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匠的陨落
梁启超治学，广博丰厚，时有新论，其涉及范围之广、其情感的浓烈、其常常化身其间的责任感，当世之下无人可比。后来人或有继承梁启超的，在他一生以文字构造的学海中探幽，是涛声扑面目不暇接之概；也有不以梁启超为然的，把丰厚说成浅薄，以其“多变”而否定他光照千古的学术成就，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苛求了，近乎无知无识。
编辑《饮冰室合集》的林志钧在序文中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于史，是观其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史》，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
林志钧确是知梁启超者。
梁启超毕生的学术成就涉及关乎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但无论文学、哲学、佛学、教育学、政治学、财经学、新闻学、图书馆学，均以史为经脉，如梁启超所言，平生好学，以史为甚。
从埋头着的典籍、稿笺中站起来，在书房里踱几步，抿一口茶抽一支烟小憩时，梁启超常常自言自语：历史是活的。
但他也会叹息，自觉人生紧迫，要读的书、要写的文章却太多太多。在投身维新运动的20 多年中，梁启超沉浮政坛，献身民主立宪，为之服务的大量论著，剔除了应景的、趋时的一部分，也是他后来走向学术巅峰的基石，有的也同样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启蒙的不朽名篇，如《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
1925 年秋，梁启超应清华大学之聘，为该校国学研究院导师，写字台与讲台依然是他最亲密的伙伴，著述不断，一如既往。在清华，梁启超继续是莘莘学子崇拜的偶像，与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同被誉为四大名师。
自一年前夫人李蕙仙撒手先去，梁启超于痛苦之中生出更为强烈的紧迫感，更忙于讲学与著述。由于长期过度用功，著述过勤，再加上爱妻长别而深受刺激，精神压抑，以致自持“贱躯素顽健”的梁启超渐渐感到力不能支，像一个礼拜写出6 万字的《清代学术概论》，34 小时不睡觉赶出《戴东原哲学》，“三日而成”《陶渊明年谱》的纪录，已成昨日之勇。
小便中带血，梁启超明白，此疾落于梁夫人病重期间，只是怕连累家人，他当时没有声张，并且继续瞒着。
到了1925 年的年底，梁启超的病情加重了，已经远不仅是“体温不平，食欲不进”，在亲友们的再三劝告之下，他才去医院就诊。于1926 年初，梁启超先是到北京的一家德国人办的医院诊治，后转入协和医院治疗，经反复核查，诊断为右肾长瘤。
3 月16 日，医院为他做了手术，但手术后仍然便血。医生叮嘱梁启超，其便血的多少，全由工作之劳逸而定，必须静养，并且每隔两三月到医院输血一次，以补其失。
体质下降到已经影响写作，引起梁启超的警觉。出院后，梁启超请名中医开药，打算慢慢调养。当吃唐天如大夫的药后，突见奇效，便血停止，梁启超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梁启超想到自己未完成的著述太多，老惦记着一部中国通史早该写出献给国人，又唯恐“对不住学生们”，他不听家人和亲朋的劝阻，著述之兴不可遏制，“每日写字极多”，并且坚持到清华及燕京大学去讲学。
1926 年8 月底，梁启超的四妹病逝；1927 年3 月底，刚做罢70 岁大寿的康有为去世；6 月，王国维投湖自杀；年底，梁启超的学生加好友范源濂病逝，这些噩耗让梁启超一次又一次大为伤感，一次又一次给他以强烈的刺激，加之他的便血病时好时坏，并且继续恶化，身体便一天天衰弱下去。
梁启超忍受着精神上的剧痛，拖着病体，照旧执教于清华，依然不停歇地讲课、批改作业、接待友人、发表论著。1927 年，他发表的论著有《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书法指导》《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等，总字数在30 万以上。
家人苦谏，友朋苦劝，希望梁启超治病、养病、静心休息，梁启超答曰：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梁启超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血压不稳，尿血不断，心脏亦在萎缩，不得已之中他又住进了协和医院。经过输血抢救并对症治疗，待病情略有好转，梁启超便急着要出院。在出院回家的路上，他心里想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职看来是力不能支了，且辞去，在家中先把《辛稼轩先生年谱》做完，再接着写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
梁启超回天津静养去了，虽然探病的朋友尚未间断，但用不着忙碌写教案上讲台，报馆也不好意思来催逼文稿，总算是有了难得的清静。可梁启超又如何闲得下来？对他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手下无笔，眼中无书，过这种“老太爷的生活”无异于“成了废人”。
案头上满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资料，梁启超写着《辛稼轩先生年谱》，他又忘却了自己是一位病人。
1928 年9 月24 日，梁启超晨起便伏案，编至辛弃疾52 岁。
入夜痔病大发，彻夜不能入眠。25 日他坚持着侧身坐着写稿。
26 日，痔疮剧痛难忍已不能坐，27 日入京就医。在医院，梁启超念念不忘辛稼轩，仍托人觅辛稼轩材料，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种欣喜若狂。
待病体稍有好转，梁启超携药挟书出院返津。虽然身体不时在发烧，而且心情郁闷，他仍然以续写《辛稼轩先生年谱》打发日子，只是一到晚上，因外秋声入耳，悲凉之感油然而生，就会想起往事，怀念夫人，想起已故的友生朋辈。
1928 年10 月12 日，梁启超正写到辛弃疾61 岁。此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在不胜悲痛之中作文以寄托哀思。
