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力充沛的学者

第二次特洛伊发掘工作结束了，谢里曼随即赶往德国。像过去的做法一样，他开始着手把发掘工作报告写成一本书。为了使这本书早日出版，以期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有三个月的时间，谢里曼未离开住所一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赶写《伊利奥斯》这本书。

比起最初出版的著作，这一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在处理有关特洛伊的旧有传说以及所发现的新资料时，谢里曼都会先经过缜密的考证，然后再做有系统的阐述。在此次发掘期间曾与谢里曼携手合作的微耳，特别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

谢里曼先生现在已不再是一个寻宝者了。他不仅专心钻研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学术，从而获得了极其广泛的知识，同时也具有诗人和神学家一般丰富、敏锐的想象力。现在，他足以以真正与众不同的学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其实这本书的序言本应该由谢里曼本人来执笔，但是，如果要由谢里曼以外的人来写，那么微耳可以说是最适当的人选。微耳在那篇序文中，指出特洛伊的发掘工作是何等的伟大，并且对独立完成这项工作的谢里曼倍加推崇。

在过去，一般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谢里曼的工作并无好评。微耳的序文正可促使这些学者们虚心反省。

平心而论，以《荷马史诗》做准绳来衡量特洛伊，实在是太大胆了。如能保持冷静的态度来下判断，当然更好。然而，那篇史诗的雄浑和优美，却深深地感动了谢里曼先生，使他产生了幻想，而坚决认定真有其事。他所受到的感动竟有如此之大。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谢里曼先生的缺点。但是，正因为他的这种感动，这项大发掘才获得了成功。

将诗中的故事当作真实，也许可以说是幻想，但他确是这样想，也这样相信，而且为此奉献了他的一生。

含有遗物的泥土层，层层相叠，究竟应该挖到哪里为止，根本就没有把握。如果要一直挖到底，就得花掉巨额的费用。可是，谢里曼先生却为这项工作倾其所有而毫不吝惜。试想，除了他之外，还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倘若谢里曼先生当初不怀幻想，倘若他不曾下决心要发掘，无疑，特洛伊城的遗址到现在还是静静地躺在地底深处见不到阳光。

凡是个人身世有过巨大变化的人，往往希望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别人。谢里曼正是如此。读者们翻开这本书就会先看到他的自传。谈到自己的身世，谢里曼说，他这一生的目标，是在小时候听到《荷马史诗》时就决定下来的。由于对父亲讲述的《荷马史诗》无法忘怀，谢里曼就一直向往着希腊。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畏任何困难，为了这个目标勇往直前。接着，他针对特洛伊的地理和居民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就特洛伊的历史和希撒利克山上城市的发展过程加以论述。这是一种崭新的见解，足以推翻过去所有旧观念的见解。

谢里曼头像邮票

谢里曼对《荷马史诗》的爱好和信仰，固然是异乎寻常，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非常有责任心的考古学家。一次，他发现了一只把手上有个小孔设计的小壶时，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只因为这种设计在普通的壶上从未见过。也是因为他那份强烈的责任心，当他在博物馆里发现自己的发掘品中，有一件原始时代的陶壶和罗马时代的有装饰花纹的陶壶被摆在同一个架子上陈列时，他简直怒不可遏。谢里曼曾在《伊利奥斯》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法国的一家博物馆，有一件陈列品，跟我所发掘的一件水壶形的陶壶非常像。只不过这间博物馆的馆长不懂得古代陶器，误以为它是罗马时代的东西，而把它与罗马时代的发掘物同架陈列。这间博物馆拥有各种各样的陶壶和陶俑，但是论起它们的学术价值和美术价值，就是全部合起来也抵不过那只水壶形的陶壶。如果那位馆长读过这本书，知道了自己所犯的错误，那么，希望他不惜举手之劳，让这只水壶适得其所，换个地方摆摆。

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谢里曼对欧洲任何一个小城市的博物馆都调查得很详细。他这样做，是为了要把自己在特洛伊所发现的古物，和这些博物馆所陈列的古物相比较。

