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的《新莱茵报》主编
春天又来到了这座古老的、有很多尖塔和狭长胡同的莱茵城。城外的花园和果园里，修饰整齐的灌木，在樱桃花丛中间闪耀着淡黄色的光辉。
“我们暂且对我们在美因兹的工作满意，”马克思在同他的朋友乘车去科隆的途中说，“我们号召德国所有的工人组织工人协会是正确的，在这个协会中，我们可以给工人极大的支持，直到我们有能力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为止。”
车夫愉快地挥鞭策马，发出清脆的响声。两匹黑马，一片蹄声，嗒嗒向前。
“但我们在科隆将不会很容易，就我所知，这里的工人居然听信一位医生戈特沙尔克的话，说他正在要求建立工人共和国。
多么无聊！”
“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答，“这就靠我们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为反对君主政体和封建土地占有制而斗争，并且同时创造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以便推翻反动的阶级之后能够立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马克思点头表示同意，他眺望着别墅前的花园，像沿途到处看到的一样，那里绿草如茵，百花盛开。
“弗里德里希！春天是个美丽的季节，可惜工人们能够享受的不多，他们从清晨到深夜在工厂里做工，只有睡眠的几小时才能稍稍舒展眉头。”马克思点起一支雪茄，目送着雪茄的烟柱被柔软的春风吹散。
马克思、恩格斯、德朗克三人一同回国后先到达美因兹。考虑到科隆的《拿破仑法典》仍在起作用，比德国其他地方享有较多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加上这里的工业比其他地区发达，工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是工人运动的中心。因此，他们又一同转至科隆。
到达科隆后，他们立即着手做两件事：一是筹办一份日报；二是建立一个全德工人党，以推动这次革命。为了完成第二项任务，同盟的主要盟员分赴德国各地，在不少地方迅速建立了工人联合会，原计划在这些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党，但由于德国无产阶级大多数觉悟不高，还认识不到成立一个自己的、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这项任务未能完成。而几百个盟员分散在德国各地的广大群众中，依靠秘密通信和派遣特使联系已不能直接地指导各地的斗争。这就更加强了马克思创办日报的想法，各地的工人联合会也为日报的出版、发行打下了基础。
这位6 年前的《莱茵报》主编，因他的激进而使《莱茵报》被查封。为了《莱茵报》的存在，他主动放弃了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份工作，沦为流浪汉。可是，自己的退却，并没能挽回报纸的命运，报纸终被停刊。
都失去了！母爱失去了，连父亲的遗产也几乎失去了！去荷兰姨父家想沟通母亲的感情也无济于事，得不到家里一文钱的接济……
但人生中往往是“有失必有得”，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候，相思了整整7 年的燕妮终于得到了她母亲的支持，同意与正处于困境的马克思博士结婚。
蜜月里，既为双方家庭环境所迫，又为当时的革命中心—— 巴黎所吸引，这对年轻人毅然走向了流亡异国他乡寻求革命真理之路……
6 年过去了，马克思又回到了科隆。几多寒暑辛酸不说，带回了三本书，也带回了三个孩子，还怀揣着一笔尚有剩余的父亲的遗产。
“那位黑狮子年轻主编回来了！”
“一位曾在这里被赶跑了的主编又想要在这里办报纸，要恢复他原来失去的那份报纸……”
很快，马克思的住宅又像在巴黎一样成了这里的革命者聚会之所。
创办报纸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首先是缺少必要的现金，因此中央委员会派到德国各地建立同盟新支部和创办工人协会的特使，也都在努力为报纸筹集资金。但工人们和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帮工手里没有钱，至于那些拥有资财的自由资产阶级，当然谁也不会把资金交给这位撰写过许多无产阶级战斗性著作的原《莱茵报》主编，供他创办一份革命民主主义的机关报。
在乌培河谷有很多朋友和熟人的恩格斯，招股也没有大的起色，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很遗憾，认股的事，在这里希望很少。……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会很快地把它掉转头来反对他们自己。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他宁愿叫我们吃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个塔勒。
办报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估计要3 万塔勒，这些资本原来打算按50 塔勒一股招认，但到5 月底，认股总数只有1300 塔勒。
马克思又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3000 塔勒，并尽可能收取订费；恩格斯从父亲给的生活费中挤出了几百塔勒，千方百计找人认了14 股，总共筹集到了1.3 万塔勒，暂时勉强解决了出版报纸的资金问题。
报纸取名为《新莱茵报》，是因为一方面表示同过去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有继承关系，一方面加上“新”字以说明两者之间有差异，报纸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
报纸原设想在7 月1 日出版，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反动派迫害的步伐也在加快，马克思决定报纸提前出版。从6 月1 日就开始出报。5 月31 日晚《新莱茵报》创刊号排版印刷完毕。报贩们来到编辑部，取走刚印好的报纸，立即分送到科隆全城，马克思渴望已久的无产阶级宣传武器《新莱茵报》终于诞生了。
在报纸的编辑部里，马克思任总编辑，编委会的成员是恩格斯、维尔特、德朗克·斐·沃尔弗、毕尔格尔斯、威廉·沃尔弗，威廉·沃尔弗兼任秘书。马克思的工作量非常大，他要拟定报纸每天的编排计划，撰写社论，同国内外的通讯员联系，选用他们送来的消息，编审大部分稿件，同国内许多进步报刊交往。除了保证每天按时出版，还要经常出版号外和传单，并设法把它们散发到莱茵省和其他地方。此外，处理报纸的财产也要花费他不少时间，同当局和反动势力的威胁和纠缠、同自由派报刊的诽谤等作斗争，也耗去了许多精力。总而言之，马克思是编辑部的灵魂。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任何决定，“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
《新莱茵报》从创刊号直到最后一号，始终都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政治纲领，国家统一、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思想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每一期《新莱茵报》上。
由于《新莱茵报》始终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争，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坚定的民主派的信任。3 个月内它的印数就达到了5000 份，这是当时德国极少数几家报纸才能达到的数字。同时它鲜明的政治立场也自然引来了德国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敌视和迫害，创刊号的文章激烈反对资产阶级议会这个“清谈馆”的行径，使一半资产阶级股东退出，剩下的一半股东由于马克思坚决支持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也全部退出了。7 月6 日科隆法院传讯马克思，控告他侮辱国家官吏和警政人员，搜查了报纸编辑部。8 月初科隆警察厅通知马克思，科隆市政当局不承认他是“普鲁士臣民”，妄图再次把他驱逐出境。9 月26 日科隆实行戒严，《新莱茵报》同其他民主派报纸被勒令停刊。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经过种种努力，使报纸于10月12 日复刊。11 月14 日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1849 年2 月初，普鲁士政府又接连两次控告马克思危害国家。马克思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为《新莱茵报》的文章进行辩护，无情地揭露政府的种种无耻的迫害。1849 年5 月，普鲁士反动政府相继镇压了德累斯顿、爱北斐特等地的人民起义后，又立即把刺刀对准了《新莱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