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令

司马谈在临死时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负薪塞河”的第二年，即元封三年（前108年），38岁的司马迁果然被任命为太史令。这一年，距离卫青、霍去病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击匈奴，使其远遁，已有11年。距南越平定也已三年。东北的少数民族方面，这一年汉朝灭了朝鲜卫氏，在其地设四郡。西域方面，这一年击破楼兰、车师两国，从此汉使西行可以无阻。另外，今青海及甘肃西南部、四川北部一带的西羌也已平定三年。

所谓太史令，在战国以前并没有这个官职，只有太史。在周礼中，太史掌邦礼，以事神为主。司马迁说他的祖先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指的就是古代太史的性质，其最初的职务是记言记事，古人最重视鬼神灾祥之事，所以太史也记天事，古代史官与历官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汉朝距离周代很近，这种风格仍然保存，太史令也负责祭祀、星象、灾难的记述工作。

说到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就会使人联想到他写的《史记》。是的，担任太史令与写《史记》确实有很大关系，但并不是说司马迁当了太史令才去写《史记》，太史令这个职位只是给他写《史记》提供了一些便利。

史书还有广义和狭义上的区分。广义的史书泛指可以作为依据的记史之书。狭义的史书则是有组织、有体例的。依照狭义的概念来说，编年体的《春秋》才是中国的第一部史书。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司马迁担任了太史令就必须写史书呢？因为在汉朝，还没有官方修史的制度，真正的官方修史，直到唐朝才出现。

那么也就是说，古代所谓史官掌管星历及记言、记事，其所记的言与事，用现代的话说，不过是史料而已，并没有加以系统化而形成一本史书。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官方修史的制度，所以史官还没有这个责任。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史书的体例还没有发明。孔子作《春秋》时立下了编年体的典型，到了司马迁，则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

司马迁是创新者，而不是依例行事，或依职务办理。《史记》不是他的职务作品，而是他个人的私家著作，是接受父亲遗命的结果，可以自比于孔子修《春秋》。当然，这其中也有他个人受了挫折和侮辱而发愤图强的因素。事实上，《史记》并不是在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期间完成的，与太史令的职务并无职责上应该或必然的关系。不过，太史令这个职务确实是他完成《史记》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因为这时的太史令除宗教方面的职责之外，还负责保管官方典藏的文书及历代史料，因为要负责记载当代时事，地方各级政府的政务报告在呈给丞相的同时，也要分送一份给太史令，作为记录的依据。这些资料是写史必需的材料，也是民间无法接触到的。这些都给了司马迁别人无法得到的便利，所以说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才有办法或比较有可能写成《史记》。因此司马谈的遗命中才说：“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把“为太史”作为“论著”的先决条件。

司马迁其人也是太史令这个官职的分界点。司马迁是最后一任的集宗教、星历与记言、记事合一的史官，在他以后，两者就开始分道扬镳，太史令只管占候星历，而不管记言、记事的文史之责。唐朝设司天台，其主管叫司天监或太史令；明朝改其为钦天监正，这很符合它的实质内容。至于记言记事的史官，从司马迁以后就不叫太史令了，而叫著作郎、起居史、起居舍人等，分工较细。到元朝以后，又以翰林院兼掌修史之责，所以明、清两代的士子如果入了翰林，往往自称“太史氏”，又署其门为“太史第”，他们所谓的太史变成了汉朝以前太史的意义。

《史记·太史公自序》写到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时说：“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石室金匮就是国家藏书之处，就是阅读而加以整理。看来，这应该是令他兴奋而感到丰富多彩的生活。

另一方面，太史令也管祭祀之事，汉武帝因为敬鬼神、求神仙，经常到处巡游，祭祀名山大川，不论是站在管祭祀的立场，还是站在管记事的立场，司马迁都要随圣驾出行。他上任的第二年，就又随汉武帝巡幸各处，这次巡游大概到了今陕西、甘肃、内蒙古、河北、北京一带。

次年，即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又南巡，司马迁随行。先到南郡（今湖北一带），又到了今湖南的九嶷山，相传舜葬在这里，于是汉武帝在这里举行了祭祀。然后到天柱山（今安徽东南部），从浔阳（今江西九江）改经水路到枞阳（今安徽桐城东南），随从队伍十分庞大，《汉书》上说江上“舳舻千里”。51岁的汉武帝据说还亲自射杀了江中发现的蛟。后又经过鄱阳湖，沿途巡礼名山大川，向北到琅琊（今山东东南）及山东沿海，再到泰山，汉武帝还学习古代天子，在这里大会诸侯王、列侯，并接收各郡国呈报的账目。

这一年，大将军卫青去世，这似乎是汉武帝时代盛极而将衰的讯号，一代名臣、悍将多半已去，李广、霍去病已死了十几年，那位协助汉武帝严厉控制天下的法家人物张汤也死去将近十年。而卫青的去世，使汉武帝感到人才凋零，于是他以“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下诏求才。

这年前后可说是汉朝人才交替的时期，司马迁接替父亲成了太史令。外戚方面，卫氏时代早已结束，卫青的死等于是给卫氏的显赫一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取而代之的是李氏。抑郁的关西军人，李广的第三代，已经长大成人，也准备在下一幕的汉、匈战争中登场。而这三方面的“不期而遇”为司马迁后半生遭逢的悲惨命运揭开了序幕。

《史记》

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司马迁42岁，有两件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其中一件是完成于这一年，另一件则是开始于这一年。

