦想过,就此金盆洗手,读书达志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好作罢。求学的念头虽暂时打消,读书的习惯却从未改变。

李嘉诚一边赚钱,一边用钱,然后再赚钱,已届85 高龄的李嘉诚皈依于“善”,但并未吃斋念佛绝尘出家,而壮心未与年俱老,不断拓展业务,为即将成为李氏家族继承人的长子李泽钜埋下更多的腾挪天地与发挥空间。

正如香港大学副校长李焯芬教授接受笔者专访时所强调的那样,完全自然地源于内心根深蒂固的善根。

除了香港的业务之外,其海外资产有加拿大的赫斯基石油产业、欧洲的电信业务以及巴拿马的港口业务,并不时想染指美国而在美国引起了关于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辩论。凡此种种,莫不显示出,李嘉诚影响力之所及,就连富可统治全球的美国,也不能不为之侧目。如斯泱泱的美利坚合众国,对李嘉诚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时时事事处处严加防范。

经商赚钱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我一生引以为荣和自傲的,是付出金钱、时间和心血去贡献。

本人平时宗旨,对大众有利之事,能力所及,不遗余力以赴,绝李嘉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新的世纪新的环境,依然坚持“诚商”原则,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并真正体验到“超人就是超人”的真正内涵。

李嘉诚参加香港基本法草委会,对基本法的制定异常认真。小组会、全体会,逢会必到。李嘉诚主动参加小组会。会上,认真听取、考虑委员们的意见,他虽发言不多,却把他认为需要讲的问题,都明确地毫不保留地表达出来。

两见邓小平

李嘉诚深情回忆起与邓小平的两次单独会面。李嘉诚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有多次机会面见邓小平。

李嘉诚印象最深刻的,是1986 年6 月20 日和1990 年1 月18 日,邓小平先后两次的单独会见。其中第二次单独会见,是在邓小平1989 年引退之后,当时他已很少出席公开场合或会见客人,更显非同一般。

在李嘉诚的心目中,邓小平是一位有创见、有远见,爱国爱民的一代伟人。

李嘉诚感触地说:

我和邓小平先生见过多次面,坐下来交谈了两次。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实事求是的人,对许多事情都有很好的创见,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伟人。

1986 年6 月20 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李嘉诚。邓小平对李嘉诚捐款兴办汕头大学的行为表示高度嘉许。他对李嘉诚说:“你资助教育事业这件事,很值得赞赏,因为教育是一个薄弱环节,很需要支援。你对国家提供的帮助是扎扎实实的,全国十亿人民都会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李嘉诚说:“汕头大学的事情,是自己最关心的事情,我把他看得比任何一项投资都更重要。将来中国的四化建设能不能搞好,最关键的是人才问题。”

邓小平接着这个话题说道:“教育是立国之本,我们过去在上面欠的账太多,应该用更多的投入补回来。”

此机会,李嘉诚诚恳希望国家能够允许汕头大学办得更开放一些,在办学方针政策上,学校应该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邓小平说:“我同意你更开放一些的观点。何东昌(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同志对你的意见都同意,都赞成可以更开放一些。可以聘请外国教授来任教。”邓小平还强调,汕头大学要办好,国家教育委员会可以从全国调一些好的教师去,保证这所学校一开始就是高质量的。他说:“大学的质量高不高决定于教师的质量高不高,教师如果质量低了,就教不出好学生。”

邓小平特别谈到对汕头大学的教师要有适当的待遇,待遇不能太低了,只有这样才可以聘请到一些高质量的教师。他继续指出:许多华侨和外国人士都愿意为汕头大学的建设贡献力量是一件好事。希望通过这件事能够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办事效率。

邓小平回头对何东昌说:“国家教委要全力支援汕头大学的工作。对李先生提出的建议与要求要认真处理。要充分考虑汕头大学的办学特性,尽可能用超前的思维考虑问题。”

李嘉诚回应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像您这样高瞻远瞩,相信汕头大学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办成一所著名学府。”

1990 年1 月18 日上午,李嘉诚再次见到了邓小平。

后来两人谈到香港问题时,邓小平说:“中国人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人,不管他是哪个党哪个派,都不能说完成了历史使命。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人是爱国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几年前我讲过,从1990 年起,香港人就要参与香港行政、司法、经济、金融等各方面的管理,不然政权怎么能一下子接过来。李嘉诚说:“香港回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有香港同胞都希望能回归祖国怀抱,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邓小平还指出,1989 年,英国参加对中国的制裁,在香港问题上也想试探中国,要从政治上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争取在香港获得更多的利益,使得它在1997 年以后仍然管理香港,保持宗主国的部分权力。

