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再试一次
1963年7月
这感觉像一个反复出现的梦：父母强颜欢笑的脸、伤感地说“再见”，我跟着一位高大的护士从社工办公室走进一部电梯里。我们在六楼下了电梯，她弯下腰来给电梯对面的一扇大门开锁，一堆钥匙从她手心的肥肉里坠出来，不断地撞在木质房门上。门打开后，她示意我走进病房。
又是带油毡地板的淡黄色门厅，我迈进去时鞋子踩在地板上发出很大的动静，她说话的声音渐渐模糊起来。我来过这里，我梦到的场景成了现实。我又成了新来的，孤身一人。所有人都盯着我、打量我。
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许不是真的，但转院这件事确是真实发生了。我刚到达精神病学研究院，新病房是南6号。类似的事情我经历了多少？欢迎来到一年级；欢迎来到二年级、四年级、十年级？欢迎来到精神失常病房。现在，欢迎来到南6号。
几个星期后，我安顿了下来。南6号是研究院里“病情严重但不至无望”的女病房。如果你属于治愈无望，那可能会被关在八楼，他们在那里做药物实验和额叶切除手术，或者他们会把你送去一家大型的州立精神病院，比如罗克兰。据玛西亚说，他的表弟曾不止一次被送去那儿。罗克兰是个非常大的精神病院，里面全是吓人的、真正疯狂的人。相应地，配备的管理人员是过度劳累的护士和只会讲罗马尼亚语的医生。每个病人最怕的就是被送往罗克兰。
南6号有着各种各样的病人，但没人令我感到害怕。其中有位女士曾是一名钢琴演奏家，有人曾在出版社工作，有人曾是股票经纪人，还有一名妓女和一名麻醉师。此外，还有因为药物滥用而惹上麻烦的护士和一名父母是精神分析师的十几岁少年，甚至还有一对同卵双胞胎，她们依据病情好坏轮流来住院，但从来没有同一时间进来过。
我们中有些人是高中或大学的学生，没有工作或职业。我的新朋友艾米丽曾是她所在大学的荣誉生，取得了非常优秀的SAT成绩。十几岁的谢丽尔来自一所只招收天才学生的寄宿学校。而我，20岁，却还没有读完高中。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这件事。
医生希望通过新人都要做的一项测试来解开我的病理。欢迎来到心理测试环节。
“我们再试一次。”身旁那个瘦小、温和的男人说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友好且有耐心，“一年有多少个星期？”
会诊室里有一张木桌、两把椅子，以及一个堆放着旧杂志的灰色金属书架。桌子几乎跟那面奶油色的墙壁一样长。一只破旧的黑色公文包打开着，里面塞满了文件，放在桌子较远的一端。一旁的墙上，昏暗的光线透过带铅衬的老式窗户照进来。玻璃外面，厚厚的防护网模糊了夏日朦胧的天空。
“能再给我些时间想一下吗？”
我动了动椅子，捋了捋头发，检查了一下铅笔，又看了看窗外和房间四周，然后咳嗽了一声。“对不起。”我小声说道，努力想微笑一下。
忽然间，我感觉天花板越来越低，墙壁也渐渐缩小。我大气也喘不上来，耳中的嗡嗡声越来越大，舌头粘在干燥的上颌上无法动弹。
这个男人有着圆圆的脑袋和鸟一般的面孔，他的眼距很宽，黑色闪亮的眼睛长在一只优雅的贵族鼻子后面。他的脸下面是白衬衫的领子，领子上系着一条细条纹领带。我眼睛盯着那条领带：天蓝的底色上，精致的皇家蓝条纹和更宽些的酒红色条纹交替相间，会合在领口打结处，然后又从领结上方再次出现。我可以想象这些条纹的路径，它们在重新出现之前是怎样系在一起的，然后又从较长的一边垂下来。领带随着他的呼吸一同起伏着。
这位心理学家清了清喉咙。我猛地从座位上坐直，盯着他的脸，一边努力保持镇定，一边弄清楚自己在哪儿。
“可以把问题再说一遍吗？”我说，祈祷他没有注意到我的走神。
“问题是‘一年有多少个星期？’”
一年多少星期……一年多少星期……快点！我恳求我的大脑。你必须知道答案。
我的肌肉因为紧张而变得僵硬，脑子里白茫茫一片。
然后，奇迹般地，雾气散开了。一个解决方案出现在脑海中。一周有七天，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那么我只要做个除法，就会知道有几个星期。
好，那么……三十六除以七等于五……呃……
他百无聊赖地看着我。我用的时间太长了。
“马上就好。”我尽可能冷静地说，既兴奋又惶恐。
然后再用六十五除以七……是四？好吧，我知道答案了。我把椅子转过来面对着他。“一年有五十四周。”我依然平静地说道，虽然另一部分的我很想大声喊出答案，大到把肺都喊出来那种。
心理学家盯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但脸上没有表情。他写下我的答案，好像没什么地方出错。
好吧，真险。
精神病学研究院 心理评估报告 韦氏成人智力测验（WAIS），语句完成测验（SCT），死亡态度测验（DAP）， 本德格式塔测验（Bender-Gestalt），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1963年8月12日—8月13日
在分测验中，面对失败，她表现出明显的压抑倾向。她无法回答的题目，包括“一年有多少个星期”和“橡胶是哪里来的”。
——G.弗瑞德博士
