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我为本书所取的题目已经表明，我倾向于追随哪一种对梦问题的传统方法。我为我自己制定的目标是要证明梦是可以解释的。我对上一章讨论的解决梦的问题所作的任何奉献，都不过是在实现我这项特定任务过程中的副产品。我假设梦是可以解释的，这立即使我处于与梦的主导理论相对立的地位，实际上，除了施尔纳的学说之外我与每一个其他有关梦的理论相对立。由于“解释”一个梦就是意味着赋予梦一种“含意”——也就是说，用适合我们精神活动链中的某个事物替换它，使它作为与链中其他环节同样有效和具有重要性的一环。正如我们所知，梦的科学理论并不能对解释梦的任何困难提供什么帮助，因为按照这些观点，梦根本不是一种精神活动。只是精神结构中记住的以符号表示其发生的躯体过程。长期以来的世俗观点采取的是另一种不同的态度。它在使用它的不可辩驳性时表现出不一致性。尽管承认梦是不可理解的和荒谬的，但他自己并不宣称梦是毫无意义的。受某种模糊的感觉驱使，似乎可以这样假定：无论如何，每一个梦均有一种含义，尽管这是一种隐匿的含义；做梦是用来代替思想的某种其他过程，我们只有正确地揭示出代替物，才能发现梦的潜藏含义。

因此，自古以来世俗世界就关心梦的“解释”，在尝试解释梦的过程中，有如下两种不同的方法得到基本采用。

第一种方法把梦内容看做是一个整体，寻求可以理解的、与原来内容在某些方面相类似的另外一种事物去代替它。这就是“象征性”的解释梦；但是当这种方法遇到不仅不可理解而且又混乱不堪的梦时，它不可避免地要失败了。这种方法可以以圣经中约瑟夫为法老的梦作解释作为例子，七头瘦牛追逐七头肥牛并吃掉了七头肥牛——所有这一切可以用来象征埃及这块土地上要有七个荒年，而且要耗尽七个丰年带来的盈余。富有想象力的作家笔下虚构的梦都被设计成这类象征性的解释：它们在一种与可被认识的梦的特征相符合的伪装下，再现了作家们的想法。主要关注将来和能够预测未来的梦的观念——一种古老的梦具有预示性意义的残余，当它通过梦象征性解释得出结论时，这种观念为把梦的含义改变为具有将来含义提供了理由。当然，要讲授有关达到象征性解释的方法是不可能的。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具有一个灵敏的想法和直觉，因此，对解释梦来说，把象征主义提高到依靠具有独特的天赋的艺术活动是可能的。

第二种常用解释梦的方法则完全不按照上述的要求。它或许可以描述为“解码法”，因为它把梦看做是一种密码系统，按固定的秘诀，其中每一个符号可以译成另一个已知其意义的符号。例如，假定我收到了一封信，参加了一个葬礼。如果我查阅了一本“详梦书”，我发现“信”必须译作“麻烦”，而葬礼应为“订婚”。以后我仍需按这样的方式把破译出的那些关键字联结起来，进而将其结果转译成未来的情况。在达尔迪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所写的一本有关解释梦的书《解梦》中，人们发现解码过程在发生有趣的改变，这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转译这种方法的纯机械性质。这种方法不仅考虑到了梦的内容而且考虑到了梦者的性格和周围环境情况。因此，相同的梦元素对富人、已婚者或者演说家是一种含义，对穷人、单身汉或者商人是另外一种意义。然而，解码法的实质在于解释工作不是将梦作为整体来考虑，而是将梦内容的各个部分单独进行考虑，梦好像是一种地质混合物，其中岩石的每一部分都需要分别进行鉴定。毫无疑问，解释梦的破译法的发明肯定是受到不连贯和混乱的梦的提示。

不容置疑，这两种流行的解释梦的方法都不能用来对梦作科学的处理。象征法在它的应用方面受到限制，不能解释梦的所有方面。至于解码法，一切均有赖于“关键字”——详梦书的可信程度，我们对此无法保证。因此人们自然赞同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观点，就像他们那样，把解释梦视为纯粹空想，而拒绝考虑。

但我清楚地懂得，我在此不得不再一次认识到，我们常遇到的一些梦例中，古代的和顽固坚持的那些通俗看法似乎比当今流行的科学观点更接近真理。我必须坚持，梦确实具有含义，用科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解释是完全可能的。