梁启超考证道：
全文已快，惟本传录存四句云：“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梁启超写罢最后一个“生”字，搁笔。而这一“生”字竟成了他的绝笔，梁启超再也没有力量扶起他心爱的笔。
1928 年11 月27 日，梁启超被送往协和医院抢救，经柏格兰教授亲自为之检查，发现痰中有一罕见的病毒。
梁启超在病原未查出之前，预感到自己将一病不起，他嘱咐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这是一个愿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社会的人，包括思想、情操、才学甚至于躯体。
1929 年1 月19 日午后2 时15 分，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梁任公累了，他永远睡着了，他睡得是那样安详，无怨无艾。
梁启超的辞世令中国社会各界为之震惊。一时间，唁电、唁函、挽联、挽诗从四面八方如同雪片般飞来。
1929 年2 月17 日，北京各界人士500 多人在广惠寺为梁启超举行公祭。广惠寺门前高高扎起一座蓝花白底素色牌楼，牌楼上方“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几个大字，亦用蓝花扎成。祭台设在大门内，祭台前又有用万朵素花扎成的牌楼一座，并缀出“天丧斯人”四字。
人们步入祭场，但见挽联挽诗密布，估计总在三千件以上。
到场者有各社会团体、群众团体代表，社会名流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陈衡哲等纷至沓来，门人弟子中如杨鸿烈、汪震、吴其昌、谢国桢等亦前来吊唁，痛悼先师。
会场中悬挂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同学会的《哭任公二首》尤为醒目，哀情断肠，动人肺腑：忽见沧江晚，冥冥何所之！
京尘吹日落，园树助群悲。
忧国死未已，新民志可期。
平生心力在，回首泪丝垂。
独挽神州厄，一言天下惊。
此身终报国，何意讨勋名！
正气永不死，宏篇老更成。
西山能入座，已是百年情。
同日上午9 时，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召开梁启超追悼大会，礼堂“上悬梁任公欧洲和会时西装放大照片”，“四壁满悬挽件、挽诗”，“白马素车，一时称盛”。公祭由陈三立、张元济主持，社会名流如蔡元培、孙慕韩、姚子让、唐蟒、叶恭绰、刘文岛、高梦旦等数百人到会吊唁，学界、政界、商界来者甚众。
大量的挽联、哀章都在颂扬梁启超一生对国家、对民族作出的卓越贡献，表达了人们对这位伟人的无限怀念，其中阎锡山挽联曰：
著作等身，试问当代英年，有几多私淑弟子；澄清揽辔，深慨同时群彦，更谁是继起人才。
冯玉祥挽联云：
矢志移山亦艰苦；
大才如海更纵横。
王世珍挽联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公真天下健者；生有自来，死有所归，我为斯世惜之。
唐蟒挽联云：
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愧藐躬事业未就，门墙忝列，伤世长为屈贾哀。
蔡元培挽联云：
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
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
胡适挽联云：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杨杏佛挽联云：
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梁启超的辞世，还引起海外的关注，1929 年4 月，美国《历史评论》刊登文章，介绍梁启超的生平业绩与学术成就。文章指出：
梁启超“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全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头衔，并保留它一直到去世”。
伟人的不朽，就在于其事业和精神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能够转化成为他人的知识和力量。梁启超即是这样的伟人。
邹容在《革命军》中强调“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号召中国同胞万众一心，“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无疑有着梁启超思想的影子。
“五四”时期新青年们提出“国民性改造”“为人生的艺术”
等口号，显然是梁启超《新民说》和“文界革命”的延伸。
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读到梁启超编的《新小说》后大受影响，决心弃医从文，想从文艺入手影响或改变国民精神并提倡科学小说，同样闪烁出梁启超思想的折光。
鲁迅主张启蒙运动“首在立人”，直到1925 年3 月，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仍然坚持：
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他的青少年时代，视梁启超为心目中的伟人。
毛泽东曾学梁启超“任公”笔名而自取笔名“子任”，当年他特别爱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文章，以至能够背诵，他对《新民说》等一些文章不仅认真研读，而且作有批注。毛泽东在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后，曾向社会呼吁：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1918 年毛泽东与蔡和森在湖南组织学生社团，取名为“新民学会”，因袭梁启超“新民”之义。
梁启超的声音启迪和唤醒了20 世纪无数炎黄子孙，一代代志士仁人沐浴着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光芒，为“中华之崛起”而披荆斩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