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良知，相信百姓

奇袭象湖山是王守仁到南赣以后取得的首场胜利，可官军滥杀无辜的恶行却使这场胜仗变成了王守仁一生中最大的败笔。有鉴于此，王守仁经过深思之后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请求皇帝发放王命旗牌，使王守仁对手下官军拥有更多的调动和管辖之权；二是在后面的战斗中尽可能放弃官军，改用乡兵剿匪。

乡兵，在南赣九府由来已久。

官兵面对强敌时的怯战和迫害百姓时的凶狠，地方官员们早就知道了。官军不顶用，不能用，不敢用，也早就成为地方官员的共识。于是在匪情严重的地区，各府县都招募了一些乡兵，称为“机快打手”，山贼来了，这些人就站出来和府县兵马一起保境安民。因为“打手”们都是本乡本土的百姓，和山贼搏斗真正是为了保护家园，这些人作战时比官军更勇猛。而这些人都是老百姓，不是那些混了多年的兵油子，不至于凶狠到杀良冒功的地步，加之乡兵们不是军人，王守仁这个南赣巡抚调动他们比指挥官员更容易些。所以这些“机快打手”就成了王守仁组建乡兵的基础。

南赣原有的“打手”们都加起来人数不算少，可是他们分散在各处府县，一旦有事无法立刻召集。现在王守仁准备抛弃官军，用乡兵来剿匪，就在这些事上动了一番脑筋，把巡抚衙门的幕僚雷济找来，问他：“南赣下辖各府县的‘机快打手’共有多少人？”

雷济大概算了算：“共有四万多人吧。”

四万多，这个数字比王守仁的估计还要高些。王守仁又问：“如果我从各府县抽调一些人到赣州来，每处只抽调十来个人，都加起来能有多少？”

雷济掰着指头算了一会儿：“估计能有两千人吧。”

王守仁立刻说：“有两千人就够了。你马上写文书命各府县挑选会武艺的精壮乡兵十余人，都集中送到赣州来受训，这些人的粮饷以后按双倍发给。”

雷济是个聪明人，很快就明白了王守仁的意图：“都堂的意思是集中练一支精兵，将来剿匪之时拿来派用场。”

王守仁点点头：“对，兵不在多而在精，我手里这两千精兵足能以一当十。另外你再写个文书，让各府县对招募的乡兵进行甄选，老弱的裁撤，只留精壮，每府留两三千人就够，再命各府乡兵依次到赣州来受阅，知府、知县也随同前来，集中接受整训。”又想了想，“南赣附近的吉安、抚州、饶州等府也有乡兵吧？命这几处地方官也把乡兵带来南赣整训。”

王守仁整训南赣治下乡兵是为了剿匪之用，而他命江西其他府县的乡兵到赣州来受训，却是针对宁王做的一个部署。在后来的平叛之战中，王守仁能够在江西各府迅速召集三万乡兵与十万叛军正面交锋，早先这个整训乡兵的妙计起了很大的作用。

得令之后，雷济赶紧写了文书发往南赣和江西各府县。事情刚办完，王守仁又把他叫来：“我又想了一个主意：宋朝宰相王安石搞过一个‘保甲法’，每十家为一保，选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一人为保正，一人为副保正。再让相邻农户二三十家排成一‘甲’，选一个甲头，这一套东西很好，现在乡里所用的仍然还是这套制度。但保甲法也有失误之处，一是组织得不细，二是执行得不够，三是只用保甲整顿地方，却未配以安抚百姓的对策，所以成效不大。现在我在这几方面都想出办法来了。以后不论是府、县、乡、村，凡有人聚居之地，每相邻的十家编为一‘牌’，由官府专门制一面大牌，上面题头写明某县某坊，下面逐一写明此坊下属某人某籍、某人某籍，把这十家所有人丁情况都列在牌上，再选一个‘甲头’来负责，把甲头的名字也写在牌上。每户百姓门前也都钉上一块木牌，家里有几人几口，各人姓名，其中何人在家，何人外出，全都一一写明。然后由十家轮流执掌大牌，每天早晚各一次到相邻人家去查看，某家少了某人，去了何处？做什么事去了？何时能回来？某家多了何人，此人姓甚名谁？从何处来？来做什么事？都仔细询问清楚，然后把情况逐一通报给牌上的十家人，让大家周知。如果觉得来人可疑，就应该报官，要是有疑情却又隐瞒不报的，出了事，十家一起论罪责罚。”