我是通过下列途径获得了对这种方法的认识。多年来，我（带着寻求一种治疗的目的）潜心阐明如癔症性恐怖症，强迫观念等疾病的精神病理结构。实际上，我从与约瑟夫·布洛伊尔的通信中获知，有关这些结构（可以看做是病理性症状）被解开后，症状就会自然消失，从此，我就开始这样做了。如果这样一种病态观念可以追溯到引起疾病发生的病人精神生活中的元素，这个观念就会随之消失。病人就会从这个观念中得到解脱。考虑到其他治疗措施的没有作用和这类疾病的复杂性，我自然而然地沿着这条由布洛伊尔指出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任何困难，直到获得一个圆满的解释。关于这种方法最终所采取的形式和我的工作结果，我将另作报道。正是在这些精神分析的研究过程中，我碰到了释梦这个问题。我要求病人向我汇报大脑中出现的与某一特定主题有关的每一个观念和想法，其中也向我谈到了他们的梦，这样使我了解到，一个梦可以插入到精神链中，在记忆中必须从一个病理性观念去追溯这个精神链。将梦本身看做一个症状并将已经为症状得出的释梦方法应用于梦，这只是走了一小步。

这包括了病人的一些心理准备。我们必须使病人发生两种改变：增加他对自己心理感受的注意和消除平时脑中筛选思想时所作的批评。为了使他能集中注意进行自我观察，他最好能安静地躺着并紧闭双眼。必须明确要求他放弃对他自己所感知的所有批评性思想。因此我们要告诉病人，精神分析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他是否注意和报告他头脑中发生的一切，例如，不因由于某个观念他觉得无关紧要或者看上去没有意义而将其抑制，而误入歧途。对他所发生的一切，他必须抱有完全没有偏见的态度，在事情的原始过程中，正是由于他所持有的批判态度，使得对他的梦或强迫观念或者其他可能的病症得不到理想的解释。

在进行精神分析工作时，我注意到，正在进行沉思的人的整个心灵结构完全不同于正在观察他自己精神过程的人。沉思的人与集中注意力进行自我观察的人相比，具有更多的精神活动。在其他情况上可以见到，正在沉思者表情严肃，眉头紧锁，而自我观察者表情安详。在这两种情况下，必须集中注意力，但正在进行沉思的人也使用他的批判功能，这使他把感知后出现的某些观念加以排斥；并突然中断其他观念，不使它们追随对它敞开的思想流；并且对那些从不变为意识的东西仍采用这种方式，因此在它们被感知之前将其压下去。反之，自我观察者仅需压抑他的批判官能。如果他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就能抓住无数进入他意识之中的观念，不然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通过这种方法，从自我感知获得的新鲜材料使得解释他的病理性观念和梦的结构成为可能。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是指建立一种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分布着精神能量（流动的注意力），该状态与睡前状态多少有些类似——无疑也类似于催眠状态。我们入睡时，由于某种在清醒状态下影响我们的思维过程，深思熟虑的（无疑也包括批评活动）活动松弛下来，“不随意观念”便出现了。（我们通常把这种松弛归因于“疲乏”）随着这些不随意观念出现，他们转变成了视觉和声觉景象（参见施莱尔马赫和其他人引用的评论）。在用于梦和病理观念分析的状态中，病人故意并设法放弃这种转变活动，利用由此节省下来的精力（或者它的一部分），集中去追随现在出现的不随意思维，这种状态——这里的情况不同于入睡——保持着观念的特性。通过这种方式，“不随意观念”转变成了“随意观念”。

看上去，采用“他们自己的自由愿望的”观念心灵所需的态度，和一般情况下对其起反作用的批判功能的放弃，对一些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不随意思维”很容易释放出强烈的抵抗力，阻止他们自身的出现。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那么，诗的创作必定需要一个非常类似的态度。在他与克尔纳通信的一段话中——我们得感谢奥托·兰克发现了这封信，席勒对他朋友抱怨他缺乏创造力时答复道：“在我看来，你抱怨的原因似乎在于受到你把理智强加于你想象上的限制。我将用比喻更加具体地表示我的看法。如果理智过于严密地检查源源不断来到家门口的那些观念，这似乎是一件糟糕的事，并摧残心灵的创造性工作。孤立地看，一个思想似乎微不足道或非常荒谬，但是在它后面紧接着出现另一个思想，它便变得重要起来，如果再与其他一些可能看上去同样荒谬的思想相结合，它可能形成一个最为有效的环节。理智不可能基于这些形成任何观点，除非它保留思想足够长久，与其他思想联系起来之后再加考虑。另一方面，有一个创造性头脑，理智——在我看来——就会放松对大门的看管，观念于是就匆忙而入，在这时理智才对这些观念进行彻底的审查。你的批判，或者任你把它叫做什么，对于这种短暂的放肆行为应感到羞愧或害怕，这种放肆行为在一切真正的创造性心灵中可以发现，它持续时间的长短将有思想的艺术家与梦者区分了开来。你抱怨你自己没有成果，正是在于你对自己的观念排斥太快，区分得太过严格。”

不过，席勒所描述理智松弛地把守大门，及采取无批判的自我观察的态度，决不是件困难的事。我的大多数病人在我的第一次指导后都能做到这一点。借助记下出现在脑中的观念，我自己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精神能量可以减少批判活动和增加自我观察的强度，其能量的大小可因各人固定在实验对象的注意力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变化。

