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哈姆雷特和我
1961年4月
对威尔逊医生的谈话治疗，我总是充满期待。他帮我了解到，我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与我内心感受之间的关系。他解释说，无论是别人对我微笑或是说了一句“我错了”这种小事，还是因为没能按时入睡而遭到惩罚或批评这种大事，我都可以试着去识别这些反应背后的情绪和感受，并最终加以控制。随着对这些话的理解不断加深，我对自己的心理活动是如何运转的越来越感兴趣，对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好奇。
在入院后大约第十个月，我被允许去与医院同城的一所高中完成三年级的课程。六月下旬，我住回自己家中，医院称之为出院观察期。每隔几周，我需要去见一次威尔逊医生。
那个夏天的时光像勉强能记住的梦一样，飞快地溜走了。我读书，帮母亲做家务，陪9岁的弟弟泰勒玩耍。我刻意回避着原来高中的那些朋友，他们此时都已经毕业，在打暑期工了。虽然他们回家时都会约我见面，但在我眼里，他们已经长大成人，而我仍然停留在原地，成年对我来说遥遥无期。
夏天快结束时，我开始了高三的学习。开始时，我各方面表现得都不错，同学们选我当高中荣誉生会主席—对于一个高三大部分时间都在精神病院度过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意外的肯定。并且，我还在学校的戏剧表演中饰演了女主角。
我在荣誉生会入职仪式上的演讲深受好评；参与表演的戏剧《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也大获成功。我努力活成我自认为应该活成的样子：积极开朗、乐于助人、充满自信，而不是活成一个焦虑不安，为自己曾经是精神病人而感到羞愧的人。
九月底的一天，我像一个极不情愿被遣送去前线的士兵一样，逼自己推开学校的大门，走进那栋庞大的钢筋水泥大楼。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而每天我都需要鼓起更多的勇气才能继续来上学。
我感到血液一股脑儿地涌进我的大脑，震得耳膜嗡嗡作响，响声盖过了长而坚冷的走廊和墙壁所反射回来的各种声音。绿色的金属储物柜混合着杂乱的声响，伸向无尽的远方。从我眼前掠过的每一张脸都模糊不清。我身体里的巨大噪声几乎令我听不清人们在说什么。
这时，我的朋友爱丽丝出现在我面前：“嘿，佩雷斯，你要去哪儿？我们现在该去上英文课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你读了吗？写完读书报告了没？你看到贝基穿的新毛衣了吗？”
一片嗡嗡作响，我有点晕头转向。我勉强嘟囔出几个字：“呃……是的吧……”然后跟在她后面去了教室。
好险。
多数的大教室都配备有原木和金属制的课桌和椅子。教室最前面，是一张堆满书的笨重讲桌，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洒在门对面的墙上。
罗巴赫夫人站在黑板前，手里拿着粉笔，写下学生们用来描述哈姆雷特精神状态的词语。她身材高挑，长相出众，有一头白棕相间的齐肩长发，但她却令我感到害怕。她非常严肃，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毕业班的学生。罗巴赫夫人是阿米什人，她每天都穿着朴素的黑色礼服和过时的黑色厚底鞋。每次看到她，我总觉得她像一位高贵的女巫。她对学生们的期望很高，而当有人未能达到她的期望时，她也从不吝啬于表达自己的失望。我害怕令她失望。
事实上，我害怕学校里的一切，不仅是英文老师的批评，还担心我努力拼凑在一起的生活，会随时乱作一团，让我失去思考的能力，动弹不得，有时还会剧烈颤抖。
很多同学都以为我认识他们。事实上，在见过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成为陌生人，因为电休克治疗让我几乎忘了一切，但我永远不会说穿这些。所以当其他人对我表现出友善时，我从来都是顺水推舟，假装我真的认识他们，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尽管没有人直接对我说过，但他们一定知道我现在已经留了一级。我为留级而感到深深的羞愧。
