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之后

达尔文跟随“贝格尔号”航海的经历，是他这一生当中最为宝贵的，而这也让达尔文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未来的方向等做了很明确的决定。

达尔文在航海过程中做了很多专门研究，虽然有不少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在这5年之间他养成了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能够专心致志、一往无前的习惯。

最为珍贵的是，达尔文学会了将在书本上获得的以及自己思考的事物，他都要亲眼见到以作验证。在这航海的过程中达尔文有很多次这样锻炼自己的机会，所以养成了这种习惯，他之所以后来能在科学界做出一番很大的事业，也多是受了这种磨炼的影响。

在刚开始航海的两年中，达尔文仍然像从前一样热衷于射击，出去狩猎或采集标本的时候，一定要用枪射死小鸟或动物。

后来达尔文渐渐感到射击对他的研究是一种无形的阻碍，于是他慢慢疏远了枪支。即使是去狩猎，他也会让同伴射击，因为他现在只专门观察动物的行为。达尔文后来还感觉出，细心观察比炫耀自己射击的技术更有价值，而且更加让自己愉快。

之后，达尔文对科学的喜爱与日俱增，最终取代了一切与科学无关的嗜好。

就在达尔文航海的过程当中，他的精神已经成熟到了很高的境界。所以，当达尔文航海归来，如果有人犹豫要不要去长时间的航海，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鼓励他，尤其是年轻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觉得再也没有比到各国去走走更有用的了。

在航海的过程当中，达尔文之所以热衷于科学的研究，是因为达尔文坚信一点一滴、日积月累对于自然科学的发明与发现，总会有一些好处的，更何况研究本身就很有乐趣。同时达尔文还有着在科学的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野心，而这个野心也必将引导着达尔文一步步地前进。

就在航海即将结束的时候，达尔文在亚尔森松火山岛收到了一封家书。家人在信上说，塞治威克教授特意拜访达尔文的父亲，他说现在把达尔文列入世界级别的科学家都不为过。原来当时达尔文曾经寄给过教授一些化石，而这些化石在考古界获得了很高的称誉。

无论如何，读完家信的达尔文像飞一样地登上了亚尔森松火山，他挥着铁锤敲击着火山岩，也不顾汗水流落在脸颊，他开始疯狂地工作，当然也是受了一些功名之心的鼓励。

不过到了后来，当达尔文听到他的朋友赖尔等人赞誉的时候，他慢慢地不去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当然这不是说某些赞誉或者自己著作的畅销不能够让自己激动，而是达尔文认为这种虚有的外表只会闪耀一时，因为达尔文决定了他不会为了沽名钓誉而迷失自己的方向。

1836年10月4日，达尔文安然地回到了什鲁斯伯里的家中，他的父亲和兄弟姐妹们，简直像迎接国外的贵宾一样欢喜地将他迎回家。

喜悦之情过后，达尔文为了接下来发生的很多事，开始忙碌了。

达尔文经历了这5年所收集的标本，虽然他到处找人，但是没人愿意收藏。很多科学家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研究，没有时间接见他。动物博物馆的标本已经满了，就连大英博物馆也差不多满了。

更让达尔文忧伤的是，这几年他明显地感觉身体开始衰弱，而且现在还找不到工作。达尔文在很早之前就觉得自己不必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只要能够专心搞研究就行了。

各种困难让达尔文听从了亨斯罗教授的忠告，他只好返回剑桥整理、分类采集来的标本，并且开始自己的著作。

达尔文迁到剑桥是1836年年底的事情。这里非常适合居住，他刚开始很想家，但是后来与认识的很多学生成为朋友，他们每晚都开舞会、打牌，这虽然排解了达尔文的孤独之情，却妨碍了他的研究工作。

所以1839年的春天，达尔文迁到伦敦的大马尔勃鲁街36号定居下来。除了6月份曾经回什鲁斯伯里一趟，一直到9月，达尔文都闭门著作，全力完成了《考察日记》。《考察日记》在出版之前只是简单地装订，分送给朋友，结果反响很好。

这一年的7月，达尔文开始整理之前所想的，准备作为即将着手撰写《物种起源》参考数据的第一册笔记。

1838年年初，达尔文虽然以各种理由推脱，但还是被选为地质学协会干事，达尔文必须跟很多人交际应酬。

自从达尔文航海归来之后，他时常会碰到一些关心他的工作、对他表示敬意的学者，赖尔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赖尔教授是个聪慧而谨慎的学者，他很能理解别人的研究，并且乐于助人，是一位很难得的良师益友。达尔文在珊瑚岛所实证的对三种珊瑚礁成因的见解，他是第一个表示支持的人。

如果要跟他谈论关于地质学的问题，他就一定会刨根问底，再三检讨所有的可能性，直到问题真相大白。与他讨论问题，总会让达尔文感到眼前一亮。当然，赖尔教授的鼓舞与教学，对达尔文的工作进展有着莫大的帮助。

在这两年当中，为了让自己放松，达尔文曾有过几次短程旅行。他曾经到苏格兰的英威涅斯峡谷旅行的时候顺便考察了有名的平行路，之后将推论发表在学术杂志上。

达尔文在南美见过陆地隆起的痕迹，所以他推断，这些平行的道路是海浪造成的。不过随后瑞士博物学者亚格西提出了“冰河湖说”，这时达尔文承认了自己的推断是错误的。由于这次经验，让达尔文了解到研究科学绝不能太拘泥于一个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