初步使用这种技术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所要注意的对象必须不是梦的整体，而是梦内容的各个分散部分。如果我对一个新病人说：“你想到些什么与梦有关的事情？”一般说来他会觉得精神世界一片空虚。然而，当我把梦分割成片段向他表示时，他就会告诉我有关每个片段的一系列联想，这些可以称之为梦特定部分的“背景思想”。因此，我所运用的梦的解析方法在这第一个重要方面，与采用象征法的通俗的、古老的、传统的梦的解析方法有所不同，而与第二种方法即“解码法”有相似之处。与“解码法”一样，它用的是分段的而非整体的解释；像“解码法”一样，它一开始就把梦看成具有复合的特性，看成是精神形成的聚合体。

在我对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我肯定已分析过上千个梦例；但是现在我在介绍解析梦的技术和理论时，我并不打算使用这些材料。除了这一过程可能会遇到人们的反对，因为这些梦是来自神经官能症患者，从这些梦作出的推断不能适用于正常人的梦。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迫使我作出了这个决定。我病人的这些梦将指向的主题总是涉及他的神经官能症病史。因此，每一个梦都必须作长篇的介绍，对精神神经症的性质和病因要素需加以探讨。由于这些问题本身就十分新奇和相当令人费解，这就可能将分散我们对梦问题的注意力。相反，我的打算是利用我对梦目前所作的阐述作为一个最初步骤，来解决神经症患者较为困难的心理学问题。然而，如果我抛弃我的主要材料，即我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梦，则留给我的就必定不是什么特殊的梦例了。剩下的是我所认识的正常人不时向我报告的那些梦，还有研究梦生活的文献中援引的其他梦例。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些梦进行分析，我实在不能发现梦的含义。我解释梦的过程不像通俗的解码法那样简便，解码法按照一个固定的关键字将梦内容中的任何一个片段翻译出来。与此相反，我希望发现梦中同一的片段，在不同的人或不同背景下，可以隐藏着不同的含义。于是我只好求助于自己的梦了，这些梦提供了丰富又便利的材料，可以说来自一个正常人，并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况有关。毫无疑问，有人会对我的这种“自我分析”的可靠性表示怀疑；而且还会有人说，他们根据这些梦可以任意得出结论。根据我的判断，实际上自我观察比旁人观察更为有利。总之，我们可以进行实验，看看自我观察对我们解释梦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在我自己内心深处还有其他的一些困难要克服。一个人要暴露自己心灵深处的大量隐私，自然要表现出犹豫不决，也不能保证外人不产生误解。但克服这些迟疑是完全可能的。德尔贝夫说：“每个心理学家都有责任去承认自己的弱点，只要他认为有助于解决某个不清楚的问题。”不妨可以这样认为，我的读者们也将由最初对我言行轻率的关心很快就会让位于醉心于他们渴求弄明白的这些心理学问题的阐释。

因此，我将着手挑选出我自己的一个梦，来表明我的解释梦的方法。每一个这样的梦，有必要通过一个前言来作出一些评论。——我现在必须请求读者们暂时把我的兴趣当做他的兴趣，追随我，一头扎进我生活中的琐碎小节中去，我们要想了解梦隐藏的含义，这种转换是绝对需要的。

前 言——在1895年夏天，我为一位年轻的女士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她与我及我们全家的关系十分友好。人们很容易理解，像这样一种固定的关系可能是医生，特别是精神治疗医生的许多不安感情的根源。如果医生的个人利益越大，那他的权威性就越小；任何失败都可导致与病人家庭业已建立的友谊破裂。这次治疗获得了部分成功。病人的癔病性焦虑得到了缓解，但她的躯体症状没有消失。那时我对癔症病人最终治疗结束的标准还不是很清楚，我向病人提出了一个治疗方案，她似乎不太愿意接受。这样，我们出现了意见分歧，暑假里，我们就中断了治疗。一天，我的一个年轻同事来拜访我，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是在与我的病人伊尔玛及其家庭在她们的乡村度假地待了一段时间后来看望我的。我问他伊尔玛的情况现在如何，他回答说：“她较以前好些了，但还不是很好。”我意识到我朋友奥托说的话中有话，这使我感到烦恼。我想我从他的话中感觉到了责备的意思，或者由于我对病人的许诺太过分了；不管正确与否，我把奥托站在反对我的立场归咎于他受到了我病人家属的影响，我认为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赞成过我的治疗。然而，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悦，也没有表现出不悦。为了证明我自己正确无误，当晚我写出了伊尔玛的病史，将我的看法一同送给了M医生（他是我的一位普通朋友，当时他是我们圈子里的权威）。当晚（或许是次日凌晨）我就做了下面这个梦，醒后我立即将它全部记录了下来。