王守仁又从桌上拿起一张告示来：“百姓们都是最老实的人，他们不能安居乐业，都是官府的错，所以官府不能只管剿贼，更应该以安抚为上。《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亲）民，在止于至善。’我就用这‘新民’两个字来称呼那些走了弯路的百姓，不管他们以前是啸聚为匪，还是落草为寇，只要知道错了，愿意悔改，就是‘新民’，官府把这些人和寻常百姓们一视同仁，给他们划定村落，安排田地，发放耕牛、种子，让他们永远脱去贼名，可以安居乐业。为此我专门写了个告示，立刻送到各地张贴起来，希望百姓们都能看到。”

雷济拿起告示来看，只见上面写着：

告谕新民：

尔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训子弟，头目人等抚缉下人，俱要勤尔农业，守尔门户，爱尔身命，保尔室家，孝顺尔父母，抚养尔子孙。无有为善而不蒙福，无有为恶而不受殃。勿以众暴寡，勿以强凌弱。尔等务兴礼义之习，永为良善之民；子弟群小中或有不遵教诲，出外生事为非者，父老头目即与执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则彰明尔等为善去恶之诚，一则剪除茛莠，免致延蔓贻累尔等良善。吾今奉命巡抚是方，惟欲尔等小民安居乐业，共享太平。所恨才识短浅，虽怀爱民之心，未有爱民之政。近因督征象湖、可塘诸处贼巢，悉已擒斩扫**，驻军于此。当兹春耕，甚欲亲至尔等所居乡村面问疾苦，又恐跟随人众，或至劳扰尔民，特遣官耆谕告，及以布疋颁赐父老头目人等，见吾勤勤抚恤之心。余人众多，不能遍及，各宜体悉此意！

王守仁这篇告示写得极为诚恳，关键是，他也确实按着告示上所写对百姓们进行了安抚，这个行动起到了极好的效果，后面几个月里，南赣九府之内不少山寨自行瓦解，很多山贼走出山林，在新划定的村落里安了家，开始耕织自食，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从此再也没人责问他们从前的过失，这些走错了路的百姓，真正得到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有了十家牌法和安抚“新民”的措施，南赣地面的匪情有了极大的改观，不长时间里，几万山贼接受了安抚，无数村落被重新划定，成千上万的流民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与此同时，王守仁请求朝廷颁发的八面“王命旗牌”也终于发放下来了。

所谓“王命旗牌”就是由皇帝亲自颁发给地方官员的一种调兵信物，共有四面小旗和四面令牌，由专门的“旗牌官”掌管，有了王命旗牌，王守仁调动湖广、广东、江西、福建四省官兵就更加容易，最重要的是，有了这八面旗牌，王守仁就有权约束官军的行动了。

但随同旗牌一起到南赣的还有另一个消息，浙江镇守太监毕真上奏朝廷，请求调到南赣协助王守仁剿匪。

向地方上派遣镇守太监、监军太监是明朝的一个惯例，原因是皇帝信不过地方官和官队将领，所以专门派自己身边的亲信太监来监视这些人。太监们对于军事一无所知，又时常索贿受贿，甚至瞎出主意瞎指挥，给地方上添乱，加之明朝皇帝监视大臣的意图搞得过于明显，也让后人耻笑。

说起浙江镇守太监毕真，此人也是正德皇帝身边一个亲信宠臣，后来被派到浙江来坐镇监视官员；杭州景色优美，环境舒适，而且浙江也没有什么事，用不着毕真操心。想不到毕真这个人挺有责任心，放着杭州城里的好日子不过，硬要到南赣来协助剿匪，这倒让王守仁觉得意外。可派遣镇守太监是皇上的事，王守仁自信坦**无私，也不怕别人“监视”，对于毕真要来南赣的事并没有表示反对。

哪知兵部尚书王琼对这件事的反应却很大，立刻表示“兵法最忌遥制，若南赣用兵必待谋于省城镇守，断乎不可”！跟正德皇帝反复商量了几次，最终把毕真留在杭州，没派他来南赣搅和。

对这事王守仁丝毫没有留意，后来剿匪安民，事情繁多，也就忘了。直到几年后消灭了宁王叛军，全国范围内大治奸党，到处搜捕宁王党羽，这时王守仁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浙江镇守太监毕真竟是宁王的死党之一！