哈姆雷特的议题让我感到尤其紧张。不知道我的同学是否也注意到了哈姆雷特与我之间的相似之处。“生存……还是毁灭……”他们已经猜到我也总专注于死亡吗？罗巴赫夫人在黑板上写下他们给出的形容词：不幸、错乱、**、抑郁、背叛、悲惨、脆弱、疯狂。他们是在说我吗？我感到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但讨论仍在嗡嗡地进行着。
墙壁开始摇摆变形，我的思维开始变得缓慢，光线越来越刺眼，我努力集中精力想要听清每个同学的阐述。然而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杀(s-u-i-c-i-d-a-l)和愤怒（a-n-g-r-y）的每个字母上，因为太用力，笔尖深深戳进纸里。我出汗的手把早已汗湿的笔握得更紧，试图控制住自己，但这没能阻止我一直往下滑……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还坐在英文课的课桌前，脖子酸痛，下巴周围的皮肤湿湿的。周围的事物看上去有点偏离原来的位置，像是刚发生了轻微的地震。我抬起昏沉的头，看见罗巴赫夫人站在我面前，沧桑的脸比平时更严肃了。平时教室里的低语和嘈杂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不自然的沉默。同学们歪七扭八地坐在课桌旁，玩着手指或钢笔。我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吗？下课铃声响了，罗巴赫夫人转身回到教桌前，其他同学纷纷绕开我向门口走去。
除了爱丽丝，所有的学生都离开了。她急忙跑到我的课桌前，开始帮我收东西。我打开的笔记本上，一摊口水晕开了笔迹上的墨水，她用袖子把口水擦掉。我用尽浑身的力气，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走出去时，我紧紧抱住爱丽丝的手臂，而她似乎不介意我这样。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 回访记录 1961年9月30日
尽管她遭受了原发性和继发性紧张性癫痫发作的折磨，但她的状态仍处于“向着生的一面”。这两种病症的区别包括：(1)约30秒的现实脱离感，这期间她会感觉又回到医院并再次患病。(2)幻视以及可能出现的幻听会导致巨大的冲击，其间她可能会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试图摆脱这种冲击。后者的症候目前发生频率已相对较低，平均一周两至三次，每次持续一到两分钟。
——威尔逊医生
不仅是在学校，在家里我也同样感觉不适。我父母对我的态度有些奇怪，他们常常盯着我不说话，或是跟着我。不用成为福尔摩斯，我也能很轻易地看出他们掩藏在面具下的恐惧和担忧。但在我们家，是没有直接说出不愉快或直面问题的习惯的，我们总是沉默着，让怀疑和猜测在我们周围肆意蔓延，让一切都笼罩在香烟的烟雾和欲言又止的话里。
晚餐大约每晚六点半开始。在我和弟弟里奇、泰勒还小的时候，我们放学后会到屋子外面玩耍。当母亲喊我们回家吃饭时，我们就得立即进屋。我的任务是帮忙摆好餐具，等到上高中了，我还帮忙做些晚餐的收尾工作，比如：倒牛奶和拌沙拉。
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晚餐场景。那天，天早早就黑了，狂风吹打窗户和散热器的滋滋声响彻我的卧室，当时我正绞尽脑汁地做代数题。随着温度的下降和风速的增加，卧室里的声音更大了。我知道今晚的晚餐又有西兰花，因为整个房子里都是那个味道。不管煮什么蔬菜，包括西兰花，母亲都习惯用高压锅，而且总是煮很长时间。这样的晚餐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我想，至少不用闻那种难闻的氨味，也不用吞咽那些糊状的菜花和软塌塌的苔藓色菜茎。这不是她的错。在我父亲愿意花钱并愿意吃的范围内，她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不幸的是，他只喜欢吃平淡无味的美国菜或者德国菜，而这其中大部分都让我觉得反胃。