1895年7月23—24日的梦

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很多客人。——伊尔玛也在其中。我立即把她领向一旁，就好像是在回答她的来信，责备她为什么没有接受我的“治疗方案”。我对她说：“如果你仍然感到痛苦，那是自作自受。”她回答说：“你是否知道我现在咽喉、胃和腹部是多么的痛——我快窒息了。”我大吃一惊，注视着她。她脸色看上去苍白浮肿。我对我自己说我一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疾病。我把她领到窗前，检查她的咽喉。她表示出极不情愿的样子，就好像一个装了假牙的女人那样。我想她实际上没有必要这样做。——后来她及时张开了嘴，在口腔右边我发现了一大块白斑；其他地方在一些明显卷曲的结构上面，附有一块块大片的灰白痂，这些卷曲结构明显具有鼻内鼻甲骨的特征。——我立即把M医生叫了过来，他重新进行了检查，并证明属实……M医生看上去和往常不同；他脸色非常苍白，下巴刮得很干净，走路跛行……我朋友奥托现在同样也站在她身边，我的朋友利奥波德隔着衣服在给她叩诊，他说：“她胸部的左下方有浊音。”他又指出她的左肩皮肤上有一块炎症病灶（尽管她穿着衣服，我也能和他一样能看到患处）……M医生说：“这肯定是感染，但是不要紧，接着会发生痢疾，毒素就会被排泄出去。”……我们也立即明白了感染的来源。不久前，因为她感到不舒服，我朋友奥托就给她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三甲胺（我面前出现了这个以粗印刷体印刷的处方）……注射这类药物不应如此轻率……而且当时注射器可能也不干净。

这个梦与其他的梦相比有一个特点。很明显前一天的事情引起了这个梦。我的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奥托告诉我有关伊尔玛的病情以及我写她的病史一直写到深夜，在我入睡后这件事仍然在我的脑中活动。然而，仅读了我的前言和梦本身内容的人，都不会理解梦的意义何在。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伊尔玛在梦中向我陈述的那些症状使我惊讶不已，因为这些症状同我对她治疗时的症状并不相同。对于注射丙酸无意义的想法以及M医生的安慰之词，我都付之一笑。对我来说梦的结尾比开头时更加模糊，速度更快。为了揭示梦的全部意义，有必要对梦进行详细的分析。

分 析——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很多客人。那时我们正在贝莱福度夏，这座房子耸立在邻近卡伦堡(1)的一座山顶上。这座房子原来是专为招待客人而设计的，因此它的接待室特别高大宽敞，就像一个大厅。我是在贝莱福做这个梦的，就在我妻子生日的前几天。在做梦的前一天，我妻子告诉我，她希望在她生日那天邀请一些朋友来参加生日宴会，也包括伊尔玛。因此我的梦预示了这个情景：那天是我妻子的生日，我们在贝莱福的大厅内接待包括伊尔玛在内的许多客人。

我责备她为什么没有接受我的“治疗方案”；我对她说：“如果你仍然感到痛苦，那是自作自受。”我可能在清醒时对她这样说过的，我可能确实这么说的。当时我的看法是（后来我认识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要我对病人说出症状背后所隐藏的意义，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认为他是否接受我的方案与我无关，尽管这个方案关系到治疗的成败。当时，尽管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疏忽，我还是期望能获得治疗的成功，这使得我的生活较为轻松，我认为自己应对此负责，我很高兴我现在已纠正了这个错误。然而，我注意到，我在梦中对伊尔玛说的话，表明我所关心的是不应对伊尔玛仍在经受的痛苦负责。如果过错在她，那就不会是我的过错了。这不就是这个梦的主要目的所在？

伊尔玛的主诉：我现在咽喉、胃和腹部是多么的痛——我快窒息了。胃痛是我这位病人的症状之一，但不是很明显；她更多的主诉是恶心、反胃。至于咽喉痛和腹痛以及喉部阻塞几乎与她的疾病无关。我很奇怪为什么我在梦中选择了这些症状，现在我仍不能作出任何解释。

她脸色看上去苍白浮肿。伊尔玛总是面色红润，我开始怀疑梦中有另一个人取代了她。

我大吃一惊，我对我自己说我一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疾病。人们很好理解，一个专治神经症患者的专科医生总是有这种担心，他习惯上把所有症状归于癔症，而其他内科医生将它们当做器质性症状来对待。另一方面，我头脑中有一丝怀疑——我不能说出从何时开始——我的担心并不是完全认真的。如果伊尔玛的疼痛真是器质性的，我可能就没有必要再对她进行治疗了。我只能解除癔症性的疼痛。实际上，我倒是真正希望我的诊断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必为我治疗失败而自责了。

