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动人的纪念
1981年年初
带两个孩子的生活远比我想象中更繁忙。幸运的是，我们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找到一所规模虽小但理念先进的学校，并结识了一帮忙碌、理想主义又志同道合的嬉皮士父母，我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我原本打算送孩子去公立学校，但比起那些更大也更远的当地学校，这种合作型学校更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另外，有一条我很认同的亲子经验说：当涉及孩子的事情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而所有理论上的、理想化的设想都必须给其让位）。比尔起先在学校的财务委员会工作，后来担任了那里的财务主管。我则见缝插针写我的论文。
虽然成年之后，我一直都在进行心理治疗，但我知道在找工作之前，我必须结束治疗。因为，我不想到求职时，在填写病史调查表上撒谎，说自己没有精神病治疗史，也不想被拒绝。
车爬上长而陡峭的山坡时，我放慢了车速。在冬天萧索的灯光下，熟悉的房屋、车道、路口和电缆在满是干草的道路两旁融会交错，像一幅褪色的水彩画。那是1月下旬，一个寒冷的周三，我正去往心理治疗的路上。
我第一次开车去做治疗时，从我们家到桑德斯医生的家只需要八分钟。当时我和比尔住在纽黑文郊区，建筑群和西洛克之间的一个小平房里。我开车下山，穿过萧条的公共住宅区，穿过威利大街，然后从那里开始上坡，经过越加繁荣的韦斯特维尔街区，最后到达伍德布里奇街。车子开过一段长长的砾石路，就到了桑德斯医生的家庭办公室。
四年前，我们搬到了纽黑文东面的一个小城镇。如果不堵车，到办公室大概要40分钟的车程。有时，我会开车经过那栋在西洛克的老房子，但随着生活越来越忙碌，那里慢慢被遗忘。
不久后，我就不用再这样奔波了。经过与桑德斯医生近十年的面谈，是时候给治疗画上句点，独立应对生活了。
然而，我写论文所需的分析数据还不够，并且结束治疗的计划也成了一个理论概念。在这种状况下，桑德斯医生提议我们设定一个终止日期。在她提出这个建议的同一天，我也第一次产生了结束治疗的想法。那天，我边停车，边想，我不确定现在是否还应该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接受治疗。这个想法似乎很危险，我尽可能将它从我的脑海中抹去。但不知怎地，桑德斯医生感觉到了我的这一想法。当她问我需要多久能结束治疗时，我选择了一个能让自己脱离出来的最长时间：九个月。
早春4月的第三天，我真正独立自主的日子到了。
很多人可能认为，用九个月来结束心理治疗，时间未免太长。但如果知道我曾做了多少治疗，那他们可能会更惊讶。光是有效、成功的治疗—与赫勒医生和桑德斯医生进行的治疗—就有接近17年。如果算一算我接受过的所有治疗，包括被那些伤害我的庸医，以及一些被我忘掉的好医生的治疗，我已经接受了近21年的治疗—目前为止大半辈子的时间。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令人难以置信，但我并不后悔我所做的投资。
我怎么能质疑心理治疗的价值呢？尤其当多年来，我都认为自己肯定活不过30岁的时候，它拯救了我。我计划等论文一写完，就找个心理治疗师的工作。我的目标是，将这份延续了我生命的治愈力量传递给其他人，以表达我的感恩之情。
读研期间，我接受了大量的心理学训练，特别是在退伍军人医院实习期间。然而，最好的训练—被这个领域中的很多人所认同—恰恰是在自己的治疗过程中发生的。桑德斯医生研究过精神分析，并且我们一致认为，她对我的治疗是精神分析。在我父亲临终前，有一次去做治疗，我提出不躺在沙发上，而更希望看着她。她同意了：“精神分析跟位置无关。”(2)
治疗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刚开始，黑暗、沉重的悲伤压迫着我的胸膛，像一头看不见的怪兽伏在那里，把我压垮。我确信自己是一个谁也不会喜欢的罪人，于是我总是过度补偿，想要努力消除或至少弥补自己的罪，像个傻瓜。我生活在焦虑的旋涡中，虽然父亲去世后，这种情绪减少了很多。