晚餐除了西兰花外，还有加了一点人造黄油的热狗和煮马铃薯。寒冷的房间和怒吼的寒风，使任何温热的食物变得可以忍受。涂上足够的芥末，热狗也很美味。多撒些盐和胡椒，土豆也似乎很好吃。只是一吃西兰花，我还是得屏住呼吸。
我的父母各自坐在椭圆形橡木餐桌的两端。那张餐桌是大约八年前我们刚搬到白原市时，他们从天主教慈善机构那里买来的。泰勒已经开始蹒跚学步，他们还是把他当小婴儿看待，但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泰勒不肯吃的食物有很多，尤其是肉类，虽然参加了童子军后，他能接受吃热狗了。妈妈真的很爱做热狗。
同样从天主教慈善机构买来的一个黑色橡木柜，摆放在小餐厅的一侧。餐桌边的墙上，一张深色的油画裱在沉重的镀金画框里，画上是一个19世纪初打扮的人，他留着胡须，身穿黑色西装。这位据说是弗雷迪舅舅，似乎是母亲在圣路易斯那里的一个什么亲戚。据说这位弗雷迪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并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心术不正，曾假装成一名妇科医生，并借此跟上流社会的女性保持多年的不正当关系。我从来没有问过她为什么要把他的肖像挂在我们的餐厅里，或者为什么要把他的肖像挂出来。
父亲的座位后面，是一扇对着前廊的落地窗户。母亲的座位后面是一扇较小的窗户，白天时，可以通过那里看到后院那棵光秃秃的樱花树。窗户旁边挂了一张带框的粉彩画，画上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身着蓬蓬大衣和宽边帽子。她是我的奶奶安妮塔。我很难将这画上的年轻美人和印象中那个苍白瘦小的女人联系在一起。我喜欢墙上的那个她，墙上的她那么美丽，我几乎都不介意自己继承了她的名字。
晚餐的规矩还跟我入院之前一样，父亲和弟弟们先入座，我和母亲负责把饭菜都端上来。等我们全都坐好，先要做饭前祷告：“全能的主，感谢你赐予我们丰盛的食物和恩惠，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爸爸先把饭菜分到每个人的盘子里，然后往下传。在所有人的饭菜分好之前，谁也不能先吃。无聊又饥饿的男孩们晃动着双腿，胡乱舞动着刀叉。
“坐直了！把餐巾放在腿上！”爸爸提醒泰勒。“不要玩叉子！”他向里奇吼道，“把手拿下去！”
里奇放下叉子，把双手放到腿上。对于父亲的责骂，他只是耸了耸肩—他16岁了，总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而泰勒像被摘下的野花一样，蔫在座位上。
里奇比我小19个月，虽然他很少待在家里，也没什么兴趣爱好，学习成绩也很差，但他的社交技能却远远超过我，还是一个受人追捧的田径明星。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但还有十几个少女仍在努力引起他的注意。他差点连十年级都没能上完，于是那年，我父母决定将他送到一所男校，希望天主教高中能提高他的学习成绩。不料，他在那儿成了更大的明星人物，交的朋友比之前多了一倍。而泰勒则像我一样安静，没事就待在房间里。
“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丫头？”父亲问道。转向我时，他改变了语气。叫着我的昵称，用一种愉快、随意的方式跟我说。
“还行。”我回答。
“你写的读书报告怎么样？老师给你打了多少分？”
“还可以吧。我们正在读《哈姆雷特》。”我轻声回答。我不想谈论这个，但我怎么能告诉他们我不喜欢上学？
爸爸转向里奇，又恢复了冷酷的语调。“你应该多用点功，至少用到你姐姐一半的功，”他说道，“而不是浪费时间和你那些狐朋狗友们瞎晃。”我低头盯着盘子。“对了，你演的那个戏剧，”他又转向我，“排练得怎么样？你演女主角对吗？”
爸爸，请不要再问了，我在心里乞求。“都挺好的。”我回答。
“我可以离开餐桌了吗？”9岁的泰勒用小小的声音问道。