我把她领到窗前，检查她的咽喉。她表示出极不情愿的样子，就好像一个装了假牙的女人那样。我想她实际上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从来没有任何机会检查伊尔玛的口腔。梦中出现的情景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对一位女行政人员进行的检查：她初看上去年轻漂亮，但是要她张开嘴巴时，她却千方百计遮掩她的假牙。这使我回想起其他一些医学检查，在检查过程中一切秘密暴露无遗——弄得双方都不高兴。“我想她实际上没有必要这样做”首先这无疑是对伊尔玛的恭维；但是，我怀疑此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如果一个人进行仔细地分析，他就会想到自己是否已经尽其所能想到全部了。）伊尔玛站在窗前的情景使我突然想起了另一次经历。伊尔玛有一位亲密的女友，她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天晚上，我去拜访她时，我发现她正站在窗子旁，就跟梦中情景一样，她的医生就是梦中的M医生，医生说她有一块白喉黏膜。M医生的形象和黏膜后来在梦中重复出现。现在我想起来了，最近几个月来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另外一个女人也是个癔症患者。确实，是伊尔玛向我泄露了这个事实。我知道她什么情况呢？有一件是绝对肯定的：像梦中的伊尔玛那样，她患有癔症性的窒息感。所以在梦中我把伊尔玛与她的朋友对换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经常有这个想法，她可能要求我为她解除她的症状。但我想这又不大可能，因为她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女子。她表现出不情愿的样子就像梦中那样。另一个理由是她没有必要这样做：她表现出她的身体如此结实，无须别人的帮助完全可以把握自己。仍剩下几个特征：苍白、浮肿、假牙，我不能把它们与伊尔玛和她的朋友联系起来。假牙使我想起我已提到过的那个女行政人员；现在我感到我一想到坏牙就满意。我然后再想其他的一些人，这些特征可能就是指他们。她又不是我的病人，我也不希望她成为我的病人，因为我注意到，她在我面前总是急促不安，所以我不认为她会是一个温顺的病人。她平时面色苍白，有时看起来好像浮肿，而她身体却非常健康。因此我将伊尔玛与另外两个同样拒绝治疗的病人进行比较。是什么理由使我在梦中将伊尔玛与她的朋友进行了互换？可能是我希望把她换掉：或许我对她的朋友表示出更多的同情，或许是我对她的聪慧有好感。在我看来，伊尔玛似乎有些蠢，因为没有接受我的治疗方案。她的朋友则较为聪明，就是说不久她会让步。所以她及时张开了她的嘴巴，而且比伊尔玛对我讲话要多。

我在她咽喉部看到：一大块白斑，上面附着痂的鼻甲骨。白斑使我想起了白喉，同样也想起了伊尔玛的那位朋友，但还使我想起了大约两年前，我的长女的重病以及在那些焦虑日子里的恐怖。鼻甲骨上的痂使我想了我自己的健康状况。当时我经常使用可卡因来减轻鼻子的肿胀。前几天，我听说我的一个女病人仿效我使用可卡因，结果引起了鼻黏膜的大面积坏死。1885年，我首次开始推荐使用可卡因，这种推荐引起了对我的严厉指责。这种药的错误使用加快了我的一位亲友的死亡。这已是1895年（做梦的日期）之前的事了。

我立即把M医生叫过来，他重新进行了检查。这仅仅反映出了M医生在我们圈子中的地位。但是“立即”有必要指出需加以特别解释。它使我想起了在行医中发生的一起悲剧事件。我为一位女病人反复开了当时认为是无毒性作用的药物（索佛那——双乙磺丙烷，一种安眠药），结果病人发生了严重的中毒，于是急忙求助于有经验的上级同事。这是一个附带的细节，证实了我对这次意外事件印象深刻。我的这位中毒而死的病人和我的长女同名。这件事我以前从未发现过，但是它现在对我的打击，简直就像命中注定的报复。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代替好像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这个马蒂尔德代替了另外那个马蒂尔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好像我在搜集所有材料，作为谴责我自己缺乏医德的证据。

M医生脸色非常苍白，下巴刮得很干净，走路跛行。这部分内容属实，他那不健康的面容经常引起朋友们的担心。其他两个特征只好用到其他人身上了。我想起了我的大哥，他侨居国外，他的下巴刮得很干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梦里的M医生与他十分相似。几天以前，我们得到消息他由于髋关节炎而走路跛行。因此我想必定有某些原因使我在梦中把这两个人混为一谈。我于是想起了我对他俩都有一个脾气不好的共同印象：就是他俩最近都拒绝了我向他们提出的一些建议。

