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受责难

1855年9月11日，历时11个月的苦战，不论是守备一方还是攻击一方，都受到严重的损失。用血腥换得的塞瓦斯托波尔终于成为联军所有。

战争的胜负虽已成定局，但还没有到和平的阶段。小规模的战争仍在各处不断地发生，因此弗洛伦斯的工作仍然无法停息。

她再度来到克里米亚半岛，做为期五个月的逗留。她虽然尽心地从事这种艰苦的工作，却常常受到非常难堪的待遇。

在克里米亚遭受到的身心摧残，使她在回国后的大半生中，无法再站立起来，她一直被病魔所纠缠。身体的摧残对于弗洛伦斯来说也许不算什么，真正让她失望和痛苦的是人性。

在全国人民感激、赞扬不已的时刻，战地的官员们却对她不满、嫉妒，这是人类自私、卑鄙的天性。在充满厌恶、嫉妒的世界里，全能的弗洛伦斯也无法充分发挥天赋的才能，或达到完美的工作效率。

她从不计较自己的利益，只是全心全意要为可怜的伤兵病人服务，这种崇高伟大的精神，真可谓是仁慈的天使。可是，对于那些被遣送回国或曾挨过骂的护士，以及墨守成规、迂腐的官员，还有曾受嘲笑的大使和其他心胸狭小的人来说，弗洛伦斯不但不是仁慈的天使，反而是一个可憎的自大狂。

他们对弗洛伦斯的所作所为怀恨在心，因此处处吹毛求疵，出言不逊。他们的责难和批评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可笑的是这两种论调完全不同，例如有一位官员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不但不遵从命令，不服从规定，还想破坏长久以来的传统，总是自以为是地武断行事！”

而另一种批评是这样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未免太拘泥于形式和规则了！凡事都要求得非常苛刻，几乎不近人情！”

只有光明正大、心胸坦**的人才能了解弗洛伦斯的一切作为，前面说的那些责难和批评只不过是发自偏私、怨恨的小人之心罢了！然而，克里米亚的军医，尤其是以大本营为中心的高级长官，都是这类心怀妒意、自私自利的小人。

对这些人而言，受到全国支持、总揽大权、锋芒毕露的女子，简直是如芒刺背一样令人不舒服。弗洛伦斯表现得越是卓越，他们的嫉妒就越深。

当弗洛伦斯踏入克里米亚时，埋伏在周围、内心充满嫉妒的人们已开始准备做最有力的攻讦和批评。整个大本营弥漫着腾腾的杀气，所有官员都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弗洛伦斯的一举一动。

一位住在克里米亚巴拉克拉瓦的护士在日记中说：

那个护士总监督已经来了，她到底想干什么呢？看样子有好戏可看了！

造成这种不愉快的局面，英国陆军部必须负起全部责任，只因为委任书上用词不当，才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授命为土耳其战地医院护士总监督”。

由于克里米亚半岛隶属俄国，不在土耳其境内，官员们才有了攻击弗洛伦斯的理由。但不论是陆军大臣还是弗洛伦斯都直觉地认为，凡是战争所及的野战医院都在她管辖的范围内，因此视察克里米亚各医院，只不过是她行使职权的一部分罢了。

弗洛伦斯认为如果不到克里米亚便有亏职守，但心怀成见的克里米亚官员却依据委任书上的讹误，认为她在克里米亚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僭越权责、爱管闲事的侵入者和破坏行政的狂妄之徒。

他们居心叵测，蓄意干扰弗洛伦斯，但弗洛伦斯始终保持沉默，不予理会，只是坚定而勤勉地工作。她不畏崎岖险阻的山路，不怕繁忙和劳苦，不停地奔波，不断地为士兵们服务。但是她的工作热忱不但没有平息官员们心中的不满，反而使他们的嫉妒之火更加旺盛。

当时弗洛伦斯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没有一个军官不是想以对付圣女贞德一样的把我杀死，只不过他们顾虑支持我的全国人民，所以连陆军部也对我无可奈何！”但争执终于发生了，被戏称为“克里米亚墓地爵士”的军医总督霍尔博士和一位补给官，以及其他文武官员都向政府请愿说：“请下令撤回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弗洛伦斯也向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要求陆军部对委任书的用词加以修正，以免妨碍她在克里米亚的工作。

虽然以霍尔博士为首的势力非常庞大，但是高层认为弗洛伦斯的理由充分，因此在1856年2月20日，他们重新修改派令，确定她的职权。

表面上，弗洛伦斯获得胜利，但这场风波并没有平息，官员们的反感和嫉妒与日俱增。当弗洛伦斯率领着24名护士第三次来到克里米亚时，他们竟以拒绝发配粮饷为手段，想使她们知难而退。但万万没料到，弗洛伦斯自备粮食，使护士们免于饥饿。

在失去人和的地方，工作的开展显得格外困难，粮食又受到控制，更是难以进行。但在这种种压力威胁下，弗洛伦斯仍不放弃她本身的使命。

7月上旬，当任务已告一段落，她们准备回斯库塔里的时候，弗洛伦斯突然感到身体虚弱无比，她立刻立下遗嘱，以防万一。从此以后，病根深埋在她体内。往后的日子，她永远无法和正常人一样健康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