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日内瓦湖岸

查理一家离开美国后，经法国回到了伦敦。

距离他上次来到伦敦已经有二十年之久了，一眼望去，那些弯弯曲曲的河道，以及现代化而显得丑陋的河岸，已非昔日的景象。查理大部分的童年时代就在那些被煤烟熏黑以及空旷土地上焦黑的余烬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查理和乌娜徘徊在伦敦街头时，发现到处都有美式的玩艺儿——速简餐厅、热狗和牛奶店。已经看不到不戴帽子的年轻人以及穿着蓝斜纹布的女郎们在溜达、逛**。查理想起往昔那种打扮以及戴着黄手套，拄着拐杖漫步的情景，现在一切都已改观，情感的反应与往日迥异，爵士音乐使人如醉如痴，暴力变成了性感，时序在不断地推移。

他们雇了出租车到肯宁顿路波纳尔弄三号去访旧，空空的房子，不久即将拆除。他们又转住肯宁顿路287号，他们俩兄弟曾在那儿和父亲住在一起。路过海德公园附近的高级住宅区时，那些过去一度是豪华宅邸的房子亮着霓虹灯，职员们在桌旁工作。其他的房子已被长方形的建筑、高耸得像火柴盒的水泥建筑所取代。这些改变被称之为“进步”。

他们有好些问题亟需解决，首先必须将财产从美国取出。为此乌娜又回加州去把银行保险箱里的东西全部拿回来。她去了十天，回来后把一切经过情形告诉了查理。她到银行去的时候，银行职员核对她的签名并仔仔细细地端详她，然后进去和负责人长谈，在等待中，她有点不安的感觉，不过最后他们打开了保险箱让她取回了里面的东西。

办完银行的事后她又回到贝弗利山庄的家，外表看来一切如旧，院子里的花朵盛开，她独自在起居室站了一会儿，心中有无限的感慨。瑞士籍的管家亨利说，自从他们离开以后，联邦调查局的人曾来过两次，询问他，查理是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跟一些**女郎胡来等。他告诉那些人说，卓别林一家人向来都是安安静静过日子，从未乱来，他们就出言恐吓，并盘问他的国籍以及来美有多久等，而且还查看他的护照。

乌娜听了这些话以后，尽管她对这幢房子有很深深的依恋，顷刻间已化为乌有。女佣海伦虽以泪眼相对，她也只有忍悲告别，尽快离开令她伤心的地方。

查理的朋友们总想知道美国人为什么对他如此的反感，于是经常问到这个问题。查理自己觉得大概是犯了以下的几个错误：

第一，他一向不顺从一般思想或行为，虽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其同路人，但却因此得罪了许多人，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内。他并不反对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组织，例如美国政府颁布的复员援护法，以及对退伍军人及其贫困子弟的援助等，都是极具人道主义的良好措施。可是有些退伍军人协会的会员，越权或者假借爱国主义的名义滥用权力、干预他人，那就违反了美国政府的本意，这种超爱国主义者足以导致美国成为法西斯政体。

第二，他反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他们的话一向不诚实，具有弹性，足以箝制住少数持有诚实意见的美国公民的喉咙，使他们无从发言。

第三，他从未打算要成为美国公民。有许多美国人在英谋生，也从不打算入英国籍，例如“米高梅公司”的一位美籍经理，他的周薪是四位数字，在英国工作居留有三十三年之久，他从不打算加入英国籍，英国人也从未为难他。

以上的说明并非是辩解，查理有许多理由要写这“自传”，但不包括辩解在内。总之，查理是处在强烈的派系以及不可见的各种政治力量的环境下，激起了全国人的反感，因而不幸地失去了美国大众的爱戴。

在伦敦小住一个月后又回法国参加《舞台生涯》的首映典礼。

从法国回来之后，乌娜生出了查理的第5个孩子。经过反复的考虑和亲友们的建议，查理和乌娜决定在日内瓦湖北岸定居下来。

于是到处去找房子，最后选定在科西尔镇的德邦别墅村。那里占地三十七英亩，果园里有各种水果，如大粒黑樱桃、李、桃及苹果等。另有一片菜圃，里面有草莓、芦筝和玉蜀黍等。庭院的阳台前有五英亩的草坪，植有高大的树木，湖光山色一览无遗。

查理担心如此奢华的环境不是他的收入所能负担得了的，经过和屋主商谈后，这笔费用尚不致超出预算，因此就决定在这个拥有1350个居民的德邦别业村定居了。

差不多整整经过一年的时间他们才渐渐地适应这个新环境。孩子们暂时就读于科西尔镇的学校，突然间以法文授课，对孩子们来说确实是个问题，查理一直担心会在他们心理上造成不良影响，没想到他们很快地就能讲流利的法文，他们的保姆也跟着认真地学习法语，查理看到他们能够适应瑞士的环境，深感欣慰。

查理聘用了一组干练的工作人员，蕾琪儿·福特小姐掌管家务，后来成为他的业务经理。查理的瑞士文兼英文秘书布尼夫人，曾经将这本“自传”用打字机打了好几次。

现在开始，他们要把在美国的束缚一一摆脱、铲除。首先是查理到美国大使馆去交还再度入境证，告诉他们他愿放弃在美国的居留权。他们惊讶地问我：“你不打算回美国了？”

“是的，我已年迈，我不能再承受那些无聊的事了！”

“如果你想回去的话，可以用普通的签证。”

查理笑着摇了摇头：“我已决定要在瑞士定居。”

