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平衡、节制、平和

对于治疗带有童年创伤的成人，杰姬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每个星期，她都会单独会见我，另外还会同时会见我和比尔，帮我们疏导和处理严重干扰我们生活的一些问题。

进行婚姻咨询的过程是不愉快的。有时比尔受到批评时，他就像变了个人。他认识不到我们之间的问题是相互误解产生的，而且他只感觉到自己被羞辱了。

重拾的记忆令我无法面对任何的亲密行为。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迫切地需要独处。一想到房间里有个男人，我就非常恐惧。于是我要求单独睡主卧，让比尔搬到隔壁的客房。他当然有理由愤怒，但对于他的质问，我无法给出答案。我费尽心思地请求原谅，但无济于事。他感到自己被拒绝，这又引发了他的童年创伤，而他的愤怒令我躲他躲得更远。我的解离也更加严重。他觉得我在故意疏远他、伤害他。于是作为报复，他也要伤害我。

单独会见杰姬时，她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安全的港湾，在那里我可以畅通无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我们谈话的过程总是充斥着这样的话：这不可能是真的；那是我的错；我肯定在说谎；不可能发生过那样的事；是我允许那种事发生的。我治疗别人时可以自信说出的话，在我自己听来是那么的空洞无力，但同样的话从杰姬的口中说出来，却让我的症状和痛苦都变得可以接受。“人在小的时候，总是会把所有事情都看作跟自己有关。那些都是记忆的闪回。即便你那时还不会说话，你的身体也会记得所发生的一切。”

跟杰姬在一起令我感到深深的安慰。然而，可能会失去她的担忧—她对我感到厌倦，认为她已经受够了并抛弃我，令我同样感到深深的恐慌。大多数时候，她的存在让我敢于去碰触那个令人深感不安的自己，不论好坏。除了精神病院的创伤性治疗外，我还发现了**这个事实，以及这些事和关系对我的行为和自我认知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在自己办公室时，作为一名临床专业人士，我通常都能控制好自己。在家里，大多数时候，比尔都力所能及地帮助我。在他感到束手无策时，那麻烦也就来了，而那经常都和性有关。因为我不仅无法进行性行为，即使只是谈论它，也会让我火冒三丈。有时候，无论他多么努力地尝试，都无法缓解我明显的痛苦。我会假装很享受，好让比尔不会觉得无所适从，并能减轻他的焦虑和愤怒—如果他觉得自己的努力无效，很容易会被激怒。当然，他还是看穿了我，并觉得我是在侮辱他。

当我实在无计可施，便以写作来消解心底的愁闷。

2003年夏　糟糕的一天有感

你如何找到内心的宁静？坐在树下静一静？只要你足够安静，宁静最终就会像隐藏在森林里的鹿或隐夜鸫一样，在沙沙声中展露出头？指引你找到它吗？

我没有找到内心的宁静。我愤怒、沮丧、痛心、气恼！没人为我的创伤负责，也没人能治愈它。它一直在我心底叫嚣，好像一辆螺丝松动的汽车，跑起来一直嘎嘎作响，既找不到问题的源头，也永远无法解决。

有时，我不止感到沮丧和气恼，还很愤怒，而且简直是怒火中烧。那怒火在我肮脏的身体里燃烧，烧得我气血上涌，就好像一摊沸腾的污水。它散发的臭气污浊了空气、扭曲了我的视野、侵蚀着一切。

或许是因为我今天受到了一个极为傲慢的病人的刺激，才引发了我的创伤。我必须面对这些由于畸形的童年—我也在其他人身上见证过的—所造成的心理病症、防御和心理扭曲。我像一个必须给自己做阑尾切除术的外科医生，如果不做，损坏的器官就会感染其他器官，最终杀死我。所以，哪怕手术会疼得让我无法呼吸，我也要鼓起勇气挥下那一刀。

我知道，我的使命是治愈他人，见证他们生活中的痛苦和不公。我在他们身旁，听他们失声痛哭，平复他们的恐惧，一直到他们认识到自己是无辜的，那些创伤都只是被虐待的童年的错。我告诉他们要坚强。我给他们指出生活的无常，孩子的思维方式，被父母背叛的方式；重复的可怕性，它的代价、损失、伤害和痛苦；愤怒、虐待和分离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哦，是的，我知道这些问题，甚至能讲成一个不错的故事。我能理解他们，也在意他们，但也存在一个可怕的事实：我也是那个无辜的孩子。我是那件被丢弃的珍宝，破碎的梦想。我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努力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能坦然面对这个真相。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是个治疗师，才不会轻易被愤怒驱使。我的身体里已经污秽不堪，器官也已被感染，我必须赶快手术。

我见过这所有的苦痛，现在它也发生在了我身上。我见过一个发怒的男人，连骨头都断了还继续自残；我见过害怕治疗的女人，怕让我帮她后，我会在她依赖我时，弃她而去；我见过孩子失踪后，痛不欲生的父母；我见过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甚至宁愿去死的人们。他们在我的帮助下，苦苦地支撑着。

那算什么帮助？自己都如此轻易地想自杀，还来帮助别人，我是有多虚伪？连自己都抑郁了，凭什么叫别人坚持住？我自己都焦虑得无法自拔，又如何要别人冷静下来？

我曾以绝食来抵抗那种力量的匮乏感。我曾灼烧自己，在疼痛中让自己感到更强大。现在，我坐在**，使劲嚼着口香糖。我用下颌狠狠地咬着或粉，或紫，或绿的甜面团，而不是伤害我自己。我把自己的怒气和悔恨都发泄在嚼口香糖上，这是多么可笑？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比如有账单要付、有花要摘、有汤要煮。我还要将旧信件和旧垃圾分类，缝衣服、写报告，清理那些放了几十年用不着的东西—都是些我舍不得扔的东西，我觉得把万一能用上的东西扔掉很浪费，比如我自己。

