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耻
十五
日本的山口县，又叫作长州藩。1864年的时候，英、法、美、荷四国军舰对这里展开了激烈的炮轰。炮弹落在藩中的沿海城市下关，猛烈的炮火吓坏了藩主和士兵，于是，他们宣布投降，签订了极为苛刻的不平等条约。
1865年以后，幕府政权被推翻了，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明治天皇进而改“藩”为“县”，下关就成了山口县最大的城市。这里的人靠水吃水，对一种叫作河豚的鱼爱不释手，又凭借着沿海的独特优势，很快便将这个城市发展成别具特色的“河豚之乡”。
下关有个古称，叫做“赤间关”。“间”字，在日文中，被念作“马”，于是，在中国人听来，“赤间关”，就成了“赤马关”。久而久之，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哪个翻译偷了下懒，把赤字也给丢掉了。结果，日本的下关，就成了汉语里的马关。
山口县里走出过一个大人物。下关炮战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想要救国，单纯地与西方抗争，只会适得其反。他提出要向西方学习，要推翻落后的幕府政权，要建立一个以天皇为核心的强力政府，要在全国一盘棋的框架下建立强大的帝国。
二十多年以后，他初步完成了自己的构想。1890年，他为他的祖国制定了一部宪法，宪法里充分保障了天皇的权力。两年以后，在这宪法之下，他以首相的名义，组建了自己的内阁。在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的交叉口，他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他就是伊藤博文。
公元1895年3月19日，“河豚之乡”最好的河豚料理店外，已是戒备森严。下午两点，功成名就的伊藤博文，身着整洁的西装，带着得意的微笑，恭敬地等候在门前。几分钟后，一位身着蓝色大褂的老人，在左右搀扶下，缓缓走入他的视线。那正是他在等候的人。
老人抬起头。料理店的招牌上，写着三个飘逸的汉字——“春帆楼”。有人曾提出，日本人所学的汉字，是一千多年前与隋朝发行的佛经一道传入日本的。随后，到了唐朝，日本人带着满心的崇拜派遣大批留学生前往中国，向这富饶强大的国度虚心讨教学问，心甘情愿地把对方视为老师。
唐后是宋，宋后是元，元后是明，明后是清，一千多年来，这个老师曾历经多少风雨，多少次改朝换代，凭借着怎样的优秀，才以其独有的韵味屹立于世界之上。
然而，一夜之后，这骄傲的文明，却又以怎样的颓废，消沉至此，随风飘散，直到所有的过往，在这一刻全都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最终化作眼前这三个飘逸的日本汉字。看到这一切，一阵酸楚涌上他的鼻尖。
一阵海风吹来。湿冷的空气中，伊藤博文用鞠躬表达着自己的礼貌。而后，他转过身，用他那发音奇特的母语对门前的士兵说：“李鸿章大人到。”于是，士兵向两侧退去。一扇耻辱的门，被打开了。
李鸿章第一次见到伊藤博文，是1885年的事情了。在那以前，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发生了一场政变。在那混乱的岁月里，一个自称“开化党”的集团组织，暗地里做足了准备，打算劫持他们贪得无厌的国王，推翻王政，另立幼主。
他们从大臣着手，首先暗杀了七位守旧官员，发布改革政纲，同时打算脱离清廷的影响，自立门户。中国自古建立的朝贡体制，本与殖民掠夺大不相同，对于一个国家的朝政，中国人并不会过多干涉。
但在这场政变中，有一个人物却清楚地嗅到了危机。他意识到，这场政变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因为他看到，在“开化党人”的队伍里头，日本人竟似乎在蠢蠢欲动。于是，他拍案而起，领兵前往，快刀斩乱麻，以勤王的名义一举剿灭了叛乱，将“开化党人”打得四分五裂，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这个人，叫作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还是驻扎在朝鲜的清军将领。那时候的日本还不够强大。面对中国军队的介入，日本政府严禁日军与之发生冲突。而袁世凯则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反复请示，当务之急，首应增兵朝鲜，以抗拒日本。
李中堂接过电报，却犹豫不决。因为那时在中缅边境和沿海一带，中国军队正饱受法军的侵扰，在激烈的战火中，无暇他顾。
1885年，朝鲜的混乱逐渐平息了下去。羽翼未丰的日本，依然还没有胆量与它一千多年的老师来一场正面的较量。就是这一年，李鸿章第一次见到了伊藤博文。
他记得，这位日本人派来的代表，是以一种谦卑的态度来到天津，请求谈判的。那时的伊藤博文已经四十四岁，但在李鸿章的眼里，他依然还是个青涩的孩子。
中堂大人叉着腿坐在椅子上，手持烟枪，吞云吐雾，摆足了长者的姿态。而面对眼前这位长者，想到他十几年来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日本人的代表却也在畏惧中，由衷地感到几分敬意。
只是在谈判桌上，李鸿章主动退让了。事实上，伊藤博文早就了解到，没有完善的工业体系为支柱，清廷毫无竞争优势。那是经过精心研究所得到的结论。
中国在东南与法国打仗，在西北与沙俄打仗，四面八方，无不面对着世界列强的侵扰。如此重压之下，清政府是不敢强硬的。他并没有花费太大的功夫，便与之拟定了一份《中日天津会议专条》。
条约中规定，朝鲜若再生变故，中日双方若欲派兵，都应首先知会对方。李鸿章刻意地说了几句硬话，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这也是他和他的同僚精心研究以后，所选择的路线。所有人都知道，积贫积弱的中国再也折腾不起了。而这条约的内容，事实上是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