“再吃一口土豆！”妈妈快速地说。
“罗珊娜，你难道没看到你儿子都没碰他的西兰花吗？你这样溺爱他只会让他变得更糟！”
每次父母因为泰勒吃东西的问题而争吵，都让我感到恼火，因为他俩也没吃掉自己的食物。“如果不吃东西也能活，那我宁愿不吃。”几年后，母亲这样跟我说，“我最喜欢的时光是晚餐前—你父亲回到家，喝点鸡尾酒，抽点香烟的时光。”泰勒对待食物的行为反应，恰恰反映了他们的态度，但他们并没有把两者联系起来。
他把一小块白糊糊塞进嘴里，眼睛盯着盘子。
“你还是没吃完！”爸爸厉声说道。泰勒开始发抖，母亲快要哭了。
这不公平，我想。她看上去是如此孤独无助。我很想去分担母亲的痛苦，然而我只是默默低下了头。
夜晚，一个棺材大小的精致红木箱静静地躺在一个小沙岛上，那个岛只有我们郊区小屋的院子那么大。除了那个木箱外，岛上就只有一棵棕榈树。它孤独地立在那里，深色的叶子在风中飘舞。棕榈树被点点星空上的银色半月照亮，投下长长的影子。影子从木箱上面伸展开来，一直伸向海里。月亮倒映在海面上，将光线晕开。我仰面躺进那个箱子里，闭上眼睛。
“我来接！”里奇从椅子上跳起来，要去接电话。我眨了眨眼。
“不，你不能去！”爸爸厉声吼道，“你应该怎么说？”
“请问我可以失—陪一下吗？”里奇回答。他故意把声调放得很高，听上去几乎像个女孩，语气带有一丝轻蔑。我看到他在爸爸视线之外咧嘴坏笑。谁也没动，大家都在等爸爸的反应。
真希望我也能跟他一样，我想。
“帕特五分钟后来接我。”里奇边说边跑下楼梯，走出前门，“练习结束我就回来，大概十点。”
“你现在可以走了。”妈妈对泰勒说。他赶紧抓起盘子，直奔厨房。爸爸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怕他又抓着泰勒的事不放，我指了指里奇的位置。他剩了半杯牛奶、一块热狗和一些西兰花。
“看到了吗，爸爸？”我说，“里奇的确需要练习。他连本垒(1)都清理不了。”
“反对！”爸爸笑了，“我认为他能拿到一个球。”
父亲喜欢双关语的俏皮话。早些年，一个恰到好处又足够精彩的双关语是点燃情绪和活跃气氛的好方法。爸爸、里奇和我（还有稍大些时候的泰勒），我们会一起玩文字游戏，我们故意把声音拖长或把某些音节念错，然后看谁编的话最精彩。这种场景很长时间才有一次，那时的爸爸，眼睛会闪闪发光。我们一起做饭，像支老爵士乐队一样挤在一起打闹嬉戏。那样的场景不会再有了。
“我们收拾一下吧。”妈妈站起来，从桌子上拿起两个碗朝厨房走去。我收了父亲和我自己的盘子送过去，然后从桌子上收走最后的餐具、玻璃杯和餐巾。
我们把碗碟和刀叉都堆进厨房的洗碗池里。打开冰箱，金属门撞在旁边的柜子上，发出“砰”的一声。从冰箱里拿出的冰块，争相从冰碗中溢出，在温暖的空气中噼啪作响。父亲重新把杯子里的伏特加倒满，加了两块冰，然后朝客厅走去。他坐到靠窗的那把椅子上—那是他的临时工作区，他又点了一支香烟，然后从公文包里掏出从麦格劳-希尔公司的办公室带回的稿件，开始阅读。
经过威尔逊医生的心理治疗，我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和审视我的家庭，而在以前，这些是我从来都不会去想的。我的父亲是这个家庭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我母亲极少当面反对他，而如果她这样做了，父亲会对此不屑一顾，态度轻蔑。她总是不战而退。父亲不舍得花钱，比如壁炉上的砖掉了，墙上的油漆脱落了，水龙头坏掉了，他宁愿花很长时间自己修理，也不愿花钱顾人来修，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们家很穷。
那时我和弟弟们对父亲的过去都知之甚少，而只有极少的那么几回，从母亲那里了解到一些。她跟我们说起时，还用手遮着嘴巴，好像泄露了国家机密似的。父亲十几岁时，爷爷就去世了。他那曾经很显赫的家庭在大萧条中失去了一切。父亲在库伯联盟学院念的大学，这所学院在纽约市公立大学中很有竞争力，并且免收学费。学习期间，他曾与鲍厄里区的流浪汉住在一起。二战期间，他曾是海军少尉。从军期间，他在佛罗里达海岸的一艘船上教海员们使用雷达。那是他真正喜欢的工作。如今，作为土木工程杂志的高级编辑，他似乎也很受尊重。