我始终认为是电休克治疗导致我的记忆受损。尽管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家医院的精神病医生将其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都没有提到它。最终，我也选择不再去想这个问题。它可能会令我感到愤怒。我想弄清楚我的大脑出了什么问题，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无能为力。
在病房时，我会看书，偶尔和朋友一起玩牌。然而，在所有的活动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潜心思考，它甚至比阅读更具吸引力，因为心烦意乱时，我根本什么也读不进去。我会思考一些诸如：现实存在的意义啊，以及某些事物是否真实存在之类的问题。例如，除我之外，身边其他人是否真的存在，我是否用自己的想象创造了这一切？假如我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人呢？又或者，我也不是真实的，而只是其他人想象出来的？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可能正在探索别人没有探索过的领域。而其他时间，我只想着自己有多么面目可憎，必须去死。我就好比一位科学家，最终发现自己就是致命的污染源头，我的使命就是把这源头斩断。
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把我的想法用文字表达清楚。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尝试着描述照片、诗歌、被森林野火困住的动物的故事，但始终无法让医生明白我所表达的意思。
当然，我是在一家精神病院，医生本身就对那些弄不明白自己的人—真正疯狂的人，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感兴趣。我们病房的一些病人，比如艾伦，绝对属于完全脱离现实的那种，但其他大多数人的意识都很清醒，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但即便这样，我也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我之所以知道诊断结果，是因为我在医生查房过程中亲眼看到过。我进研究院后不久，在护士站边上候诊、取药或检查通行证时，学会了倒着看病人的护理记录。医生查房时，他们会逐一询问每位病人的情况，当他们停在我的床前，我能看到护士手中的护理记录。记录的最上面清楚地印着患者的姓名和诊断结果。我的记录上写着“慢性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
这显然是个错误，我知道我没得精神分裂症。我没有大声地自言自语，不停地来回绕圈走，或者无缘无故地傻笑或尖叫；也没有拒绝吃药，或者向通知去健身房或去睡觉的护士吐口水。艾伦会这样，但我不会。也许，比起以前那个不值一提的我，顶着精神分裂症这个“光环”的我可能显得更有研究价值。但我不能因此就甘心挂上这名头，我必须确保在这件事上不出现任何混淆。所以，我的第一条准则就是：不能说任何让人觉得我疯了的话。
事实上，即便要我不顾准则地说点什么，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思想是混沌的，完全没有头绪。几个月后，我放弃了与人沟通的尝试。我决定学习抽烟。
所有的精神病院都有关于吸烟的规定，不过细则各不相同。这些细则不仅医院和医院间不同，有时病房和病房间的规定也不同。在布卢明代尔的精神失常病房—我们如此称呼过去在白原市的那所医院，当护士或护工站在旁边时，允许一个人抽一支香烟。而在南6号，你随时可以在休息室里抽烟：只需向护士要一包香烟和火柴，抽完还回去即可。而且我发现，如果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香烟发呆，工作人员即便注意到我，他们也不会担心我又抑郁了或出现幻觉。他们只会认为我在抽烟，不会来管我。我也不必向任何人做出解释。
拿着红白相间的漂亮烟盒，我将顶端的一圈细封条撕开，烟盒外的锡纸皱了起来。我轻轻撕开银色纸的一角，把烟盒稍稍倾斜，然后我抽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支切斯特菲尔德（香烟）。
11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坐在护士站对面的长凳上，全神贯注地想着一个让我进退两难的问题：到底要不要拿通行证出院一趟？我高中最好的朋友萨拉邀请我下周末去参加一个派对。既然她特意邀请我，是否意味着我必须去？过去这段时间，我几乎跟学校里的所有人都断了联系。到时候，我该跟他们聊些什么？我沉浸在思绪里，低着头，手臂环绕在脖子上。忽然，大厅尽头一阵很响的开门声吓了我一跳，随后我那矮胖、古板的精神病医生马丁走进了病房，我直起身。
马丁医生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总是微微耸起肩膀，眼睛不停地左看右看，仿佛他正身处丛林之中，要时刻提防着土著人的袭击。他也很少笑。像大多数病房的精神病医生一样，他看起来很年轻，但为人很古板。如果你问一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你结婚了吗”，他会反过来指责你针对他，他会说“这关你什么事”。如非必要，他从不跟病人待在一起。