完成的那件大事就是太初历的制定，我们前面说过，按照阴阳家的说法，人类的活动要与天相应，新朝代的创建就是五行之德轮值的反映。秦自认为属水，于是所有的制度都与水相配合，包含以十月为岁首、色尚黑、数用六等。

汉朝属于五行中的哪一种元素呢？文帝时，公孙臣主张属土，后来在甘肃出现黄龙，确是与土相应，此后就没有什么争论。照阴阳家的说法，土胜水，正好是汉代秦的反映。人们对汉朝属土已没有什么异议，所有人疑问的是什么时候改制。

这一年是汉武帝行封禅大典的第七年，司马迁、公孙卿等人向汉武帝建议：“历纪坏废，宜改正朔。”于是正式进行改历工作，主办人无疑是主管天时星历的太史令司马迁。最初由司马迁与公孙卿及其他一些人组成了筹备小组，后来他们发现以他们几个人的能力还无法完成改历的推算工作，于是向社会各界招募人才。结果招选了二十多人，其中较重要的人物有邓平、唐都等，还有一位有如神仙般的隐者。他们是如何工作的，我们不得而知，最后的诏令指示采用邓平所推算的历法，又经过了一道复核手续后才终于定案。汉武帝任命邓平为司马迁的副手太史丞，他还想任命那位隐者为侍中，可是隐者不接受。

这部太初历并不只是把正月定为年首（改正朔）而已，而是在以前历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全盘的改订，它奠定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阴历的基础。除了改历以外，还正式宣布色尚黄、数用五、更官号、协音律。所谓数用五，例如官印要用五个字，丞相印刻成“丞相之印章”。更官号，例如改郎中令为光禄勋等。

说到汉武帝下令改历的动机，因为其中有大批方士的参与，我们不免存了一个疑惑，这是否又与求神仙有关呢？

第一个让我们觉得可疑的是，按照阴阳家所说的盛衰循环的步骤，圣人受命后天会降符瑞，天降符瑞后就要摧五行定制（即改制度以相应），然后再行封禅，即告成功。可是汉武帝的做法，是先封禅，七年后才改制度。即便是同样求神仙的秦始皇也是在先改制度后行封禅的。汉武帝的这个做法很可能也是受方士影响的结果。至于到底是如何影响的，还找不到明确的证据。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虽然叙述了太初历的制定经过，但实际上也是语焉不详。

我们前面的叙述，有不少是《汉书》中的记载。司马迁只说：“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在改历过程中占有相当大分量的邓平却只字不提。

还有，《汉书》中司马迁与公孙卿向汉武帝建议改制的故事，在《史记》中也没有记载，仅在《韩长孺列传》最后的评论中提到“余与……遂定律历”。这样两相对照之下，其中有什么隐意吗？我们看看司马迁记载汉武帝决定改历时说的一句话，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汉武帝说：“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合即作、作历的意思，历终而复始，无穷无尽，所以“不死”。原来方士所说“黄帝造历得仙”是取历可以随天地年复一年，永远循环下去的意思。可见汉武帝下令造太初历，还是与神仙有关。只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找到确实的证据，证明他是在方士灌输给他某些观念以后，才决定制造新历法的。

尽管皇帝的动机有些让人怀疑，仍并不影响事情本身的价值。司马迁站在职责的立场，指出原来的历法“坏废”必须更正，也已经表示这个改历行动有其必要性。只是，易服色、改正朔一事，贾谊早就提出来了，这么多年之后才得以实现。还是在封禅之后才决定实施，实施的时候又有部分专以求仙为务的方士参与其间。在这种情形下，著作时间在前的司马迁的《史记》和其后的班固的《汉书》相比，这些不一样的记载可就颇值得玩味了。

除造太初历之外，另一件发生在同一年的大事，就是司马迁开始执笔撰写《史记》，这部旷世巨著一共130篇，52万多字，从这一年算起，大约花了14年时间才完成。有关它的研究两千年来不曾断绝，不断有新的说法出现。我们在此只简单略述一下这部著作的气势和心胸。

时间范围：从黄帝写到汉武帝年间，即司马迁执笔的时候，也就是从古到今，前后两千多年，是一部“通史”。

空间范围：东起朝鲜半岛，北自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南，西至里海东部，西南到印度，南至越南。也就是当时汉人眼中的世界。他是想写一部世界史。

人物范围：有帝王、后妃、王侯、贵族公子、官僚、政客、学者、军人、刺客、游侠、循吏（好官）、酷吏（恶官）、商人以及戏子、算命的等各阶层、各行业的人。

事类的范围：有政治、军事（律书）、宗教（封禅书）、经济（平准书）、音乐（乐书）、天文星象（天官书）、历法（历书）、水利工程（河渠书）、社会民情（货殖列传）、国际外交（四夷传）等人类各方面的活动。

另外司马迁创立了一种新的体裁：传记分为三类，“本纪”写帝王、“世家”写诸侯、“列传”写各种名人。除传记外，还有“表”，包含帝王、诸侯、将相、名臣的年表；“书”，记述经济、文化、制度各方面的活动。如此经纬交织而成的严密体裁后来为历代正史所遵循，隋朝之后，《史记》更是被奉为正史之祖。

这一年，距离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已满四年，在第五年，他已对“石室金匮”中的图籍做了相当程度的整理，而且正逢国家易服色、改正朔、颁新历，这是一个很重要而明显的历史分界点，于是他选择这一年为叙事的终点，并从这一年开始执笔。当然，在此之前，司马迁早已在心中拟好了不少构想，甚至可能有些部分已有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