邓小平称:“英国放出这样的空气,要价要得很高,筹码比过去高了,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的。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让一分一毫他说:“我跟撒切尔夫人谈过,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在考虑制定香港基本法时,我就讲不能使中央政府无所作为。如果把香港变成反社会主义、反大陆的基地,中央政府就要干预,不干预会越搞越大。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要中国、香港、英国三方面都能接受,五十年不变,大家都要得到发展。”

李嘉诚接着说:“我个人坚决拥护支持中央政府为香港回归所做出的任何努力,也愿意全力配合协助各项工作的展开。相信中央有能力确保回归祖国后的香港继续繁荣,因此也相信中央政府能够开诚布公地倾听香港各界的意见。”

李嘉诚对邓小平表示,自己和广大香港同胞对香港回归充满信心,长江集团在未来几年在香港的投资将进一步增加,他本人更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

李嘉诚称自己的事业“正如一棵大树,根扎在香港。香港过去是,将来也是长和集团的大本营。”李嘉诚并表示自己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在内地的投资。

邓小平最后对李嘉诚说,希望香港稳定、繁荣,争取活到1997 年,然后到香港看看。

1992 年春,邓小平南巡广东,中国掀起第二次改革开放的热潮。同年4 月28 日,李嘉诚应邀出席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的授衔仪式。当天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李嘉诚,对李嘉诚说:“我们非常看重你在香港顺利回归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希望你和香港各界人士一起,在香港1997 年回归祖国大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李嘉诚当即表示:“我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对内地的改革开放充满信心,对祖国的前途也充满信心。”

同年5 月1 日,李嘉诚到深圳出席深圳长和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章程签订仪式,该公司由李氏名下长实、和黄及怡东三家公司与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中国国家机电轻纺投资公司合资成立,注册资本为2 亿港元,主要从事内地地产、交通、金融、通信和能源方面的投资。此举被视为李嘉诚大举向中国投资的先声。

到1997 年年初,李嘉诚对医疗、教育、公益机构及社会捐款逾23 亿港元。

至2004 年,李嘉诚累计捐款已逾60 亿港元。

至2005 年6 月,累计捐款已近75 亿港元,而其中有七成都投放在内地。

至2007 年12 月,累计捐款数额已达85 亿港元。

1997 年2 月19 日,距中国政府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仅仅131 天之际,李嘉诚认为,邓小平倡导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不仅使中国13 亿人民从中受益,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好,香港也从中受益良多。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解决了香港问题,香港在过渡期得以保持繁荣稳定,港人充满信心都要归功于邓小平的智慧和远见。

李嘉诚称颂道:“邓小平先生坚定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十多亿人口在过去、今日和未来的日子永远得益,使国民生产力提高,带领中国人民步上富强的道路。他构思的一国两制,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为今日香港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使港人对前途充满信心,令每个人可以安居乐业,真是一个造福港人的创举。”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李嘉诚对内地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金额不断扩大,投资项目不断增多,包括工业、地产、交通、金融、通信、能源港口以及高科技等许多方面。李嘉诚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每一个中国人带来了希望。”

李嘉诚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访问中进一步阐述道:即使我拥有今天的成就,仍然不会忘记这段经历和感受(努力争取知识),亦希望其他人能明白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因此我不断支援教育事业的发展,支援的程度,将超越我生命的极限。

我深信忠诚、正直、公正无私及同情心,是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观。因此我在20 世纪70 年代之前,已经开始参与及支援教育和医疗事业,并在1980 年成立基金会,这些工作将会继续做下去,这是我所选择的做人方式。

1996 年,李嘉诚先生先后捐资港币700 万元和人民币800 万元创建了福建惠安嘉惠中学。为表彰李嘉诚先生捐资兴学、报效祖国的善举,福建省人民政其碑文曰:香港同胞李嘉诚先生,祖籍广东潮州。情系教育,慷慨捐资,兴学育才,为颂扬功德,激励学子奋发进取,特立此碑。

如果懂得利用金钱多做有意义的事情,则金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才会感受到金钱的价值。否则,若只花费于锦衣美食,在物欲方面贪得无厌,最终只会沦为金钱的奴隶。人必须超越金钱,才能成为金钱的主人。

留给子女最重要的财产,是值得继续经营和发扬下去的事业,在这方面,至今无刻意安排。

生活简单,但很满足,乐见两子亦受熏陶,能够正确面对一切,觉得这种生活很快乐。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声音,传到香港,很快也得到了回应。