他害怕跟病人待在一起是有原因的。他一出现在大厅，在休息室晃悠的两个十几岁的病人劳瑞和梅，就快速地躲到他刚好看不到的角落，故意低声喊：“小胖胖！哦，小胖胖。我们爱你，小胖胖。”
快到护士站时，马丁医生听到了这声音，他停了下来，环顾四周，瞪大眼睛，脸涨得通红。然后，他好像突然想起妈妈曾经的告诫—别理那些爱欺负人的人，于是假装什么都没听到，不予理会。在进入办公室关上门之前，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假笑。
我努力不去幸灾乐祸。劳瑞和梅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了。我自己胆子太小，不敢捉弄人，但我不得不承认我喜欢这个“节目”。
我知道取笑马丁医生不好。有时候，我为他感到难过，在我知道一些病人是多么厚颜无耻，以及他是多么没有安全感之后。他人还是不错的。我真希望我有勇气制止他们那样做。
“我不知道该不该去萨拉的派对。”第二天，我跟马丁医生说。
我们坐在地下室附近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屋里没有窗户。据我所知，这个楼层看似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在一扇扇紧闭的门后隐藏着一间间治疗室，它们错综复杂地坐落在顶棚低矮的大厅里。办公室外面，沿着黄色墙壁均匀分布的金属装置散发着白光，在墙上留下小小的影子。一股发霉的地下室气味弥漫在暖暖的空气中。油毡地板上的脚步声在狭窄的空间里回**。
办公室里有一张小桌子，两把椅子，一张低矮的木制茶几，地上铺着一张绿格子的地毯。马丁医生坐在桌子后面，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偶尔大厅里传来“砰”的关门声和大声说话的声音。
“为什么不去？”马丁医生盯着我，“与朋友互动一下对你有好处。”
因为我跟他们无话可说。我会像一尊长满苔藓的丑陋雕像一样傻站在那里。“他们不会喜欢我的，”我说，“我很恶心。”
“为什么会那样想？”
我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如果我张大嘴巴，污秽就会像河水一样喷涌而出。“我满身恶臭。”我说道。
“我不明白。”
我知道我无法解释清楚。
于是唯有沉默。
马丁医生耸起的肩膀耷拉了下来，他先是看看我，然后看向墙。我本该说出我所有的想法，但是它们总是很快就飘走了，就如同儿时追逐的肥皂泡。
马丁医生弓着背，身体呈C字状，领带垂到了桌子上。他又瞥了我一眼，叹了口气，然后摇了摇头。他把胳膊肘竖起抵在桌子上，手托着下巴。他的肩膀耷拉得更低了，眼皮颤动。
接下来的20分钟，沉默占据了整个房间，给多年累积的空谈蒙上一层乏味的尘埃，这让我想起了家。
由于这家研究院是一所教学医院，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神病学教育者和研究人员时不时会到访病房，对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著名的精神病医生在医院的会堂里做演讲，他们的名字被张贴在医院大厅里，如同剧院海报上的明星。而这里的患者有时会被“借用”去做临床展示。
赫伯特·施皮格尔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有名的催眠师，我们都听说过他的传奇故事，他能使被催眠者退行到小孩子的状态，像小孩子一样毫无保留地说出心底最深处的秘密。肯尼迪医生问我是否也愿意接受催眠，他的朋友赫勒可以帮忙引荐那位著名的催眠师。这是我找回那些丢失记忆的机会！我激动极了。
唉！尽管我们尝试了一次又一次，但我始终无法被催眠。
在肯尼迪作为我的主治医生期间，我的催眠治疗没有任何进展，我也没能见到施皮格尔医生。
但我还是成功被“借用”了。有那么三四次，一位穿着白外套，非常温和的高个子医生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她的学生的面谈。她解释说，这是他们精神病学课程的一部分，如果我愿意去，会对他们的课程有所帮助。
这位医生有一头火红的头发，大约40岁的年纪。她留着波波头，短短的刘海撒在白皙的前额上，光泽亮丽的唇膏为她的双唇染上了同样鲜艳的色彩。当她自我介绍时，我一定是太过紧张了，以至于注意力不集中—我没记住她的名字。她冷静自信、随和友善，让我觉得她建议的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去做。
“A号展品要出门啦！”每次要跟红发医生去接受面谈时，我都会冲艾米丽、劳瑞和在走廊上碰到的病人这样说，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希望他们只注意到了我的幽默，而没发现我有多么想引起他们的注意。
晚上，我躺在**，想象着她跟我说话的样子。真希望她能做我的医生。
许多年后，当我努力回想当时面谈的细节时，却什么都记不起来。我只记得那位医生脸上的笑容，她的学生对待我时认真的态度，以及跟他们谈话有多么简单和放松。他们聆听我说话的样子是如此恳切认真，令我感到我说的每一句话，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