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罗江畔

离开了会稽山的大禹陵墓，司马迁逆长江而上到了今湖南南部，湘江上游的九嶷山，这是上古三皇五帝舜的陵墓所在地。《史记·五帝本纪》中记道：“（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然后，司马迁又到了楚国屈原怀石自沉的汨罗江，《水经注》称之为“汨罗渊”，又叫作“屈潭”，它是汨水和罗水合流之处。这是一个容易令司马迁伤感的地方，他后来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我曾经读屈原的《离骚》《天问》《招魂》而感动悲伤。后来，我到了长沙，看到屈原自沉的汨罗渊，难免垂涕伤感，想见其为人！

我们前面说过，司马迁很同情弱者、失败者。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内心有着丰富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时常跃然纸上。整部《史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余每……未尝不流涕也”“观……未尝不垂涕”“未尝不废书而叹也”之类的话。或许，丰富的情感和深切的悲悯情怀也是一个史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吧！丰富的情感使他爱人、关心人，而后注意他们的活动，并细心地记录下来；深切的悲悯情怀使他的目光不会被炫眼耀目的成功所强占，而是可以看到弱者、失败者的悲惨命运，使他们的故事不至于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这篇列传除了描写屈原外，还描写了另一位文人的故事，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贾谊。司马迁在两人故事的转接处写道：“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为什么把两个相隔一百四五十年的人合并在一篇传里呢？

有关人士的研究显示，屈原大约生于公元前343年，他是富于浪漫气息的楚国的贵族和诗人。司马迁说他早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那时他很年轻，还不满28岁，由于少年得志，遭到了一批人的妒忌，有人在楚怀王面前屡进谗言，多方陷害，终于使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

当时距秦始皇一统天下不过半个世纪左右，战国群雄中以秦、楚、齐三国最强，正是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说”在九州大地风行的时候。楚国内部有亲秦派和亲齐派，以屈原那种浪漫诗人的个性来说，他自然与爱谈神仙的齐国文明较能契合，他是个亲齐派，视强秦为虎狼之国。他的被排挤、遭陷害，也从另一个层面上显示出在楚国亲秦派占了上风。

这中间，楚怀王这个没见识的昏君还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当时秦惠王想攻打齐国，怕楚国和齐国联合，就想先和楚国达成一个互不侵犯的协议。秦惠王不动兵刃，派张仪到楚国游说。张仪说，只要楚国与齐国断绝关系，答应不在秦国与之交战期间和齐国联合，秦国愿意割给楚国六百里土地。楚怀王信以为真，痛痛快快地与齐国断绝了关系，然后欢天喜地地派使臣向秦国索取六百里土地。没想到，张仪却不慌不忙地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于是“楚使怒去”。

六百里变成六里，秦、楚两国的关系急转直下，亲秦派当然脸上无光，屈原也因此得到机会回朝，这时他大约32岁。屈原这次被复用，最初几年颇受信任，还以特使的身份出使齐国。但亲秦派并没有沉寂下去，他们设法促成了秦、楚联姻。秦惠王之后的秦昭王特来邀请他的亲家楚怀王到秦国会面，屈原痛谏：“秦，虎狼之国，不如毋行！”楚怀王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屈原因触怒楚怀王再次被免职流放，不久就传来楚怀王死于秦国的消息。这时屈原约45岁。

秦、楚绝交，屈原又有机会回朝，可是不到三年，亲秦派的势力又恢复了，楚怀王之后的楚顷襄王又与秦国修好，可怜的屈原又遭到了放逐。

又过了七八年，即屈原大约60岁的时候，司马迁说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地来到汨罗江畔，“披发行吟”。他感慨地对渔翁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并表示自己已经看破一切，“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然后他作《怀沙》之赋，自投汨罗江而死。

这个投江的场面被司马迁描写得凄切动人。文中渔翁劝屈原既然举世混浊，干脆就“随其流而扬其波”算了。屈原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读来确实令人伤感。这一段文字很可能就是司马迁在这次旅行中听到的，对他讲述这段故事的人也很可能就是汨罗江畔的渔夫。

在汨罗江畔凭吊屈原，司马迁自然而然想起了比他早三四十年、同是站在这里凭吊屈原，望着江水长叹并写下《吊屈原赋》的贾谊。贾谊也是少年得志，后来被谗言排挤，也擅长写辞赋。他的《吊屈原赋》就好像是对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控诉，是一种共同体验的抒发。

