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伯特兰说过，人类的事务，事实上已经依循非理性的方式在进行，解救之道非常单纯而容易，只要让人们向合乎理性的方向前进即可。

如今，眼前的事实，使他感到人类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合乎理性，他承认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于是改变了思想和生活方式。

当时他正在剑桥，人们都在讨论着未来的局势，他简直不敢相信，欧洲即将疯狂地掀起一场大屠杀。看情势，英国很难置身事外，终将被卷入。

不过，在战争爆发以前，他要尽最大努力，不让自己的国家卷入战争。伯特兰和许多教授及同事共同签名，于8月2日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声明，坚决主张英国要保持中立。

遗憾的是，战争真正爆发之日，大多数签名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尤其是凯恩斯，战争的来临，可以使他在财政部门获得一份令他满意的工作，同时可以结交不少政坛显要，如首相阿斯奎斯等。

伯特兰对他们的短视善变感到惊异。他认为凯恩斯在财政部门的工作是以最低的代价做最大的屠杀。他曾以责难的口吻问凯恩斯：“你是如何做到一方面同情具有良知的反战人士，而同时又仍然在财政部继续你的工作?”凯恩斯却始终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

奥托琳拍来电报，要伯特兰赶快回伦敦。他次日清晨出发，当天中午和奥托琳在贝德福广场共进午餐。他发现奥托琳的想法和他一样。她赞成菲力浦于当晚在下院发表和平演说，由于太过拥挤，伯特兰没有进去，一个人在街头踟蹰，看到群众们的激动情绪，使他惊觉到一般人对战争的狂热，感触颇多。

第二天，他又和奥托琳会面，两人一起在大英博物馆附近徘徊，心情沉闷地讨论着未来的形势。

战争发生之初，有很多事令他感到震惊。老师兼好友怀特海等人，竟是残酷的好战者；汉蒙近几年来经常发表反战的文章，但因比利时的中立被破坏，也改变了主张。《国家报》的惯例是每周二的中午举行员工会餐，8月4日那天，伯特兰也去参加，发现编辑马辛翰激烈反对英国卷入战争，他欢迎伯特兰在他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了这位新闻界知音，伯特兰倍感欣喜。

可是，第二天，伯特兰就接到这位编辑先生的一封短简：“今天已非昨日。”

伯特兰的失望可想而知，他立即提出抗议，并送了一篇呼吁英国中立的长信去，没多久总算被刊登了出来。

当时英国国会议员中也一些和平主义者，这批人经常在贝尔福广场44号的奥托琳家里聚会，伯特兰也常去参加。以后的“民主管制联盟”就是在这些聚会中发起的。伯特兰发现这一批所谓和平主义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该由谁来领导上，却很少认真讨论该如何去从事反战工作。不过，这批人毕竟和伯特兰的志趣相同，所以伯特兰也尽量跟他们合作共事。

这段时期，伯特兰生活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他对战争带来的灾祸，比一般人预计的要多得多，而大多数的人却幸灾乐祸地期待大战的来临，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心理。伯特兰在惊讶之余，不得不重新估量人性。

伯特兰对参战国所做的宣传，深感厌恶，他认为战争是文明人回复到野蛮的愚行，看到一批批的青年乘上火车开往前线，使他心痛如绞。他有一种幻觉，好像伦敦市很可能在顷刻间消失，如同晨雾似的消散无踪，这活生生的世界难道是一场梦境吗?

幸好奥托琳在这个时期给予他不少慰藉，她赞同他的主张，在精神上尽力支持他，使他不致感到过分的孤单无助。

1915年夏，伯特兰写了一本《社会重建的原理》，在美国出版时，未经他的同意竟被改名为《人类为什么要战争?》。最初，这只是他的教材，是一连串的政治演说，他原本无意写它，但不知不觉间却写了出来。他自己认为在尚未完成前，还不了解它整体的意义，直到即将完成时，才发现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书中论及政治哲学乃基于如下的信念——冲动比有意识的目的更能主宰人类的生活。

伯特兰把“冲动”分为两类：一是占有性的，一是创造性的。一切有意义的生活大多建立在创造的冲动上，他把政府、战争及贫穷等视为占有冲动的具体表现；至于教育、婚姻与宗教等则是创造冲动的具体表现。

伯特兰相信，创造力必需自由发挥才能促进改革。起先，这只是他的讲授教材，并没有想出版。没想到出书以后却一鸣惊人，并为他带来大笔财富，奠定了他稳定的经济基础。

这件事还得归溯到奥托琳身上，是她和劳伦斯（英国作家，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闻名于世）共同促成的。奥托琳一向喜欢劳伦斯的作品，她在少女时代就曾读过他所著的另两本书《儿子与情人》及《白孔雀》。

经由奥托琳的介绍，伯特兰和劳伦斯由相识而成为好友。前者出身于贵族世家，后者则来自矿工家庭，由于思想及人生经验都有很大差异，使得他俩的友谊没能维持太久。

1915年，奥托琳从伦敦搬往牛津附近的卡辛顿的别墅，菲力浦·穆瑞尔在当年秋天为伯特兰安排了一个农庄住所，由奥托琳为他布置，让他能集中心力做讲学准备。如果有客人来，便到卡辛顿晤面。通常是上午工作，下午和奥托琳一起散步，他对工作越来越专注。不过，他俩之间的感情却起了变化，伯特兰对她越来越冷淡了。

菲力浦·穆瑞尔亦是自由主义的斗士，经常在国会中为和平主义者辩护，以前每周四，奥托琳总是邀集一些“良知反战者”到贝德福广场44号的寓所去聚会，他们在雅致的客厅里高谈阔论，无拘无束。现在的卡辛顿农庄别墅，这些人也是常客，他们抽雪茄，喝咖啡，在农庄上散步，获得心灵上彻底的解脱。

伯特兰在这些和平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中，常常成为辩论的中心人物，有时候他机智而冷酷无情的辩才，会引起别人的不快。不管怎么说，卡辛顿农庄别墅被视为他们的安全避难所。他们在这里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可以大发宏论，不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