这很奇怪，不是吗，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回到我自己身上？我把不需要的旧衣服、没人读的报纸找出来，把花园里每到这个时候就泛滥的花和蔬菜摘下来，我要把它们立刻送人，但对它们不闻不问让我觉得不安。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被一种无法停止的躁动不安所占据，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羞耻感—在我会说话前就烙印在我身上的印记，驱使着我，即使我已获得了童年时梦寐以求的自由。

我的心固执而不可理解，我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坏的，并拒绝别人的帮助。我的智慧、我的骄傲、我的生命力用力敲打着内心的大门，但那个年轻时的我拒绝让它们进来。如果我的邻居、同事、病人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会怎么想？平衡和节制哪儿去了？

平衡的意思是，我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在人生的钢丝绳上行走而不会掉下来。这意味着，即使我自私地遗忘了很多东西，即使我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回避冲突，正义的天平仍然坚定地支撑着我赤子般的纯真和善良的心。这意味着，当我想死时，我还记得为什么要活下去。

节制，是当我活着时，我能着眼于生活的全部，我能看到花园里的花朵，也能看到旁边的黑暗森林和飓风。过马路时，我会左右看，这就是节制。我也能抑制住想要伤害安妮的冲动，善意地和她说话。这就是节制。

平衡、节制、平和？我想它们意味着，当我是那个病人时，我能够原谅自己。

2005年9月

一周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回到了自己的避难所—办公室。我感觉精力充沛，不仅是因为能跟病人在一起，看着这个房间也同样令我愉悦。我喜欢橡木地板那温暖的蜜色，颜色与地板几乎相配的书架、橡木书桌和窗户上的边框。母亲的一幅水彩画挂在我座椅对面的墙上，上面画的是停泊在海湾里的小帆船，宁静安逸。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可爱的蓟草素描，这让我想起作者的赠言：心怀善念，期待感动。我的耶鲁毕业证书挂在角落里—一个大多数人看不到的地方，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而最重要的是，透过天窗，我能看到变化的四季、来往的白云和飞鸟。

我看到树上的新芽慢慢长大，变成树叶。几个月后，又看到它们变换颜色直至被风吹走。我看到雪花从天空纷纷飘落，遮住了窗户，第二天又消失在蔚蓝天空的灿烂阳光里。

心理治疗也有自己的四季，从这个方面来讲，心理治疗有它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以及真实和开放的状态。即使有时觉得很混乱—今天太冷，明天又太热—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病人们看我那么镇静—“你怎么能如此确信？”“你显然认为这会管用。”—其实是因为我相信这个过程。

无论是开心还是痛苦，我都透过那扇天窗看着天空。就在几年前，我几近绝望，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活下去。然而在这个房间里，我找到了慰藉。神圣的心理治疗让我每天都会发现一个宁静而可控的自己。我可以忘记那些坏的念头，活在当下。

慢慢地，几个月过去，几年过去，那种宁静感与日俱增，并蔓延到办公室之外。我的头脑变得清晰有条理，心理的自我修复能力增强。

我对安妮的看法也改变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一想到那个受虐待的孩子，就忍不住想伤害她。我讨厌她、鄙视她，我一心要毁了她。当我还是个少年时，我觉得有责任杀死安妮。

然而，慢慢地，当再次想起她的样子时，我会试着让自己去拉她的手，或者轻悄悄地弯下腰—以免吓到她，然后对她说：“嗨，你好吗？”这并不是因为我为她难过，或者怜悯她，尽管她经历了许多糟糕的事情。我只是不再恨她。我并没有喜欢她，只是愿意帮助她。

前进的道路很崎岖，但至少方向是正确的。

渐渐地，我理解了，导致我住院，以及我在医院的那些行为，是十几岁时的我努力传达的紧急信息，而那些信息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向他人传递。我说的话和我的行为都以隐喻的方式在表达。但由于医生们不明白这一点，并且由于我自己也不了解，所以也没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他们就根据他们所熟悉的东西对我进行了诊断。他们只看到我不断地自我厌恶、抑郁得想自杀，以及在解离状态下，我只能说出的抽象的青少年语言，因此他们断定我患有精神分裂症。而错误的诊断导致了错误的治疗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那就是电休克治疗。

电休克治疗从很多方面都令我坚信，我不应该说出某些事，记忆丧失让我更加沉默，并无意间惩罚了我所做的努力。对我来说，电休克治疗就是变相的虐待。我住院的时间很长，并且第一次入院没有效果，我又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只看到了我的表征，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在重复我拼命想逃离的虐待。

相较四五十年前，如今在心理健康界，对童年创伤及其影响已经有了深入得多的了解。许多归因于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重度抑郁症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症状，也与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有关。我的症状引发于性虐待，而不是精神分裂症。

我把头往墙上撞，不仅是在抗议痛苦的回忆，也是从家里被送进医院的一个警告：我的大脑里装着危险的东西，我应该隐藏自己的秘密。尽管任何看过我的心理报告的人，都能看出我的绝望和愤怒，但没有一个人能领会这行为背后的含义。我伤害自己以表达愤怒、用眼神乞求，以及为让自己消失而做出的各种尝试，都是对我的早期经历所做出的反应。

请关注你的病人，就像我那时说过的，现在我仍然要说，请关注他们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个时刻。我们人类内心想表达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