实习期间，我已经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治疗师。我也是一个不错的妻子和母亲，虽然远非完美。我还常常感觉自己像是个幽灵或生活在梦里，而且仍然很害羞，但到那时，我不再强烈地为自己和他人担忧。现在，我唯一担忧的是我可能会太想念桑德斯医生。
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一个38岁的成年女性，但是，我以前从来没能在精神上独立过。问题并不是我不知道如何照顾我的家人，而是我能照顾好自己吗？我的心里会觉得踏实，还是会觉得空落落的，好像缺失了某些重要的东西？我是否还会觉得，自己像一叶离港的扁舟，在大海中孤独地漂**？
别做个懦夫，我不断告诉自己，你会没事的。
有时，我还是说服不了自己。
但在这个特别的星期三，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懦夫。相反，我像被施了咒语一样，感觉自己的心胸变得无比广阔，内心充盈而丰富。
车行驶到了最陡峭的那段山坡。我经常以为到了这儿就无路可走了，但却发现还有更远的路要走。也许是车速缓慢给我造成了错觉。离目的地越来越近，我的内心是兴奋的，而不是焦虑或沮丧。我不像平常那样担心会迟到，导致面谈时间缩短。我知道我会按时到达，而桑德斯医生会在那里等着我。如果我到达时，她还在会见其他人，这种内心的温暖也仍会持续下去。
我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心中的迷雾散去了，内心变得一片清明。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熟悉的邮箱和电线杆都变得熠熠生辉—我开车经过时，它们好像在对我说话。天空是那么蔚蓝，我几乎忘记了呼吸。
桑德斯医生的办公室到了，我把车停在一辆红色本田的后面。那辆车的主人经常在我前面会见桑德斯医生。我对她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爱。对我来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改变啊！以前，我很讨厌碰见其他来访者，因为，尽管我快40岁了，但我会觉得他们分走了治疗师对我的爱。就好像他们是我的弟弟妹妹，治疗师是我们的母亲，而母亲的爱每次只能分给一个孩子。我下了车，走进候诊室，品味着在这里的每一刻。我一点都不着急，因为什么都不会消失。
我的心欢快地跳着。“看到了吗？”我想大声呐喊，“我是真实的。听到了吗？我是真实的！”
我重获新生了，比预想的提前了近三个月。
一个月后，桑德斯医生取消了我的一次预约。她的叔叔去世了，她要去参加葬礼。当时，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最后三个星期的治疗。在她拒绝补做一次治疗时，我感觉自己被抛弃了—世界末日来临了。狂怒之下，我一下子从沙发上跳到地上跪下。“我恨你！我恨你！”我用拳头捶打着坚硬的木地板，大声喊道。怒气上涌，模糊了桑德斯医生的身影，她仍然安静地坐在那张伊姆斯皮椅上，只是仿佛有两个人影在晃动。像做梦一样，我知道那两个人，一个是邪恶，一个是善良。
“你必须停下来。”其中一个坚定地说，声音很平和，“我不能让你伤害自己。”
接着，两个泛着绿光的人影又融合到了一起。过了一会儿，那个平时我熟悉的桑德斯医生又回来了。愤怒过后，意识渐渐回笼，我知道她是爱我的。
剧烈的情绪波动使我浑身发抖，但我不害怕。我从书里读到过，治疗终止时，可能会出现一些早期发展阶段的情绪，来巩固治疗的完整性。以戏剧性再现的方式完整的结束—类似于重新体验了一个孩子的成长经历—更加坚定了我对心理治疗的信心：有一天，我会变得坚强，充满安全感，无所畏惧。
最后一次治疗结束后，比尔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一个金吊坠，纪念我的治疗结束。吊坠的一面刻着日期：1981年4月3日。另一面则刻着：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