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祖国

伯特兰返英前的几个月是在普林斯顿度过的，他的长子约翰已经先回英国，加入了皇家海军，并开始学日文。凯蒂也找到一个教书的职位，可以自立了。

1944年5月，离国已六年之久的伯特兰怀着兴奋而复杂的心情乘船回到了日日思念的祖国。他又回到了剑桥的三一学院，如今他是三一学院的名誉教授了。

他已是72岁的老人，不免流露出疲惫、衰老的神态，但思维仍然很清晰，内心充满智慧。

伯特兰回国之初，经济状况仍然拮据，三一学院把牛顿的房子暂借给他使用。直到巴恩士基金会的两万元补偿费寄来以后，他才有能力买一幢房子。

战争造成的破坏，使他感到哀伤，不过，经济情况却渐渐地好转，《西洋哲学史》在英、美两国竟然大为畅销，他也能够安心地在新居工作。

他在剑桥恢复了旧日的地位，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桌上唯一的相片是已故好友奥托琳。他在专心工作时，绝不容许别人打扰，他的小儿子康拉德说：“爸爸定的规矩十分神圣，我在八岁以前从不敢触犯它。每当我进去时，心头总是跳个不停，爸爸正在纸上写下许多数学符号，不知道有没有注意我进入他房间。”

伯特兰回到英国后不久，便受到了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欢迎。他的言论经由广播传送出去，由文字转为语言，聆听他言论的人由哲学界扩展至各阶层。

他经常在《智囊》节目中谈论各种问题，包括未来的文明、宗教问题以及对核子武器的辩论等，范围越来越广泛。

核武器的出现，使伯特兰忧心忡忡，他认为美、苏两国在未来的武器竞争上，都可能发展这种可怕的杀人武器，一旦爆发战争，将使人类遭受无法想象的浩劫。他回忆去年返国之初，国内正一窝蜂地赞扬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俄在东欧的作为，使他慨叹万分。

他的睿智和敏锐的观察力，使他的许多论点已经没有什么可令人怀疑了。他在上议院表示，无论是外交或内政上，他都全力支持政府。他希望美国在军备上占绝对的优势，能独自阻遏另一次战争的爆发。

他对美国在外交上的若干作为，略有微词。他认为美国人过分天真，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了许多错误，比起英国来，显得落后、无知得多。

尽管他很客观地评价美国，但仍免不了受到国内一些左派人士的攻击，抨击他善变，说他为了迎合舆论而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莫斯科电台讥讽他为“披了哲学外衣的一匹狼”。

1946年，他虽然已是74岁高龄的老人，但仍精神矍铄，还准备到欧洲旅行演讲。30年前，他申请赴美讲学时，英国外交部曾多方为难，拒绝签证，如今却一反常态，催促成行。

1948年5月，伯特兰在斯德哥尔摩对瑞典国会议员演讲国际局势，接着又到柏林面向军队演讲。同时，英国驻挪威大使也为他安排到挪威去演讲，当年10月，他在挪威的一次飞艇失事事故中，几乎丧生。

1948年冬天，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开辟“莱斯讲座”邀请他讲《权威与个人》，他在一系列的演讲中，充分支持工党政府对基本工业国有化的政策。

他认为“世界政府”的权力应该予以限制，只要能够消除战争即可，至于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妨把权力尽量交付给地方政府。大致说来，伯特兰的一贯主张是保护个人以对抗权威。

伯特兰和蓓蒂之间的感情，早在从美国回英以前，就逐渐冷淡。不过当初他漂泊在大西洋彼岸时，蓓蒂一直是他的秘书及保护者，她不但帮他收集资料，而且颇有技巧地替他挡驾他所不愿接见的人，使他能够安心工作而不受打扰，所以彼此之间仍能维持和谐。

1848年，伯特兰在挪威旅行演讲时，蓓蒂曾偕同康拉德前往相聚，两人发生矛盾后，蓓蒂随即带着康拉德先回伦敦了。伯特兰写信去解释，依然无效，他俩之间的裂痕，似乎已经无法弥补了。

1949年，英王乔治六世颁授英国的最高“荣誉勋章”给伯特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