就在全国人大刚刚落幕不久,李嘉诚来到北京。他的随员给教育部打来电话说:李先生希望拜访陈至立部长。陈至立部长决定5 月3 日在钓鱼台宴请李嘉诚。

李嘉诚见到陈部长后,除祝贺她就任部长外,直接切入了拜访的主题。李嘉诚动情地说:“朱总理如此重视科教兴国,我本人希望能为国家教育的发展做点事。今天拜访部长,想与部长协商。比如捐资设立奖学金,帮助大学生成才,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尽快落实。”

陈至立对李嘉诚的爱国情怀与高尚情操表示非常感谢与高度敬仰,表示完全尊重李嘉诚的意愿,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善举,但同时表示:如果让我提建议的话,我想做一个吸引和鼓励优秀中青年大学教师的项目,效果会更好一些。

当时在场的教育部副部长韦钰补充说:国家实施“211 工程”、建设重点实验室等,已经花了几十亿,主要用来买先进的设备,建设图书馆及公共教学科研设施,但是由于国家工资制度的规定,不能用较多的钱来改善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生活待遇。吸引优秀人才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了先进的设备,没有人来使用,难以做出高水准的成果。如果李先生把准备投入的资金,对可能做出突出成就的人,给予奖励,会产生更大的作用。

他当即表示:得到教育部领导的支援,我们可以很好地合作了。就这样,一个迄今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反响的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在钓鱼台诞生了1998 年,刚刚从上海来京的陈至立部长,头脑中酝酿一个大的计划,这就是后来公布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内容,被写进了《行动计划》中。

《行动计划》中的第三项大工程:实施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加强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其中的一项内容是: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青年学术攻坚人才,使高等学校知识和技术创新基地尽快取得创新成果。

从1998 年起,在全国高等学校的重点学科中,设立特聘教授岗位,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特别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进入岗位。设立专项奖金并鼓励地方政府和学校相应设岗奖励。

经商定,“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第一阶段,由李嘉诚先生捐资港币6000 万元,教育部配套相应的资金,在全国符合条件的高校中,陆续分批设立300 ~ 500 个特聘教授岗位,逐步达到1000 个岗位,对申报设岗的大学和大学提交的特聘教授人选,先由同行专家(大多数为中科院院士)进行评审,再由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最后审定。

每位上岗的特聘教授,除享受学校原有的工资福利待遇外,每年再发给10万元的岗位津贴(奖金)。此外,李嘉诚先生为进一步奖赏获得突出成就的特聘教授,个人又另外捐资港币1000 万元,设立“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100 万元人民币,二等奖50 万元人民币。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以来,李嘉诚非常关注其进展情况,与教育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双方合作得非常顺利。

李嘉诚还派属下相关负责人员参与日常具体工作和专家评审事宜,主动为评审专家提供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表示对专家学者的极大敬重。犹记得第一次同行专家评审高校设岗和录选特聘教授上岗,是在李嘉诚经营的北京丽都饭店进行的。

李嘉诚专门派李嘉诚基金会的理事等,提前来到酒店,协助教育部人事司“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办公室做接待准备工作。在会议场所和专家生活等方面,的长城饭店举行。评审期间,李嘉诚因工作难以脱身,不能前来与会,又特派基金会董事周凯旋来京,代表他宴请并感谢大家。

江泽民主席、李岚清副总理对这一计划给予了充分肯定。

第一次“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上岗和成就奖颁奖典礼,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出席了典礼,会见了专程来京的李嘉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第二次上岗和成就奖颁奖典礼,李岚清再次亲临祝贺。

李岚清称这一计划,为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觅到了“七十二贤人”和“一百单八将”。

李嘉诚为这一计划的实施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欣喜万分。他热烈祝贺获奖学者和上岗教授,并对教育部的支援与合作,表示由衷感谢,认为这是“我人生难忘的一刻”。

李嘉诚在致辞中说:“国家领导提倡科教兴国,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程,维系我们民族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所在。”

他殷切希望各位上岗的特聘教授:大家同心合力,意志不移,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在我们深爱的大地上,共同建设我们祖国美好的将来。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实施,为中国高教和科技发展,又觅到一支有生力量,吸引了一大批高水平优秀的人才。

韦钰副部长称这些年轻有为的教授学者,是我们国家科技攻坚的“突击队长”。同时,这一计划实行“明确岗位职责和招聘条件,在国内外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动态管理”的办法,也为中国教育科研机构用人制度、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较早地进行了大胆尝试与改革,是一次体制性的突破,迄今仍对大陆高等教育发展发挥着无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李嘉诚同教育部的这一合作,也是他对国家教育发展与改革所做的又一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性贡献。