查理跟他握手道别，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乌娜也决定放弃美国公民的资格。当她到达伦敦时就曾通知美国大使馆，对方告诉她，要办理这种手续最少需要四十五分钟时间。

“岂有此理！”查理说，“哪里需要这么多时间？让我跟你一道去。”

当他们抵达美国大使馆时，脑际又浮现出过去所遭遇的侮辱和毁谤，它像是一个即将爆炸的气球，查理吼着要求到移民处的办公室去，使得乌娜觉得很难堪。

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出来一个年约六十左右的人，他说：“查理，你好，请你跟你太太一起进来好么？”

他可能已看出查理的心意，所以劈头就说：“放弃美国公民资格的人必须知道他正在做什么，而且要有正常的精神状态，因此在程序上我们必须询问一些问题，这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公民。”

接着他转过头来对查理说：“1911年，我在丹佛城一家老皇后戏院看过你。”说着，并以一副责备的神色看着查理。

查理被他说得有些心软，他们曾谈起往昔的美好时光。当一切结束，签完最后一张文件时，查理他们愉快地跟美国诀别，内心没有丝毫的感伤。

他们在伦敦的时候，偶尔也去看看老友，虽然不常见面，却能令人宽慰，好比是船只驶进港口时，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停泊那样的高兴。

有一次访问伦敦时，接到一封信，说是赫鲁晓夫和布加宁希望在“克拉瑞治旅社”由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跟他会面。

当他们抵达时，经由一名苏俄大使馆的职员帮助他们通过拥挤的人群。忽然发现赫鲁晓夫和布加宁就在他们的对面，也正从人群中通过，看他面部表情，似乎厌恶此行而准备回去。当他挤到一个出口处时，护卫人员叫住他，他却厌烦地挥手叫他走开。护卫人员说：“这是查理·卓别林啊！”

赫鲁晓夫和布加宁立刻停下来回头看，马上显得容光焕发，查理也有点受宠若惊之感。他们就在推挤的人潮中被介绍相识。赫鲁晓夫透过翻译人员告诉查理俄国人非常欣赏他的影片，接着就招待他们喝伏特加酒。查理总觉得这种酒带有胡椒的味道，可是乌娜却很喜欢它。

没多久，葛罗米柯夫妇和哈洛·史塔森（美国政治家）连袂而至，查理想他们将会有一段长谈，于是便和乌娜起身告辞，赫鲁晓夫撇开史塔森走过来和他们握别。

第二天，查理和乌娜在旅社的餐厅用餐，正当吃甜食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夫妇走了进来，站在他们的桌前。自从1931年以来，查理就一直没有见过他。《舞台生涯》在伦敦上演后，曾被要求在丘吉尔私人寓所放映，查理当然乐意接受。几天以后，他寄来一封谢函，对该片备加赞美。

此刻重逢，他先打招呼说：“你好！”似乎含有非难的语调。查理满面笑容地介绍了乌娜跟他相识，那时候乌娜正好准备离席。乌娜走后，查理随着他们走到他们的桌子上。丘吉尔夫人告诉查理，她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他和赫鲁晓夫晤面时的照片。

丘吉尔插嘴说：“我一向跟赫鲁晓夫相处得很好。”

查理可以看得出来，他一直是牢骚满腹的样子。因为1931年以来，曾经发生过不少事情，他以无比的勇毅和满腔热血拯救了英国。查理认为他在美国富尔顿的一场著名的反共演说，除了加深冷战以外，别无其他效用。

接着又把话题转到电影上来，他说两年前寄给查理一封赞美的信，不知收到没有？查理热情地告诉他已经收到了。他问查理为何不回他信？查理歉意地表示没有回复的必要。他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我还以为你在责备我呢！”查理赶忙否认，决无此意。

这位伟大人物居然还记得两年前的这件琐事，着实令查理惊讶和感动。可是查理跟他之间的政治见解却不尽相同。

他们回到瑞士不久，就接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信中附了一封蒙巴顿爵士夫人的介绍函，大意是尼赫鲁将在瑞士主持一个会议，希望他能前往见面等。

查理到达时，发现尼赫鲁跟他一样矮小，他的女儿甘地夫人也在场，她是一个娴静迷人的妇人。

尼赫鲁给查理的印象是严肃、敏感、机智而果断，他们谈得甚为投契，他推崇蒙巴顿出任印度总督期间的政绩，对结束英国人在印度的压榨方面，贡献极大。查理问他印度将采取什么方向，他说，不管走什么方向，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他说他们已经开始一个五年计划了。

他们在瑞士不寂寞，许多电影明星及作家都住在附近。他们经常跟美国的电影明星乔治·山德斯夫妇见面；英国剧作家诺尔·科沃德是他们的邻居。每到春天，许多美国、英国的朋友都来看他们。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常来瑞士工作，路过时必定会来看他们。每年的复活节，他们就带着孩子们到爱尔兰南部去度假，全家人都很盼望这件事。

在瑞士定居以后，查理过得非常愉快。1952年年底，查理又到罗马参加《舞台生涯》的首映典礼，在那里，查理受到罗马人民的热情欢迎。这位身材矮小、满头银发的老艺术家面对群众的盛情激动万分。

1953年年初，乌娜代表查理回美国出席联美公司董事会，卖掉了查理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并把他的手稿、影片等珍贵资料带回瑞士。

从这以后，查理只再回过美国一次，那就是为了领取奥斯卡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