贾谊，洛阳人，生于公元前200年，他18岁时就已经很有名了，最得意时是20岁出头的那几年。最先任用他的是河南郡太守吴公（名字已失传），后来吴公因为政绩优良被升为廷尉，掌管司法刑狱，他顺便把贾谊这个“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的青年推荐给汉文帝。文帝马上任命贾谊为博士。博士这个职位在文帝时代仍是顾问，各家各派都有，不过能当上博士的，大部分都是年纪很大、知名度很高的学者，贾谊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可算是出尽风头。

司马迁说他，“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汉文帝非常欣赏贾谊，一年之内调升他为中大夫（汉朝的爵位分为公、卿、大夫、士，大夫又分上、中、下三等），后来甚至要把他提升到公卿的地位，结果招致保守元老集团的嫉妒。这批元老功臣是汉文帝登基的巨大助力，文帝怎么可能为了贾谊而得罪他们？于是只好把贾谊调离中央，外放去做了长沙王的太傅（太傅地位尊贵但无实权，是皇帝的顾问，位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之上，所以又称上公。贾谊担任的是诸侯王国的太傅）。约四五年后，汉文帝曾召回贾谊，但仍不敢安置在身边，只能又派他去**子梁怀王的太傅。

又过了几年，梁怀王在一次骑马时意外身亡，贾谊认为自己未尽到辅导之责，终日郁郁，第二年就过世了，年仅33岁。从他初见汉文帝，崭露头角到他郁郁以终，共十年左右，在这十年中，他为后世留下五十多篇政论文章，最著名的就是那篇掷地有声的《治安策》，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他所谓的事势中糟糕到令人痛哭的，就是封建诸侯问题。当年汉高祖为了顾及社会形势，大肆分封诸侯，与郡县制并行。贾谊认为这一定是个乱源，他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温和改革办法。对于匈奴，贾谊的看法是要先消除人们对匈奴的恐惧心理，同时采取强硬政策。他还主张注重太子的教育，因为太子是将来天下命之所系；还主张要礼遇大臣，不可让大臣随便受到刑戮，大臣如果真的犯了大罪，也只能命其北面而拜，跪地自裁，不能让他受狱吏的凌辱。

贾谊的这套治国理想后来被赞为“开国之盛音，创建之灵魂，汉代精神之源泉”，说刘邦是物质上的开国，而贾谊则是精神或理想上的开国。贾谊死后的汉代政情无一不是按照他提出的理想和方针发展的。汉朝分封和郡县并行的制度后来引发了七国之乱，这可以说是因为没有采用贾谊提倡的用温和办法削弱诸侯势力的政策导致的结果。不过，他说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在七国之乱后得以实行；他对匈奴的强硬主张也在汉武帝时得到贯彻；他重视太子教育的理念到汉武帝时演进成除了太子教育外，还设立博士弟子员，重视全国青年教育的政策；他移风易俗的呼吁后来演变成董仲舒的文化复古运动。

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政论家，无疑是司马迁的偶像和榜样。司马迁又正好身处盛世，正是当年贾谊崭露头角的年龄，一种想像贾谊一样流芳后世的想法在司马迁心中滋生出来。司马迁是爱才、惜才的，或许他的容易伤感也正是因为这种“爱”和“惜”。他把屈原、贾谊这两位同样有才能，而遭遇同样命运的天才，打破时间距离，放在同一篇列传里，唯有这样才能够显示出他们命运的悲怆，也唯有这样才能申述司马迁自己内心的感慨！

与屈原的《怀沙》之赋相对，司马迁也录了贾谊的《鹏鸟赋》，鹏鸟是一种无法远飞的鸟，长沙人说这种鸟是凶物，飞入哪家，哪家就会有人死去。贾谊被排挤到长沙后，有一天飞来一只鹏鸟，于是“自以为寿不得长”，而作《鹏鸟赋》，看破生死荣辱自我安慰。他引老子的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又说“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果然，没几年，贾谊就死在了梁怀王太傅的任上，命夫！

这篇《屈原贾生列传》很可能与司马迁遭受残酷刑罚后的心境有关，是他发泄自己对人世苍凉的感慨。此外，也许就是学贾谊，用一篇文章来表明自己强作平静的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