我创造事业,除了希望自己的事业能不断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己承诺必要善用我商业上的成就去促进教育与医疗方面的发展,帮助无助的人。

我一生充满挑战和竞争。我为自己定下了目标,尽自己力量,不断为社会服务,希望尽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美好的种子,多做有意义的事,这样我的一生便不会白过。

2005 年6 月27 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教育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有效地吸引、稳定了一批高层次人才到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特别是吸引了一批学术上卓有建树的海外学者回国工作。

赵沁平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自1998 年至2004 年共有88 所高校聘任了605 位特聘教授、122 位讲座教授。在727 位长江学者中,714 位具有博士学位94% 的长江学者具有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其中297 位直接从海外应聘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

核心价值

李嘉诚捐资同教育部合作,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绝不是一时的心血**。

陈至立部长给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极高的评价:“李嘉诚先生是一位知名的爱国企业家,这个计划就是由他主动提出来。过去他除了对教育做出慷慨捐献之外,亦希望推行一个学术计划,我们国家财政部也非常支援,拨出对等资金,设立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陈至立继续说:“这项计划虽然实施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意义也很深远,现在已成为了一个国内外知名的教育品牌,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

李嘉诚不仅多年来爱国爱乡,重视教育卫生事业,热心公益,而且一往情深,尽心竭力。正如香港老前辈庄世平先生所说:李先生为人谦和,坦诚,守信真是名不虚传。

副市长张百发宴请李嘉诚,席间聊到亚运会集资问题,李嘉诚马上拿出支票,填写1000 万元港币的支票,在递给张百发的时候,还连连说道:“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

1994 年捐资1100 万元港币,帮助家乡潮州贫困地区,建了50 所基础教育学校;2000 年,捐资2400 万美元,参与国家互联网InternetII 发展计划,在清华大学建设国家未来互联网技术研究中心等。

现实中的商业社会是需要不断更新求变,但我深信在获取更多盈利及更高效率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下,也不应牺牲了我们维护公平及减除疾苦的决心。若果我们选择只为追求金钱及权力,而牺牲人类高尚情操的话,则一切进步及财富的创造都变得没有意义。

李嘉诚心中持之以恒地保持着一个永恒的信仰和追求,他把对国家教育的支援,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长久还高贵。他强调说:“一个国家要强盛,一个民族要强盛,教育很重要。教育与民族的前途相连。当我年纪大时,商业上的事业可以退休,但教育是我终生的事业。”

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理解,一个受到所献身的热情鼓舞的人,一定会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来。

知识时代,社会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资本像其他资产一样是可以量化的,有适可量度的可转变性、耐用性、弹性、可代替性、创造其他形式资本的能力。

建立社会资本就是社会希望与公正的泉源;公民精神与公民权利相比,有时甚至会更为重要,但往往更困难,甚至更为久远。只有通过全力增进社会资本,才可以驾驭知识与创新的动力,体现人的价值与尊严,或者这就是一个宏观与微观经济层面之间的合理关系。

1997 年,北京大学名誉博士李嘉诚慷慨捐赠8000 万元人民币,支援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的建设。

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华诞之际,图书馆新馆隆重竣工,江泽民主席题写了“百新旧馆连在一起,如今北大图书馆总面积超过5.1 万平方米,阅览座位四千多个,藏书容量可达650 万册,成为亚洲高校第一大规模图书馆。图书馆布局合理,功能齐全,为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2 年4 月28 日,李嘉诚应邀在北京大学荣誉博士学士颁授仪式上发表演讲:世界在蜕变中,既向我们展示前景,又显现出挑战性。

面对我们的有三种别于往日急剧转变的时代:就是科技的时代、开放的时代和亚洲人的时代。现在科技的发展,除了穿梭太空之外,对衣食住行民生的改善,亦有多方面的贡献。

高科技的发展加速了我们生活的节奏。历史命运使中国迟于起步,因而我们急需推展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现代化来配合高科技下生活的来临。

我们面对的另一个改变是开放时代的来临。祖国近十年的变化就是佐证。整个世界,连最保守的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开始走向改革开放政策,甚而让外国人参与投资的局面。

祖国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经济发展迅速。今日国民生活与过去十年相比,水平已见大大提高。我们应感谢国家领导人的改革开放方针,它替我们的社会带来繁荣和进步。

希望开放政策继续进行和拓展,开放的尺度再为扩大,这将会替每一个国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在今天,停滞的思想模式已变得不合时宜,这不是要破旧立新,采取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而是要鼓励传统的更生力,使中国文化更适用于层次多元的世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懂得比较历史,观察现在和梦想未来。