此外，谢里曼所认识的人很多，而且经常有书信来往，因此，他有办法查出哪一个城市的博物馆或者哪一个乡村学校的资料室有些什么收藏品。他不但具有非常惊人的记忆力，而且还通晓好几个国家的语言。他曾经跟为数众多的人谈论过自己的工作和那些发掘品，而所有这些人的名字他都清清楚楚地记在脑子里。

又如在与人交谈时，如果听到了什么新鲜事或是好意见，他也永远不会忘记。在《伊利奥斯》中有一段文章提到他曾与许许多多学者和爱好陶器的人谈论他在特洛伊所发现的巨缸，其中包括德国的俾斯麦将军。

不过，他从这些古物爱好者的谈话中所得到的助益，不比与许多考古学家和友人所提供的援助比较起来要少，当然是后者要比前者来得更实际而有用。

一次，英国的一位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论说：“在特洛伊所发现的纺锤车，上面有些花纹很像是文字。究竟这是文字呢，还是什么？”这位英国学者认为在希腊人懂得文字以前，特洛伊人早就知道小亚细亚人所使用的一种音标字母。特洛伊纺锤车上面的花纹，就是证据。

其他还有很多人，也分别以其所长，填补了谢里曼知识领域的不足，尤其是实际参加了发掘工作的微耳等人。

对于谢里曼的研究工作，最表重视和最感兴趣的是英国人。他在特洛伊取得的发掘品，曾由英国的一家博物馆展出，引起了民众的关注。从第一次的发掘以来，谢里曼出版的每本书都是用英文写成的。生性喜欢旅行的谢里曼，即使是在发掘期间，也时常抽空到各地去旅行。他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好像把全世界当作他的家。人们不禁要疑惑：谢里曼是不是在爱着德国以外的国家？谢里曼所最热爱、最尊敬的国家，究竟是哪个？

现在，柏林的博物馆也有谢里曼所捐赠的特洛伊发掘物。那是因为有位德国学者曾为特洛伊的发掘而尽心尽力，替谢里曼解决了许多疑问，谢里曼为了表示感谢，即以发掘物相赠，以资纪念。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彼此都能互相信赖。

1881年，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写信向谢里曼道谢：

此处所收集之古代遗物，将置于德国政府监督之下。目前柏林博物馆正在大举修建，一旦完工，当为你所发掘的那些宝贵遗物辟一特别的展室，以供保管及展览。此一特别展室，将附以捐赠人之姓名，以资永久纪念。

此项赠品，乃是出自阁下对祖国之一片爱心。其学术价值，确实珍贵万分。本人在此，除深致谢忱外，仍希望阁下能继续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努力奋斗。

谢里曼将他几年来发掘到的古物送到柏林展览，柏林市当局特别送给他“荣誉市民”的头衔。从此以后，谢里曼到德国走动的次数比以前多了，而且他出版的新书，也开始尽量用德文写。

通常像谢里曼这样年届60，且早已功成名就的人，多半会放下工作，逍遥自在地享受晚年的生活。但谢里曼可没有这种念头。他因为长年累月吃苦耐劳地工作，无形中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所以虽然是上了年纪，但毫无衰老的迹象。谢里曼这个人，是生性不懂得休息的人，他就是喜欢不停地奔走活动。如果他一旦获得了某种新知识，又会立刻沉入其中，直到这种新知识或新事物完全被他掌握了为止。因此，谢里曼的工作是永远也做不完的。

在《伊利奥斯》完成之后，1880年底，谢里曼又携妻子索菲娅赶往奥尔霍迈诺斯，对“米尼亚斯宝库”的遗迹进行考察。

现在的希撒利克，已经被确实证明为古代的特洛伊无误，希撒利克山丘具有非常古老的历史，也通过考证得到证实。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只需看看包围着这个山丘的城墙和完全被烧成废墟的城址，就不容任何人怀疑了。