“那么你的祖父是怎么死的？”威尔逊医生问。我无法回答。在我们家，询问私人问题被认为是粗鲁的、不为他人着想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便问了，我父亲也永远不会回答，他只会把提问者尴尬地晾在那儿。我早就对父母的人生失去了好奇心。对于威尔逊医生问的大多数问题，我以前甚至想都没想过。
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父亲有酗酒的问题。香烟和伏特加早已成为他的必备品，从不离手。到了周末下午或更早的时候，他会变得有点多愁善感。他不是变得生气易怒，这点我还是很感激的，但他会过分夸奖我，这令我感到难堪。
“你穿的裙子很漂亮，真希望你母亲也有你的品位。”有时候当着母亲的面，他很可能会这么说。或者说：“你在学校的表现太棒了。”然后弟弟们在时，他会再重复一遍。有时他还会哭。
“当我死去的时候，我只想让全世界知道我是你的父亲。”有一个周六他这样跟我说。当时我们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午饭，我和母亲正喝着青豆汤，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滑了下来。
酒鬼？这个字眼模糊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我还没来得及记住它时，它又消失不见了。
我一心扑在学业上。一年半之前，也就是我第一次入院的几个月前，我的辅导员允许我放弃化学：期中考试时，我被我人生中的第一个C给震惊到了。现在，我受损的记忆力使我在数学计算方面变得异常困难。英文课上，我对过去一年读过的经典著作几乎没有印象。然而，勤能补拙，因此家庭作业和额外的辅导课占据了我的日常生活。
几周过去了，日常生活，包括与家人的相处越来越让我沮丧。我的幽默感也渐渐消失了。里奇嘲笑我时，我得努力忍着才不会让自己哭出来。每天的日常事务和功课让我倍感压力。有其他人在周围时，我总是感到焦虑不安，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寒假期间，原本就极害羞的我变得更加羞怯了，它甚至干扰了我正常的社交能力。在我朋友—如今的大学新生—组织的派对上，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怪胎。
圣诞节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放弃了。在家里，我再也无法调动出能量使自己振作，也无法在人前表现得若无其事。尽管最初的入院经历极为痛苦，我还是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如果意识到我有伤害自己的可能，就立刻告知母亲。迫不得已，我父母把我送回了医院。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 病程记录，续 1962年1月18日 自杀意念加深、现实脱离感加剧，导致患者今晚必须重新入院
圣诞节假期期间，她与老朋友见了面，病情表面上有了短暂的缓解，但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孤立感、不真实的幻想和持续的身份丧失感。自杀的念头也日益变得明显。
1月18日星期四晚，从学校回家后，她对她母亲说，她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她需要帮助。
现在回想起来，我想强调的是，病人在夏天做出的明显外向调整并不具有坚实的健康基础。现在显而易见的是，患者有精神分裂性轻躁狂症。她表现得过于乐观和活跃，对精力的消耗缺乏足够的判断能力，并且她精力透支的临界点低于其他人。不幸的是，这种状态的另一个后果是会导致精神分裂性抑郁症，即患者目前已经进入的阶段。这种情况之前已经出现过，并在1960年4月导致了她第一次自杀。鉴于患者的疾病带有显著的情感因素，我对预后效果仍持一定的乐观态度。跟上次一样，仍然强烈建议使用电休克治疗。
—— 威尔逊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