我朋友奥托现在同样也站在她身边，我的朋友利奥波德正在给她做叩诊，他说：“她胸部的左下方有浊音。”我朋友利奥波德也是医生，他是奥托的亲戚。由于他们二人都在同一医务界工作，注定要相互竞争，也不断要进行攀比。当我仍在一家儿童医院的门诊部主持神经科工作时，他们二人给我当了好几年的助手。梦中出现的这一幕过去经常在那里出现。有时当我和奥托正在讨论一个病例的诊断时，利奥波德会给儿童做再一次检查，并且对我们的决定会作出意想不到的贡献。他们两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就像地主管家布拉西格和他朋友卡尔的性格差异一样：一个快速敏捷，而另一个则稳重可靠。如果在梦中，我将奥托和稳重谨慎的利奥波德作一比较，我则肯定赞赏后者的优点。把我那不顺从的病人伊尔玛与我认为比她聪明的朋友作一比较，具有相似的性质。沿着梦中展开的思想联系，我现在发现了另一条线索——从病孩到儿童医院。——左下方有浊音使我想起了一个特殊病例，细节完全相同，在这个病例中利奥波德的详细检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有一种模糊的转移性疾病的想法，但这种想法也有一种提示我想要是伊尔玛就是那个病人该多好。就我所能作的判断，伊尔玛的症状与结核病相似。

她的左肩皮肤上有一块炎症病灶。我马上能看出这是我自己肩部的风湿病。当我工作到深夜时，我肯定能感觉到。此外，梦中“我也能和他一样……”这句话非常含糊不清，应该是我在我自己的身上注意到了。我也对这句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块皮肤发炎了。”我们习惯上这样说“左上方炎症”，这指的是肺部，因此再一次提到了结核病。

尽管她穿着衣服。无论如何，这仅仅是一句插入语。我们在医院检查儿童时自然需要他们脱掉衣服：这与对成年女病人进行检查时的方式形成了对照。听说有一位名医在进行体格检查时，从未叫他的病人脱过衣服。除此之外我再也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意思了。老实说，我也不想在此再更加深入地分析下去了。

M医生说：“这肯定是感染，但是不要紧，接着会发生痢疾，毒素就会被排泄出去。”我开始觉得这句话很可笑。不过，与其他部分一样，这句话也必须加以仔细分析。当我对它作进一步推敲时，它有许多相同类型的含义。我发现病人患的是局部白喉。我记得我女儿生病时，曾有过局部白喉和白喉的讨论，后者是一种全身感染，由局部白喉发展而来。利奥波德指出的这种全身感染的出现，是从浊音病灶而来的，因此这个浊音病灶可以看做是一种转移灶。我似乎认为，像这样的转移实际上不发生于白喉：它使我想起了脓毒症。

不要紧。这是一句安慰话。从下面所说的话来看，这句话似乎也适合上下文内容：梦的前面内容是我的病人由于一种严重的器质性疾患而受到折磨。我有这么一种感觉，我这样做只是想转移我的责备。精神治疗不应对存在的白喉痛苦负责。不过，我为了开脱我的罪责，竟为伊尔玛想出了如此严重的疾病，这未免太残忍了吧。因此我需要有肯定的必要，最终的结局是圆满的，在我看来，由M医生说这句安慰话是最好不过了。但在这里，我对梦采取了一种超然的态度，这本身需要解释。

为什么这句安慰话是如此的荒唐？

痢疾。似乎古老的一种理论观点认为，致命物质可以通过肠道排泄出来。对M医生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和意想不到的病理联系，我难道是在取笑他吗？现在其他的一些事使我与痢疾联系了起来。几个月以前，我接诊了一位非常难以诊断的年轻腹泻病人，其他医生曾按“贫血伴营养不良”对他进行治疗。我则考虑是癔症，但我不愿意对他采用我的心理治疗，给他安排了一次海外旅行。几天前，我接到了他从埃及发来的一封令人沮丧的信，信中说他再一次发病了，医生说他是痢疾。我怀疑这个诊断是错误的，可能是这个粗心大意的医生让癔症给欺骗了。但我不得不责备起自己，把病人弄到那种环境中去，他可能在癔症性肠道失调的基础上又得了某些器质性疾患。此外，“痢疾”（dysentery）和“白喉”（diphtheria）的发音相似——痢疾这个带噩兆的字在梦中没有出现。

是啊，我想起来了，我一定对M医生的安慰性预后“将会发生痢疾，等等”进行了取笑。我回忆起了几年前，他谈起了另一个医生相似的有趣的故事。M医生被他请来对一个垂危病人进行会诊，鉴于他的这位同事过分的乐观态度，M医生觉得有必要指出他已在病人的尿中发现了白蛋白。然而，其他人一点也没有说“不要紧”，他说“白蛋白将会被排出！”——因此，我不再有任何怀疑梦的这一部分是用来对忽视了癔症的医生的嘲笑。尽管证实了这些，进一步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M医生是否认识到他病人（伊尔玛的朋友）的症状也具有癔症的基础呢？这些症状曾被担心是结核病，他看出这个癔症了吗？或者被它骗过了呢？”