然而，这个特洛伊的城址实在是太小了。就拿山丘上最宽阔的部分来说，即使是在这个地方盖了6层大楼，怕也住不下3000人。

虽然如此，谢里曼在《伊利奥斯》一书中仍坚称普里阿摩斯王治下的特洛伊城是在希撒利克山丘上。依照《荷马史诗》的描写，特洛伊城给人的感觉是相当宏大的，街道也好像很宽敞而且整齐。关于这个问题，谢里曼在《伊利奥斯》的结尾中做了如下的说明：

荷马可能是为了赞美特洛伊城的守护神，所以故意夸大其词，加以美化。不过，他也不是在信口开河，在荷马生活的年代，上一代的城市和宫殿都埋没在地下，但是有关上一代的种种传说，仍可能在民间广为流传。荷马就是以这些传说为依据，运用他那诗人的生花妙笔，描绘出比实际更壮观的城市来。

这本书出版后，被人攻击得最厉害的，就是这个部分。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古代的王宫竟然会一如现代土耳其农家那么寒酸局促。因为有太多的人提出批评，原本信心坚定的谢里曼也有点动摇了，他下了决心，要重新发掘一次。

1882年，谢里曼又前往特洛伊进行发掘。过去每次发掘时，谢里曼总是基于对《荷马史诗》的坚定信心，而照诗中的指示进行工作。而他的这种做法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错误。这一次，他也还是坚决相信，只要遵从《荷马史诗》就绝对不会出错。但这次，他抱着严谨小心的态度，对希撒利克山丘周围土地做较前次更大规模的发掘，刻意搜寻普里阿摩斯时代的城市。

上次来时，谢里曼曾经到特洛伊地区最边远的地方去旅行。他在那一带四处奔走寻找，目的是要看看除了希撒利克以外是否还有特洛伊人的城市存在。但是，含有古代遗物的泥土重叠成好几个层次，以显示其年代久远的地层始终没有找到。特洛伊毕竟是在希撒利克，不在别处——谢里曼这样想。不过，这一次的发掘过后，谢里曼的态度有了改变。

他虽然因其发掘特洛伊和迈锡尼的成就而被誉为“历史的大见证人”，但这次为了古代特洛伊城的大小问题饱受批评以后，一方面对自己研究方法上的偏失有所反省，同时对别人的议论也开始虚心倾听。这件事情，充分表现出谢里曼的坦率本性。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能够认清自己缺点的人。

从特洛伊的遗迹中出土了大量的纺锤车，石斧和没有什么用处的土偶之类也源源而出。谢里曼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和出自王宫的金银宝器加以区别，一概同等看待。凡是从遗迹中出现的东西，他都会好好地加以保存，绝不随便丢弃。对于每一件发掘物，他都很认真地考察它的用途，并且和其他的遗物互相比较。当他做这项工作时，微耳等人也会过来一起帮忙做鉴定。谢里曼深深地觉得，有伙伴跟他在一起工作，实在是太好了。

然而，有些棘手的问题，谢里曼自己也没办法处理。譬如要研究埋在地下的古代建筑物，最好的方法是从同一地区内的古墓下手，查明其建筑方法。但是，特洛伊有一种由巨大城墙围绕起来的建筑物，其规模之大，不是那些小小的古墓所能比拟的。为什么这种宏伟的建筑，只在特洛伊才有？要了解这个问题，则必须借助于建筑专家的专业知识。好在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位非常合适的人才。谢里曼也的确很会看人。

1875年，有一批德国学者曾在希腊的奥林匹亚从事大规模的发掘，直到1881年才告结束。他们运用了所有最先进的方法进行发掘，并且动员了建筑家、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合力考察地下的发掘物。在希腊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发掘工作。

这个发掘团的成员中，有一位名叫威廉·多尔普菲尔德的建筑师。他在柏林取得建筑师执照后，立刻来到了希腊，在奥林匹亚从事神殿的调查工作达五年之久，所以对古代建筑物具有非常丰富的知识。1882年之初，多尔普菲尔德前来希腊时，谢里曼立即和他见了面，邀他参加即将动工的发掘工作。