从商的人,应更积极、更努力、更自律,建立公平公正,有道德感,自重和守法精神的社会,才可为稳定、自由的原则赋予真正的意义. 尽管没有外在要求,我们要愿意利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为自己、企业和社会创造财富和机会,各适其适。

的富孀,临终遗愿要将她的金钱,留给同村的贫困小孩分批搭乘三等火车,让他们有机会见识自己的国家,增长知识之余,更可体会世界的转变和希望,开阔他们的视野,为他们带来希望的阳光,让他们找到奋斗的目标。

过去的六十多年,沧海桑田,但我始终坚持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公平、正直、真诚、同情心,凭仗努力和蒙上天的眷顾,循正途争取到一定的成就,我相信,我已创立的一定能继续发扬;我希望,财富的能力可有系统地发挥。

创业是绝不容易的事,在发展事业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我立足社会的最重要工具,因此,虽然没有接受正规高深教育,但很早已立志,只要能力所及,一定支持教育和医疗的发展。

李嘉诚大声疾呼:我们要同心协力,积极、真心、决心,在这个世上散播最好的种子,并肩建立一个较平等及富有同情心的社会,亦为经济、教育及医疗做出贡献。希望大家抱着慷慨宽容的胸怀,打造奉献的文化,实现我们人生最有意义的目标,为我们心爱的民族和人类创造繁荣和幸福。

2001 年2 月,李嘉诚响应中央开发大西北策略出钱又出力。他以李嘉诚基金会、长江实业及和记黄埔的名义捐款3 亿元港币,开展“李嘉诚基金会西部教育计划”,支援西部的教育发展及医疗项目,并与中国教育部合作,培育当地人才,引进高科技的基础教育建设。

之后,李嘉诚在教育部的安排下,不辞辛苦,跋山涉水,一连九天亲自走访了中国西部六省八市,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落后地区。李嘉诚甚至不顾舟车劳累,徒步深入与世隔绝的偏远山区,与地方领导及大学负责人,商讨如何协助加强西部的教育资源,以助西部加速开发。

李嘉诚的中国西部之行,成为传媒争相报道的焦点。

自从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后,香港掀起了阵阵西部热,各类参访活动不断,尤其是商界,一方面谋求抓住西部开发的大好商机;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参与西部大开发为国家发展出力。李嘉诚考察西部为这股热潮添加了一把大火,而他的西部开发观念,也同当地发生了一些令人反思值得玩味的碰撞。

力,除不断改善“硬环境”外,观念体制等软环境的改善更加迫切。如果观念不改,还是抱着靠等靠要的“讨要”思想,越穷越光荣,以为一展开西部开发,就等着大把大把的钱投来。而一旦有钱,就不讲效益,好大喜功。这种观念不改莫说难以从国内外吸引资金,就是国家投入资金,又怎可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呢?

对于西部一些地区观念滞后,国家有关方面已有所注意。国家计委副主任、西部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李子彬表示,目前对西部地区的投资“软环境”,外商普遍反应强烈,而西部一些地区对此认识不足。他要求西部地区必须下大力气依靠观念创新和体制创新,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2003 年12 月16 日,李嘉诚在首都北京做出三个呼吁,一是政府为了现实的需要,必须缔造一个有利创新精神的开放环境;二是大家要善用科技带来的额外时间;三是每个人都应该乐于投资增进社会资本。

李嘉诚这次到北京出席了三项活动,分别是在北京工业大学综合科学楼的启用仪式、清华大学未来互联网络技术研究中心的开幕典礼和李嘉诚基金会西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项目发布会。

李嘉诚先后以“知识—核心价值”、“科技—未来主轴”和“社会资本—终极目标”为题目,强调知识是人最核心的价值,科技是未来的主轴,更强调没有什么比每个人都懂得利用知识与科技去投资增进社会资本更为重要。

李嘉诚在北京工业大学谈到“知识—核心价值”时引述美国哈佛大学Michael Porter 教授在一篇名为“ 国家创新能力”(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的文章,提到创新是未来的决胜因素,创新能力是知识及信息组合的百变动力。

李嘉诚呼吁政府,为了现实的需要,在宏观层面也要重视培植创新的活力,不仅是投资精尖科技的发展或其商业应用这些硬环节,而更要在政策上缔造一个包括政府、工商业、教育、环境、健康、精神成长、艺术和科学等不同范畴,以及有利大众创新的互动流畅开放的软环境,才可实实际际地孕育有创意及创见的人才。

李嘉诚强调,今天社会已容不下滥竽充数的人,现在是一个范式转移的关键时刻,知识就是人类最核心的价值。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大家要有多层次、多维全方位的视野,慎思明辨、客观论证及逻辑思维,这是现实生活可依赖的成功方程式。