是什么动机使我如此之恶地对待自己的朋友呢？原因很简单，因为M医生和伊尔玛本人一样不同意我的“方案”。因此我在这个梦中一举报复了两个人：对伊尔玛说：“如果你仍然感到痛苦，那是自作自受。”而对M医生，则借他之口说出这一荒唐的安慰之词。

我们也立即明白了感染的来源。梦中这些直接的知识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感染只有利奥波德发现，在此之前我们一个都不知道。

在她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朋友奥托给她进行了注射。实际上，奥托曾经告诉我，在他与伊尔玛一家短暂相处过程中，他被隔壁旅馆叫去给一个突然感觉不舒服的人打了一针。这些注射使我再次想起了那位因使用可卡因而中毒的不幸朋友。我建议他在戒除吗啡时，只能内用可卡因（比如口服），不料他立即给自己注射了可卡因。

丙基制剂，丙基……丙酸。我怎么会想到这些药物呢？在我写病历和做梦的前一晚，我妻子打开了一瓶酒，商标字样为“安娜纳丝”，那是我朋友奥托送的礼物：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他有送礼的习惯。我想，希望有一天他能找到一位妻子能治好他这个习惯。由于这种酒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杂醇油味，我不想去喝它。我妻子建议我们把酒送给仆人，但我出于谨慎，反对了这个建议，而且表示出慈悲心地说，他们没有必要中毒。这杂醇油（amyl...，戊基）显然使我回忆起了propyl（丙基），methyl（甲基）等这一系列，这就解释了梦中的丙基制剂。确实，我在梦中进行一种替换：在闻到戊基之后梦到丙基。但是这种替换在有机化学中可能是合法的。

三甲胺。我在梦中看到了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式，这足以证明我的记忆力在这个方面花了很大的工夫。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结构式是用黑体字印出的，好像就是要在前后情节中强调其具有某种特殊重要性。那么，它是什么呢，由三甲胺这种方式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何方？它把我引向了与另一位朋友的谈话，这位朋友多年来对我正在创作中的作品非常了解，就像我了解他一样。他当时向我吐露了一些有关性过程中化学变化的某些想法，在其他一些事情中，他提到了他相信三甲胺是性新陈代谢的产物之一。因此，这种物质就使我想到了性欲，这个因素我认为是神经失调原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而神经失调是我所要治疗的疾病。我的病人伊尔玛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如果我要为我对她治疗失败找借口的话，无疑她的寡居是一个最好的借口，她的朋友们非常乐于改变这种状态。在梦中我将这些牵扯到一起，我感到多么的奇怪。在梦中，我用来替代伊尔玛的另一位女人也是一位年轻的寡妇。

我开始猜测三甲胺的化学结构式为什么在梦中如此突出。这么多的重要问题汇集到了这个词上。三甲胺不仅暗指性欲这个强有力的因素，而且还暗指一个人，我记得每当我的观点处于孤立时，他总是愉快地站在我这一边。确实，这位在我一生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朋友，肯定会在我的这些联想中的其他地方再次出现。的确，这是由于他对鼻腔和副鼻窦疾病的后果方面的研究造诣很深。他科学地注意到了鼻甲骨与女性性器官之间某种十分显著的联系。（见伊尔玛咽喉部的三个卷曲状结构。）我曾要求伊尔玛去他那儿就诊，看看她的胃痛是否与鼻腔疾病有关。但他自己正患着化脓性鼻炎，这使我感到很担心。无疑这是暗指我隐约记起的，与梦中转移有关的脓毒血症。

注射这类药物不应如此轻率。此处轻率是直接针对我的朋友奥托。我似乎记得，当天下午他说的话和表情表示出反对我时，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有这么一些想法：“他的思想多么容易受到影响！他如此轻率地急于下结论！”——除此之外，梦中的这句话使我再次想起了我那位死去的朋友，他是如此急切地求助于注射可卡因。就像我已说过的那样，我从来不赞成通过注射使用这种药物。我还注意到了，在指责奥托轻率使用化学药物时，我再次回忆起了马蒂尔德这个不幸的故事，这也给了我用来责备自己的理由。在这里，我明显是在搜集证明我有医德的例子，但是反之亦然。

而且当时注射器可能也不干净。而这又是对奥托的一次指责，但不过是从另一个不同方面罢了。前一天我碰巧遇到一位八十二岁老妇人的儿子，这位老妇人我得每天给她打两针吗啡。那时她正在乡下，他儿子告诉我她患了静脉炎。我立即想到可能是由于注射器不干净而引起的炎症。我不禁为我在两年中未曾一次使她发生感染而自豪。我总是想方设法要使注射器干净。总而言之，我是有医德的。静脉炎再一次使我想到了我的妻子，她在一次妊娠过程中发生了血栓。现在有三个同样的情景使我记忆起了我的妻子、伊尔玛和死去的马蒂尔德。这些情况的同一性显然使我在梦中把这三个人互相替换了。