会谈之后，这谈判桌上看似青涩的对手，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了句话：“贵国若无力改革内政，必将为我国后来居上。”
李鸿章觉得，这晚辈话里有话，言外之意，中日两国终将一战。对天朝上国的重臣来说，这也许算不上礼貌。他思忖片刻，吸了口烟，为了维护尊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也用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复。他笑着说：
“若终有一战，我大清愿意随时奉陪。”
听到这样的回答，伊藤博文未置一词，只是冷冷一笑。而后就转身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关于日本，李鸿章曾在一次宴席中，听一位洋人谈起。这个洋人来头可不小，因为他曾是美国的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那时候，他刚刚离任，带着一脸的轻松来到中国。
在天津，格兰特受邀和李鸿章吃了顿饭。那时候，中堂大人正忙着为国家筹建一支先进的舰队。在饭桌上，面对眼前的洋朋友，他虚心地提了不少问题。看到直隶总督的满脸好奇，美国前总统面带微笑。
他提起当年中堂大人在动乱中为朝廷所做的贡献，他所指的动乱，是太平天国运动。他恭敬地称赞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拯救了国家的伟人。因为他本人也曾帮助他的国家打赢了南北战争。提及这段有关军旅的历程，他总是显得兴奋不已。
他向中堂说起一种在水底下巡航的战舰，这种战舰的名字，叫作潜水艇。李鸿章愣住了，他曾因办理洋务而惊讶于世界的变化，与朝中大臣相比，早已是熟识西洋之物的专家。此时他却恍然意识到，即便如此，他的想象力依然还是无法追上欧美列强前进的脚步。
他连声赞叹，当他正在为筹建一支先进的海军而费神时，大洋彼岸的国度，竟已掌握了如此这般奇特的武器。在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微笑中，他定了定神，而后带着满脸的羡慕询问对方，在这日新月异的世界里，他的祖国究竟该以何种方式，追赶列强的脚步？
他记得，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客人提到了日本。沉默片刻，格兰特将身子前倾，认真地回答他说，同为黄种人，如今的日本，早已经走在了前头。
是啊！日本也许正是从那时起，逐渐从紧随其后的学生，转变为先行一步的老师的。想起1874年日本军队悍然入侵台湾的举动，李鸿章时常隐隐地感到不安。五年以后的今天，就在格兰特夫妇踏上中国的土地时，那岛国的天皇，却已将臣属于大清的琉球王国，改造成了他们口袋里的“冲绳县”。
正在如此这般焦急中，李中堂不断请求朝廷扩张海军，以应对这个蕞尔之邦越发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始终都没有搞懂，在那个从来就不被人放在眼里的小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以什么样的力量，催生了它日新月异的进步。面对那昔日的学生，他的心里，充斥着毫无章法的慌张。
为了表示自己的友好，李鸿章将中国生产的景泰蓝和丝绸作为礼物，赠给了客人。格兰特深知中国人的礼尚往来，因此反问对方，希望自己以什么作为礼物，回赠给他。
于是，李鸿章把目光落在了前总统正握着的手杖上。手杖的顶部，一颗拇指大的巨钻和一圈璀璨晶莹的小钻石，交相辉映，焕发着夺目的光彩。
他从没有见过如此精美的手杖，不禁赞叹起来：“贵国竟能把手杖做得如此精致！实在叫人大开眼界。”
格兰特笑了。他说，这根手杖是他在卸任时，全国工商名流送给他的礼物，代表着国民的公意，并不能私自相送，唯有待他回国以后，征得同意，才能转赠中堂。
李鸿章笑了。他感谢他的客人愿意将如此贵重之物送给自己。格兰特也笑了。就这样，在江河日下的大清帝国，这位从大洋彼岸远道而来的前总统，用他深邃的目光凝视着眼前的这个人物。
夕阳西下，他仿佛看到，这个身材高大、垂垂老去的中国人，正在用尽全力，在激流中，把持着一艘漏水的木船。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转身，缓缓地说：
“昔日欧洲小国德意志，出了一位铁血宰相，此人名唤俾斯麦，在他的带领下，德国政府改革政务，平叛内乱，于是一跃而起，如今已成为西方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总督大人政绩斐然，勤勉为国，我想，在我眼中，您也同样算得上是一位‘东方的俾斯麦’！”
赞美声中，李鸿章淡淡地笑了。他了解这话里的几分恭维。他的笑容，也许只是某种客套的礼貌。时光匆匆，回忆中，格兰特夫妇的身影，也同样随着各自转身，从此消失在他视线的尽头，渐渐地在他脑海中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895年，伊藤博文五十四岁，他面前的老人七十二岁。春帆楼前，面对这位前辈，他缓缓地说：
“中堂可曾记得，伊藤当年劝您改革内政，否则必为我国后来居上。如今这话，果真应验了吧？”他盯着面前风烛残年的老人，冷冷地笑道，“大人当年所言，要打便打，必将奉陪，那是何等威风。可如今若是真的打起来，结果会是怎样呢？”
老人狠狠地咳嗽了几声以示回应。潮湿的海风吹拂着整座城市，四下飘散着河豚的香味。而后，一切都冷却下来。唯有耻辱的炮火，残存于他的脑海，久久不曾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