李嘉诚同一天在清华大学谈到“科技—未来主轴”时说,愿景是我们很大的无形力量,驱使我们可憧憬和创造未来。他又饶有兴趣地说在他现在的年龄,科技的发展,令他拥有更充裕的时间。

虽然未来由很多元素和机遇组成,然而未来最终的取决还系于人类的心灵和智慧,我们要用知识和智慧,赋予科技与时间新的意义,为自己、国家与全人类社会建造共同的尊严和福祉。

李嘉诚在人民大会堂与国务委员兼教育部长陈至立出席了西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计划的发布会。

李嘉诚说,社会资本包括的社会和谐关系、信任与分享信念、社区参与、义务工作、社会联络及公民精神等全属可量化和有效益的价值,大家都应乐于参与投资。他认为改变需要从根本开始,只有在大家都有这理念、理解这理念的时候,大家才会承担,才会投资增进社会资本。

只有通过全力增进社会资本,才可以驾驭知识与创新的动力,或者造就一个宏观与微观经济层面之间的合理关系。

第二,香港的生产成本仅低于日本而高踞亚洲最前列,虽有国际机构来港究对策。中国大陆已入世,无异是香港的“大宝藏”,香港应运用优厚条件与大陆相互配合。

第三,港人需加强危机意识,“不能因为长期生活在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形成自我膨胀心态,忽视其他地方的潜力和优势只会僵化自己”。近年大陆一些大城市大力迅速发展,香港需要思变求变,懂得将别些地区的潜力,化为自己的“东风”,与对手并驾齐驱。

第四,香港需要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要知道由大陆及海外引入优质专业人才,不一定打击大陆员工,就如其集团下的企业,全球共有员工22 万人,超过一半是外籍雇员。他奉行的宗旨是唯才是用,不同国籍的员工均合作无间,非常愉快。

李嘉诚指出:“每个人,只要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都希望民族团结。其实香港社会好多默默不讲的人,对香港有益的事,个个都在做。做香港人最重要是,怎样令到香港有一个和谐的社会!”

2004 年10 月31 日下午,李嘉诚及属下企业——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记黄埔有限公司、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电灯集团有限公司连同其他附属三司捐献1 亿港币,用于国家游泳中心建设。

据了解,中国国家游泳中心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总建设面积8 万平方米,可容纳1.7 万名观众。

总工期计划三年,计划总投资一亿多美元,2006 年年底前完工并投入试运行捐赠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出席捐赠仪式并讲话。市长王岐山接受了捐赠,并向香港长江实业(集团)董事、副主席兼总经理李泽钜赠送了捐赠证书和纪念品。国家游泳中心在2008 年奥运会期间将承担游泳、跳水、花样游泳、水球等比赛项目作为2008 年奥运会的主要场馆之一,国家游泳中心将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体育场馆和凝聚着港澳台侨同胞心声与力量的北京城市建设新景观。李泽钜表示,中国体育健儿在举世瞩目的第二十八届奥运会上不畏强手,奋力拼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异成绩,他们出色的表现,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

李嘉诚的各项捐献,都是通过李嘉诚基金会完成的。李嘉诚雄心万丈,爱心爆棚,打算让基金会成就百年基业,永远延续下去。基金会有独立董事会,TOM 大股东周凯旋是其中一名董事,长实前董事洪小莲也直接参与基金会的工作。大部分慈善捐款项目由李嘉诚主导,再由基金董事会决定。基金会正筹备建立更正式的架构,目前正考虑如何投资,解决收入来源的问题,令基金具有自我滚存,愈滚愈大的力量。

李嘉诚说,近年他开始向基金会注入资金,并做长线投资,令基金产生经常性收入,做捐款的来源,更计划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注入基金,使基金有更充裕的财政基础。

从1980 年至2006 年,基金会共捐出76 亿港元,平均每年捐出2.3 亿港元,即是说,每年平均最少要有2.3 亿港元的经常收入,李嘉诚说会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注入,股息收入相信是其中之一,李嘉诚持有三成七的长实股权,部分以家族信托形式拥有,以2002 年度长实全年每股派息1.6 港元计算,他的长实股息收入13.725 亿元港币,拨出二亿多元给基金会可说绰绰有余。

李嘉诚基金要成为百年基业,第一步相信是参照类似马会慈善基金的模式,马会慈善基金的信托人为马会董事会十二名成员,财爷唐英年及金管局总裁任志刚一度是信托人,不过现已辞掉有关职务,慈善基金有独立的财务报告。

