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新景象

首相吕夷简一直以年迈为由，数次提出辞去官职，但宋仁宗都没有答应。后来，陕西转运使孙沔上言，指责吕夷简掌持国政以来，黜忠言、废直道。最近重为首相三年来，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北边事屡以败闻，契丹又趁火打劫，可说一无是处。现在契丹已经复盟，元昊也黔驴技穷，前来求和，天下日望和平，因此，这是一个“振纪纲、修废坠、选贤任能，节用养士”的机会，也唯有如此，才能恢复往日大宋的光辉。吕夷简如今求去，如果不乘机矫正前过，而仍然以柔而易制者升为腹背，以奸而可使者任为羽翼，又让这一类的人充斥朝廷，则汉朝的张禹，唐朝的李林甫，等于又在我大宋出现。

看来这份奏书，宋仁宗并没有责怪孙沔，也没有反对。就连吕夷简本人都说，孙沔的这些药石之言，只恨晚了十年才听到！于是，宋仁宗就同意了吕夷简的请辞，命晏殊为相。

吕夷简辞去首相之职后，仍以司徒的名义预议军国大事。时任谏官的蔡襄，上疏指责吕夷简仍然贪恋权势，他要求免除吕夷简参预军国大事的特权，让新任的两府大臣能够专当其责，不受干扰。不久，吕夷简自请免除预议军国大事，宋仁宗予以批准。

进行庆历新政的范仲淹

1043年4月，朝廷宣布以范仲淹、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

本来，在发布晏殊为平章事兼枢密使的同时，宣布前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充枢密使。可是夏竦的任命引来台谏官的交章论劾。他们认为夏竦当年在陕西，畏懦不肯尽力，曾经在巡边的时候，置侍婢于军帐之中，几乎闹成军变。再者，元昊常榜示塞下，宣称拿到夏竦脑袋的赏钱几千，可见夏竦在元昊眼中是多么不值钱。他们又指出，吕夷简之所以要推荐夏竦这种人，只因为他们向来不和，之前吕夷简在位时畏惧他的为人，不肯引为同列，而今既要下台，正可借机加以推荐，以表示尽释前憾。

还有御史检举夏竦私结太监。被认为是范仲淹同党的余靖也说：“夏竦原来数度称疾请辞，这次一听说以枢密使召用，却又兼程赶来京城。若不及早决定取消任命，等他赶到了才听说被取消，他必会坚持要求面圣，来个叙恩感泣。到那时，再加上左右有人帮他说话，臣恐怕陛下也会为之迷惑。” 最后，宋仁宗受不了群臣的反对，终于决定以杜衍取代夏竦为枢密使。

晏殊为首相兼枢密使，杜衍为枢密使，范仲淹、韩琦、富弼并为枢密副使，同为执政大臣。另外，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并为谏官。至此，人事大变革终于落幕。

同年6月，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认为参知政事之一的王举正过于懦弱，不称职，要求以范仲淹取代。宋仁宗同意后下了诏令，但范仲淹以执政大臣不可由谏官来推荐为由坚持不受，反而请求宋仁宗让他外调边地。

当时宋、夏和约尚未正式签订，因元昊不肯自称为“臣”而讨价还价。宋仁宗命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但仍留在京师。到了8月，朝廷再度宣布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而由韩琦代仲淹为陕西宣抚使。

宋朝为免去武将拥兵自重的情况发生，以文臣领军的举措未免矫枉过正。因此使范仲淹不得不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挺身在军事上为国竭智尽忠。虽然他做出了一番成绩，但领军终非他的特长。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有的全盘性的、政治性的经世抱负一直无法施展，现在终于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

由于与西夏作战，边防开支急剧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不得不增加百姓的赋税。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为改变这种局面，宋仁宗忙命朝臣拿出对策。这时，就有了宋朝的第一次变法，即范仲淹领导的“庆历变政”。

范仲淹受命为参知政事的第二个月，宋仁宗特开天章阁，召集二府大臣知杂御史（知杂是掌杂事的意思）以上的官员，朝谒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看瑞物。然后问御边大略及施政得失。而最令范仲淹等人诚惶诚恐的则是宋仁宗还赐坐并赠纸笔，要他们条列改革政治的意见。对宋朝来说，开阁召对、赐坐已经是殊礼，现在再来个御赐纸笔，可见皇帝改革的决心是毋庸怀疑了。

范仲淹和富弼联合草拟一份万言书，提出十项政见，为变法张本，这就是史上著称的“十事疏”。这十条有：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当时，宋朝升降官员，不是依据官员是否勤勉，也不依据他们政绩的好坏，只是以年长资历为准。所以为官之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作官的途径。当时，居高位的人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20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这样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开支，而且这样得来的官员都是无能之辈，他们还贪赃枉法，相互包庇，结党营私。范仲淹提出限制恩荫特权。

前两项针对的是磨勘与任荫这两项不合理的制度。磨勘是宋朝官吏的升迁办法，规定文官每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而不论其任内考绩。这种纯粹以年资叙迁的办法，造成贤与不肖一律并进的偏差局面。有所作为的贤才，被指为生事，遭到耻笑；一旦稍有差错，马上会被排挤。而尸位素餐的人可以坐至公卿，一心报国者反而狼狈不得进。

恩荫制度是指某人得任大官，则其子孙甚至异姓亲属，或毫无血缘关系的门客，都可以获得官禄。其结果，姑不论所任官吏质量是否有问题，单单在数量方面的惊人增长率，就已经够使政府不胜负荷了。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一点，在范仲淹任地方官员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只是未被采用。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州县两级官员不称职者居大多数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使得官员不能尽心办事。他建议朝廷均衡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予以惩办或撤职。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壮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制定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回乡。这样，便能减少繁重的徭役了。

范仲淹的这十项政见呈上之后，宋仁宗求治心切，全部予以接纳，下令将它们整理成法令。

新政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实施不久，政治局面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凭借恩荫为官的人数受到重重限制。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没有政绩的官员被免职或降职。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尽量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便劝他，说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不以为意地回答，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百姓哭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