显然，毕真想来南赣，是宁王感觉到了王守仁的威胁，想在他身边安插一步暗棋！如果不是王琼在京里替王守仁说话，挡住了毕太监，这个人在王守仁身边潜伏下来，等宁王造反的时候突然发难，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

在南赣剿匪的时候王守仁用剿不多，主要是以安抚百姓为主，可以说他把七成精力用在补偿官府对百姓们的亏欠上了。不但安抚新民，划村而居，发放耕牛种子的工作逐一进行，绝无延误，王守仁又看到象湖山一带正处在广东、福建两省交界之处，从广东的饶平县、福建的南靖县、漳浦县到象湖山都有五六天路程，一旦当地发生匪患，两省三府官员都顾不过来。再说，这些地方官本来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认为匪情在自己辖区之外，互相推卸责任，时间一长，象湖山附近难免又会成为山贼啸聚之所。于是王守仁上奏朝廷，请求在饶平、南靖、漳浦三县之间划地设置一个县城，任命专门的官员，把这块“三不管”的地方管起来。

王守仁的奏章送上去的时候，正德皇帝正躲在豹房里一心琢磨着怎么享乐怎么折腾，恐怕连这道奏章也未必读过。好在朝廷里还有杨廷和、王琼这样能办事的官员，很快做了批复，答应王守仁设定县治的请求。于是王守仁发出公文和广东、福建两地商议，请求拨出银两尽快把事情办妥。哪知广东、福建两省官员对此事全不积极，谁也不愿意拨款，只说官库吃紧，当地百姓又穷，筑城的银子一时无处筹措，请王守仁等一等，将来有银子了再办事。

有了银子再办事，这分明是胡扯，以官府的一贯作风，如果不紧紧催促，这笔筑城的银两一千年也凑不出来。可王守仁是南赣巡抚，设立新县牵涉广东、福建两省，这两省各有都御史、布政、兵马都司，王守仁实在摆布不了这些人，想催促都无从催起。

在这件事上王守仁身边的人也起了争执，一直追随王守仁在南赣剿匪的几个学生冀元享、欧阳德都觉得官府办事要凭良知，既然广东、福建两省不愿意实心为百姓办事，王守仁不妨以佥都御史的身份上表弹劾这些官员，看他们怕不怕。幕僚雷济在官府的时间久，知道硬来未必管用，就劝王守仁先缓一缓，把精力放在安抚地方上，过个一年半载，有机会再商量筑城之事也不迟。

在筑城这件事上王守仁却有自己的看法：“我到南赣以来，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真心实意为百姓着想的，在这上头可说问心无愧。可官员为百姓们办事未必事事办得妥当，就算出于真心，也不一定能办实事。所以凡事还要多听民意，就像古人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认同的事，咱们就办到底，老百姓要是不喜欢，当官的就该找找原因了。这次在象湖山一带筑城设县，于我是一心为百姓着想，可百姓们怎么想？我却不知道，既然如此，不如干脆把筑城的事交给百姓们，如果他们愿意在这里设县，就请百姓帮咱们筑城，若百姓们都不愿意，没人帮手，咱们这个县城当然建不起来。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王守仁这个当巡抚的做事并不独断专行，而是肯听百姓的意见，这在当时也算难得。于是众人皆无异议，王守仁就写了公文告知百姓，与百姓们商量择地筑城设治县衙的事。

事实证明，王守仁在匪患极重的穷乡僻壤设置县城的想法很对。

百姓们什么都不要，一心只想过他们的太平日子。这些人虽然未必识字，不懂什么大道理，可他们却知道这“三不管”的地方只要有了县城，设了衙门，当地就不会再聚集大盗，大家都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这件事涉及每个人的身家性命，官府不作为，百姓们没办法，现在官府出了告示，百姓们立刻群起响应，有钱的捐钱，有木料的出木料，更多的人一文钱的工钱也不要，自己带着干粮跑来帮着官府修筑县城的城墙。

百姓们如此雀跃响应，王守仁知道自己做对了，心里有了底，也想办法凑些钱出来，支持百姓们就地筑城。附近两省三县官员看到百姓们如此拥护，也不好意思一毛不拔，各自拿了些钱出来，于是在深山老林之中，一座规模不大的县城渐渐有了几分模样，简陋的府衙也盖起来了。

有了城墙，有了官府，很快，这座被命名为“平和县”的县城里就有了县令，正德十二年开府办公，百姓们有了主心骨儿，象湖山一带方圆几百里从此安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