生命在于付出

李嘉诚的爱国行为,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中国人这么简单。童年的艰辛、严父教育,使他尝尽社会之酸甜苦辣,从小立下我要好好地做人,坚忍不拔的志向,一步一个脚印,用“行街仔”a 所积累的几万港元作为事业腾飞之本。李嘉诚出身于正统的潮汕家庭中,像千千万万个潮汕之子一样,从小就受潮风影响、父亲教育、母亲爱抚,到香港创业后,早期公司同仁、同行亲友多为潮人,其人事诸物无不与潮风染指,其勤劳俭朴、矢志不渝、个性形成更是稳中求胜。

多谋善断的经营策略,广施乐善的道德风范,无不与潮汕文化有关,直至今天成为华人首富,难以置信的仍穿普通的西装,戴20 年前的精工表。大割大舍大离大弃大彻大悟,得道多道超道仁道厚道人道。也许是一种化外之缘,也许是前世修来的鸿福。

香港大学副校长李焯芬教授强调,李嘉诚“善根深厚”,这个善根绝不仅仅是表现在他的慷慨捐献,而是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在他的内心深处,通过生活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这不是想起行善了就去捐一点那么简单,而是常存心间的善缘。

父亲李云经病逝后,生活重担落在李嘉诚的肩上,李母总以鼓励的目光宽慰的胸怀来接受现实的挫折,支持鼓励李嘉诚工作,事业成功后,李嘉诚首笔善款便是尊慈母命,捐给潮州开元寺,修缮在“**”中被毁坏的寺堂。

他曾坦然表示:“在宗教领域里,我是比较信仰佛教的。”他在答中央电视台记者问时说:

赚钱方式有多种多样,我赚的每一角钱都是清白的,不干净的钱我一分也不赚。

以他的观点,他不赚家乡人的钱,不是说赚家乡人的钱就不干净,而是个别港商在家乡办厂,做了违法违纪的事,赚了黑心钱要得乡人的唾弃。

潮汕历史文化的熏陶,母亲宗教思想的影响,使李嘉诚先生开创了自己最完美的事业,勾画出人生奋斗的目标。

中国近百年历史告诉人们,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到国民党统治,战祸连绵、哀鸿遍地、饿殍满目、列强欺凌、百废待举、民不聊生。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丧失殆尽。

国衰民贱,旧上海租界内公园门口竟挂着侮辱性牌示“华人与狗不能入内”,谱写着两个世纪华夏子孙强国富民的悲壮之歌。

1984 年4 月,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进入一个新阶段。隔年,中国政府宣布,“长征”火箭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发射卫星服务。别说世界航天市场早已被美国休斯敦航天中心等几个强国的集团所垄断,其政治背景就让人望而生畏,何况动不动就是上亿元的投资,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谁敢冒这种风险?李嘉诚居然执意甘愿冒这种风险!

他把和记黄埔、大东电报局及中信集团合作购买美制卫星“亚洲卫星一号”

(Asiasati),义不容辞地交给中国长征火箭发射。并于1990 年4 月成功发射上天。这能以简单商业行为来理解这两笔投资吗?我们能以互惠双赢的标准来衡量其投资风险吗?唯一的解释就是,李嘉诚对祖国充满希望,对祖国充满爱,对祖国高度信任。因为,他经历过了那种国破山河在的凄惨,经历过了那种任人宰割的屈辱。

香港经济从20 世纪50 年代复苏到70 年代,几起几落。每次低潮,不知多少中、小华人企业因资金实力限制,被外资洋行挤倒挤垮,被迫破产,就连财大气粗的船王包氏集团也曾受冲击,至于抱恨数十年的霍英东,更是无处诉凄凉。

我很爱读书,小时候很穷,无法完成学业,实现我心中的理想,我很想帮助那些心有大志而力所不及的穷人孩子,有了更多的钱,才能在教育上更好地发展。

昔日埋藏压抑在心灵深处的念头开始萌动,一个办教育、培英才、兴中华、强国力的雄伟规划油然而生。正如他在《我对汕大之希望》信中所述:教育的重要,实关系于国家的强弱,社会的兴衰,以及时代的进退……因此国民教育的成功,实为国家富强的决定因素,基于这一信念,使我深感人才的重要性,善于甄才、养才和用才,始可臻国家于长治久安而稳步前进,甄才、养才之功有赖于教育。教育功亏则国家将无可用之材。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李嘉诚多么想通过办教育、育英才、兴中华、强国体。

这也很好地理解李嘉诚二十多年来在内地捐款中绝大多数是捐在教育上。

杰斐逊说:“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绝办不到。”“你认为是确切完美的事情,你就应该毫不推诿地去做,这种行为乃是上苍赐予你的力量。”

