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通缉的日子里

《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像榴弹一样打击敌人，科伦和整个普鲁士的革命活动异常活跃。

恩格斯深入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组织城市工人与近郊农民建立联系，并努力把运动扩大到莱茵省其他城市。

1848 年9 月17 日，恩格斯参加在科伦以北沃林根附近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除科伦的群众外，伊斯、杜塞尔多夫、克雷弗尔德、希特多夫、弗雷亨和莱因多夫的代表团也云集而来。人们不顾警察设置的种种障碍，不怕反动军队的大炮威胁，从陆路、水路会集大会会场。经过大会决议，成立了安全委员会，卡尔·沙佩尔当选为大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大会秘书。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安全委员会通过决定：“如果普鲁士和德国由于普鲁士政府反对国民社会和中央政权的决议而发生冲突，我们准备为德国而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正在这时，传来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普鲁士马尔麦休战协议的消息，法兰克福资产阶级代表背叛了人民。对此，恩格斯义愤填膺。

9 月20 日，恩格斯在科伦民众大会上报告了法兰克福起义的经过。报告揭露了法兰克福所谓国民议会议员都是人民的叛徒，确认法兰克福的街垒战士为祖国建立了功勋，同时，群众在恩格斯的带领下，大家一致向法兰克福起义者欢呼致敬。起义被镇压后，9 月25 日，《新莱茵报》编辑部的恩格斯、沃尔弗和毕尔格尔斯及沙佩尔都被起诉为“阴谋颠覆活动”。

连日来，普鲁士各大小报纸上登出了通缉告示：“兹根据本市检查官发出的通缉令，即请各有关机关和官员，……密切注意查访恩格斯。”并要求一经发现，立即逮捕，解交科伦。通缉令上的“相貌特征”表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阶层：商人；籍贯：巴门；宗教信仰：新教；年龄：27 岁；身长：5 英尺8 英寸；头发和眉毛：棕色；前额：正常；眼睛：灰蓝色；鼻和嘴：匀称；牙齿：健全；胡须：褐色；下颚和脸：椭圆形；脸色：健康；身材：细长。”

9 月26 日，科伦戒严。

9 月30 日，恩格斯的住宅闯进几名武装警察，得到的只是一群聚集他住宅门前的民众一阵阵嘲笑声。

警察当局只逮捕到沙佩尔，恩格斯和其他人都已逃脱。

恩格斯在宣布戒严前就由德朗克陪同离开普鲁士。他的所有大件行李连同一切衣服，都不得不留在科伦的寓所，连护照也没来得及带上，口袋里只有几塔勒的旅费。

他们成了乞丐，一路上由群众接济，好不容易才偷越边境，进入比利时恩格斯和德朗克在比利时第一个城市维尔维埃把情况通知了马克思。随后又继续前往吕提希，再从吕提希奔赴布鲁塞尔。

谁知，通缉令也从德国科伦来到了布鲁塞尔，恩格斯和德朗克都被列入科伦逃亡的一份“黑名单”中。10 月4 日，他俩都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境比利时警察押送他们乘火车进入法国国境，他们10 月5 日到达巴黎。这时的巴黎不再是二月革命中那个欢乐、沉浸自由梦幻的城市了，这里短暂的“陶醉于共和国的蜜月中的时光”已经消逝。工人们没有面包，没有了武器，这里到处埋藏仇恨的种子。恩格斯说：“巴黎已经死了，这已不是巴黎了。”

“我必须走开，不管到哪里去都行。于是我先动身上瑞士去。因为我身边的钱不多，所以只好步行，并且我也不愿意选择最短的路程，因为我心里是不想轻易离开法国的。”

德朗克仍滞留在巴黎，恩格斯独自“一直信步往南走去。”

于是，有了他后来的《从巴黎到伯尔尼》这篇游记，记述他这次穿过法国中部的四十天漫游，遗憾的是这篇游记没有写完。

恩格斯还把沿途走过的路线绘在两张草图上。他在日记中生动地叙述了自己的旅程：首先顺着塞纳河向奥尔良进发，然后沿着罗亚尔河岸走，最后通过勃艮第。恩格斯惊叹法国风景的美丽和植物资源的丰富；他受到农民们的殷勤款待，亲眼看到勃艮第在1848 年的葡萄大丰收。他写道：“在勃艮第采集葡萄甚至比在莱茵地区还要快乐得多。一路上我尽碰见一群群非常快乐的人们，非常甜的葡萄和非常美丽的姑娘。”