我现在已完成了这个梦的解释。在解释梦的过程中，要对梦的内容和隐藏在它背后的梦念进行比较，我很难抑制比较以后必定产生的所有想法。与此同时，梦的“含义”也对我产生影响。我开始感觉到在这个梦中贯穿了一个意向，而这个意向肯定是我做梦的动机。这个梦实现了我的某种欲望，这个欲望是用前一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所引起（奥托告诉我的消息和我所写出的病历）。梦的结论，也就是我对伊尔玛的病痛不应负责，而是应由奥托来负。实际上，奥托之所以惹恼了我，是由于他说了伊尔玛的病没有完全治好，梦使我有了把指责转嫁给奥托的机会，实现了我的报复。通过陈述了伊尔玛的病情是由于其他因素——梦列出了一大堆理由，这个梦开脱了我对伊尔玛的病情应负的责任。梦实现了我所希望出现的特定状况。因此，梦的内容是欲望的实现，而它的动机却是一种欲望。

因此，有关这个梦大致已明了。但对我来说，理解这个梦的许多细节是从欲望的满足这一观点出发的。我报复奥托不仅是由于他急于站在我的对立面来反对我，通过把他描述为在医疗上（注射）草率仓促，而且还由于他送了我有一股强烈的杂醇油味的劣酒而报复他。在梦中，我发现了将两种谴责合而为一的表达方式：注射丙基制剂。这还不能使我满意，我进一步寻求报复，把他和他最依赖的对手加以比较。我似乎说过：“你们两个人我更喜欢他。”但奥托不是我发泄愤怒的惟一对象。我对不顺从于我的病人也进行报复，用聪明温顺的病人代替了她。我也没有让M医生逃脱我表示的不满，通过一个明显的暗示，来表达他对疾病的无知（“将会发生痢疾，等等”）。实际上，我从他身上引起了对另一个更有学识的人（告诉我三甲胺的那位好友）注意，就好像我从伊尔玛转向她的朋友，从奥托转向利奥波德那样。“让这些人走开！让我挑选另外三个人来代替他们！那么我就不会有这些不应有的谴责！”在梦中，通过最巧妙的方式，证明了这些谴责对我是毫无根据的。我不应为伊尔玛的痛苦而受到责备，因为她不接受我的治疗方案，她自己应受到责备。我与伊尔玛的痛苦无关，因为这种痛苦是由器质性疾病引起的，精神治疗法根本不能治愈。伊尔玛的疾病可以用寡居（参见三甲胺）得到满意的解释，但这种寡居情况是我无能为力的。伊尔玛的痛苦是由于奥托粗心注射了不适当的药物而引起——这种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伊尔玛的痛苦是由于用不干净的针头注射所致，就像我的那位老妇病人的静脉炎一样——而我的注射从未引起过任何损伤。确实，我注意到，伊尔玛病痛的这些解释（这些都利于为我开脱）彼此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实际上它们互相排斥。整个辩护——此梦并无他意——使人想起了一个人作过的生动辩护，这个人被他的邻居指控还了一把坏水壶。被告辩护时，首先说他还的水壶并无破损，然后说他借的水壶上面原来就有一个洞，最后他干脆就说根本就没有向邻居借过水壶。辩护真精彩：只要这三条辩护理由中有一条被认为是有效的，这个人就必须得到无罪释放。

其他一些主题在梦中也起着作用，不过与我对伊尔玛疾病的开脱没有显著的联系：我女儿的疾病和我那位与我女儿同名病人的疾病，可卡因的损害作用，我那位正在埃及旅行的病人的疾病，我对我妻子健康的关心和对我兄弟以及M医生健康的关心，我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我对那位患化脓性鼻炎的匿名朋友的担心。然而，当我把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时，所有这些都可以归入一组单独的观念，可称之为“关心我自己和其他人的健康——职业道德”。我记得，当奥托告诉我有关伊尔玛健康状况的消息时，我曾有一丝不快的印象。这一组在梦中起着作用的思想可以使我回顾性地把这些短暂的印象组合成语句。仿佛奥托在对我说：“你没有认真地履行医生的职责，你没有医德，你没有履行你的承诺。”因此，这一组思想似乎让它任由我支配，这样我就可以提供证据，证明我是有高尚医德的人，对我的亲戚、朋友和病人们的健康我是如何深切的关怀。这是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这些材料中也包括了一些不愉快的回忆，这些回忆支持奥托的指责，而不是为我自己开脱。人们可能会说，这种材料是公正的；不过，在作为梦依据的这一组比较广泛的思想与产生我对伊尔玛疾病无关紧要的愿望这个狭隘的梦题材之间，存在着确凿的联系。

(1)此山为避暑胜地，紧靠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