2003 年12 月22 日,李嘉诚在清华大学谈到科技为未来主轴时说愿景是我们很大的无形力量,驱使我们可憧憬幻想和创造未来。他又打趣地说在他现在的年龄,科技的发展,令他拥有更充裕的时间。讯息与通信科技将时间变成朋友讯息与通信科技释放了时间的价值。

今天多功能、多频道,什么都可以多元同步运行。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们的空间距离变得越来越接近,科学技术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生活与其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李嘉诚说,社会资本包括的社会和谐关系、信任与分享信念、社区参与、义务工作、社会联络及公民精神等全属可量化和有效益的价值,大家都应乐于参与投资。

李嘉诚认为改变需要从根本开始,只有在大家都有这理念、理解这理念并崇尚这理念的时候,大家才会主动承担,才会投资增进社会资本,才会推动社会平等和谐,才会创造新的社会价值。只有通过全力增进社会资本,才可以驾驭知识与创新的动力,或者这就是一个宏观与微观经济层面之间的合理关系。

佛经说:“惟行菩萨行者得成佛,其修独觉禅者永不得成佛。”透视李嘉诚八十年人生轨迹,其勤奋、俭朴、诚信之创业信条,能使世人悟出做人真谛,成功须靠自己坚韧不拔的不懈努力争取,机遇非庸人凡人所能把握。

靠投机钻营,以权谋私,旁门左道,敛财致富者,其财富如流水浮云,终会烟消云散。诸如街市升斗小市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其本分,展其所能求其所得,爱其所爱,乐其所足,不为财富所疑惑,不为世情所动摇,不为浮华所迷茫。

在李嘉诚基金会的网站主页上有李嘉诚的一段文字:人生在世,能够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时候,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为无助的人寻求及建立较好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有意义,并视此为终生不渝的职志。

2005 年11 月10 日,国家民政部在其官方网站公布首次评选的2005 年“中华慈善奖”候选人名单,表彰善行。

香港是乐善之都,有13 位“善长”上榜,包括亚洲首富李嘉诚、政协副主席霍英东、人大常委曾宪梓、无线主席邵逸夫、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及国际巨星成龙等。在李嘉诚心目中,这大抵是他自以为最有价值的生存和工作目标了。

他没有刻意把自己当成或包装成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也确乎无法将他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然而没有人会否认他对社会的贡献,对教育的贡献,对知识的发扬光大,更没有人否认他所秉承的奋斗理想的崇高性和非凡性。

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在他的白宫办公桌上写下过一行字,今天,几乎很少有人记得他在任内曾经出台过哪些政策和法令,可是他的这行字却不经意地流传了下来:“责任在这里。”

对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来说,责任就在眼前,无非内涵各有不同。政治家的责任是治理好这个国家,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我们也可以说,李嘉诚的责任也在这里。

“何谓求诸人?人同类而智殊,贤不肖异,皆巧言辩辞,以自防御,此不肖主之所以乱也。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书,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

这里,如果读者稍有耐心的话,让我们以另外一种平静的心情,一起来拜读北京大学2001 年暑期侨乡考察团全体同学致李嘉诚的感谢信,从中可以感受商圣李嘉诚在普罗大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尊敬的李嘉诚先生:

您好!

首先请允许我们向您致以诚挚的敬意和深切的问候!

我们是北京大学明德奖学金获奖同学。为使我们能有机会在学业之余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拓展视野,开阔思维。今年暑期,我校教育基金会特组织部分明德奖学金获奖同学组成‘北京大学2001 暑期侨乡考察团’赴我国著名侨乡广东福建进行社会考察。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着重考察了汕头、厦门、泉州的经济和文化,虽然时间有限,但侨乡浓郁的文化和侨办企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不可估量的作用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汕头期间,我们专程拜访了由您捐资创办的汕头大学,并与贵校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您的丰厚捐资使汕大的建设有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

您对汕头大学的支援,确如您所说“超越生命的极限”。

然而您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支援又何止一个汕大。在北大,在很多很多高校中都留有您的关切。作为我校的荣誉博士,您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们的成长与发展。

从内心深处,我们由衷地敬佩您,同时也感受到了您对我们的期待和祖国交给我们的重任。作为北大一员,作为千千万万新世纪大学生中的一员,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振兴中华的信念埋在心里,将建设祖国的重担挑在肩上。

最后,请允许我们代表所有明德获奖同学、北大同学向您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和最深切的敬意!

祝愿您与北京大学的友谊常在!

北京大学2001 暑期侨乡考察团全体同学2001 年9 月2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