恩格斯一路上喝了不少法国葡萄酒。他喝酒写酒：从波尔多酒到勃艮第酒，从勃艮第酒到圣若尔日烈酒、律内尔酒和南方的弗朗亭南酒，从南方的弗朗亭南酒到起泡沫的香槟酒，有多少种类呵！从普提—马康酒或沙布利酒到沙姆彼尔田酒、沙托—拉罗兹酒、索帖尔涅酒，到卢西利昂酒和起泡沫的阿伊酒，有多少种白的和红的葡萄酒呵！妙不可言的是：喝了其中的每一种酒都会产生一种别致的醉意，喝了几瓶酒以后就能使一个人的情绪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从跳轻佻的四人舞到唱“马赛曲”，从跳康康舞的狂烈到革命热情的激发，最后，喝了一瓶香槟酒，又能鼓起人间最愉快的狂欢节的情绪！

恩格斯在科伦经历几个月的暴风骤雨之后，横越清新的法国农村，对他来说确实是另一种难得的享受。但在这五百多公里的长途旅行中，辛劳、穷困总是多于惬意的。加上恩格斯旅行时还带着一种清醒的政治目的在敏锐观察和游历法国。他在自己的旅途随笔中切中要害地论述了这个国家社会政治情况，并试图探索一下在这个国家里有没有可能出现一次新的革命热潮。

恩格斯像在工人区调查那样在注意着农民：农民的劳动负担沉重，他们生活状况的各个方面都是千篇一律，同时这些乡村居民的农民所有制意识已有所发展，他们过的是与世隔绝的生活。恩格斯从他在各村落所见到的情况说起，还简单地谈到直到1848 年为止法国历史上农民的政治态度，指出这种政治态度正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有制关系所带来的结果。

10 月下半月，恩格斯进入瑞士国境，10 月24 日到达日内瓦，并立即从日内瓦给他家里和马克思写信。这时，他口袋里连邮票的钱也很难拿出了……恩格斯的父母对报上登载通缉他们的长子的命令感到震惊，不过他们却并不怨恨反动派，相反，还为自己的儿子落到如此地步感到羞愧。

父亲接连给恩格斯写信，劝他到美国去，要他和那个叫“马克思”的特利尔之子分手，与共产主义断绝关系。

连母亲也写信说：她“从可靠的方面……”得悉“《新莱茵报》编辑部已经宣布说，即使你回去他们也不再接受你参与工作了。……你现在可以看清楚，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

在向父亲筹资办《新莱茵报》时，恩格斯说“他宁愿叫我们吃一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千塔勒”。眼看孩子处于逃亡乞讨的处境，父亲还是寄钱给了恩格斯，使他可以购置必要的衣服过冬，勉强度日。

马克思在自己手里很拮据的情况下，尽力帮助恩格斯。当他接到恩格斯急需要钱的信后，立即把自己身边仅有的11 塔勒寄去，还有一张可向日内瓦一个商人取款的50 塔勒汇票也寄给了恩格斯。

恩格斯没有被窘境所压倒，也绝不听信中伤挚友的谗言。

马克思获悉有人在挑拨他和恩格斯的关系，没有退出《新莱茵报》的资产阶级股东还要求他把恩格斯及其他逃亡在外的编辑从编辑部撵出去。对此，马克思非常痛恨。他明确表示：“至于你们的编辑职务，我这样做了：一在第1 号报上就立即指明，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二、向愚蠢而反动的股东们声明：他们可以随意把你们不再看做编辑部人员，但我有权随意付出我所要给的稿费，所以，他们在金钱上将丝毫占不了便宜。”

马克思还写信向恩格斯保证说：“我能把你丢开不管吗？哪怕是一会儿那也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的朋友，正像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

恩格斯得知《新莱茵报》由于戒严曾停刊两个多星期，马克思把自己所有的钱投入到恢复办报事业中，甚至父亲的一点遗产和他妻子的金银首饰也全部倾入，一家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恩格斯驳斥了双亲对挚友的怀疑，母亲总算在12 月初回信说：“关于马克思，我不再说些什么了，如果他像你在信中所写的那样做的话——对此我从未有过丝毫怀疑，那么他已做到他能做的一切，为此我对他表示感谢。”

这时，《新莱茵报》在巴黎的通讯记者海尔曼·艾韦贝克也试图离间这一对极好的朋友，唆使马克思反对恩格斯。这一招失败后，艾韦贝克又起另一招。恩格斯在瑞士工人联合会和德意志民主民族联合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秘书，艾韦贝克又向同盟在瑞士的盟员施加不利于恩格斯的影响。

在这非常时期，马克思对恩格斯坚信无疑，两位朋友在患难中见真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伦的紧张形势过去，估计在那里被捕的危险性较小了。1849 年1 月中旬，恩格斯重返科伦，再次担任《新莱茵报》副总编。2 月3 月，逃亡在外的沃尔弗和德朗克也从巴黎回来，编辑部委员会的人员又全部到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