这一次，又有一大堆古代的遗物从地下被挖了出来。其中也有古代的建筑物，而这种建筑物的来历能得以辨明，都要归功于多尔普菲尔德。

多尔普菲尔德的慧眼发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例如特洛伊的统治者所居住的房子是建筑在大城墙内被火焚毁的市街上。换句话说，就是被战火所焚毁的废墟之上积满了泥土，然后在这层泥土上再盖了房子。过去谢里曼以为被火焚毁的是地下倒数第三层的城市，但是，实际上却是第二层。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的，就是多尔普菲尔德。

这些建筑物的材料都十分简单，从这一点来说，确实和一般农家差不了多少。不过，从其房间之大、地势之妙，以及那雄伟的城墙，又很像是统治者所居住的宫殿。这些房间的格局与希腊神殿相似，所以也可能是神殿。与此类似的建筑物遗迹，在梯林斯也曾出现，并且被证实是统治者的宫殿。总之，在特洛伊全盛时期，此地大厦林立，相当热闹，是可以确定的。同时，这个山丘上已经没有一般人居住的余地，也是可以确定的。

谢里曼和专家们推测：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山丘上的房子坍毁了，原址变成了空地。再过了一阵子，有人在这里耕种，空地就变成了田园。地面上遗留下来的残垣断瓦，也被这些耕田的人随手拆除了。但是，一直到最后，普通平民还是不肯在这个山丘上住下来。

总而言之，一如荷马所说，在这个山丘上只有特洛伊的城市，在城里居住的人，也只限于贵族和战士。由此看来，《荷马史诗》赞美它是“街道宽阔整齐的圣城”，实在没有言过其实。

在建筑家的协助之下，谢里曼从地下掘出了新的宝物——画在纸上的一张图。这个宝物，比起最初所发现的纯金的壶或杯子的价值也毫不逊色。靠着这张图，有关上古时代建筑方法的疑问，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这实在是比任何宝藏都更珍贵。

在这次发掘期间，谢里曼也曾试着去发掘希撒利克以外的地方。最后，他又想发掘一座很可能埋葬着特洛伊战争阵亡英雄的坟墓。这座坟墓坐落在特洛伊海岸对面。凭借多年来考古的直觉，谢里曼觉得里面一定会有他要找的东西。果然，他从这里挖到了一些陶器，其形貌与特洛伊的陶器竟然完全相同。

但这处坟墓的所在，是一处土耳其军方的要塞。突然间，要塞的司令官下达命令，要谢里曼停止发掘。谢里曼十分生气，但他还是大度谦卑地答复对方：“是否因为我是外国人？如果确属如此，我愿意返回特洛伊，将此项工作交给土耳其籍的同事去接办。至于工人们所应得的工资，仍旧由我支付。”

但是，司令官还是不肯收回成命。于是发掘工作不得不宣告中断。

类似的问题谢里曼曾经经历过，但这一次所遭遇到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谢里曼必须不断地和那些土耳其政府派来的监视员打交道，甚至经常要与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谢里曼真是伤透了脑筋。

那位土耳其陆军的将军向发掘队宣布：在进行发掘时不准使用测量仪器。那些奉命当场监视的官员们看到多尔普菲尔德在那里工作，根本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测量、做记录，还是在绘图，所以干脆禁止他的一切举动：“不可做笔记，也不许画图。”他们甚至威胁多尔普菲尔德说：“如果违反了规定，就立刻把你抓起来，送到君士坦丁堡去问罪。”

谢里曼为此一再地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声辩。他誓言：发掘古迹纯粹是为了学术研究，绝无其他目的。德国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也曾替他出面向土耳其陆军提出抗议，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在欧洲，政治家俾斯麦想助谢里曼一臂之力，也向土耳其政府写信劝说。可是土耳其政府连这样一位人人敬畏的人物的话也不理。

当发掘工作结束后，德国大使特地去拜谒了土耳其皇帝，好说歹说，才勉强获得他的首肯，准许谢里曼绘制发掘地的地图。

经过这一番波折后，他在次年出版的《特洛伊》一书中，用上了这幅得来不易的地图。这本书就是谢里曼对第三次特洛伊发掘的工作报告。虽然有顽固的土耳其官员百般阻挠，这次的发掘还是大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