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孜不倦地问道学佛

梁启超在与好友谈及离开政坛初获学术成果时，还告诉老友已写或正写的几个题目，《佛典之翻译》《说华严经》《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以及先秦诸子的《老子哲学》《孔子》《老墨以后学派概观》《论孟子稿》等。

1921 年，对先秦诸子情有独钟的梁启超写了《墨经校释》《复胡适之论墨经书》《墨子学案》《墨子讲义摘要》等。有关佛学的则有《翻译文字与佛典》《佛学之初输入》《读〈异部宗轮论述记〉》。

1922 年，中国近代史学上影响深远、读史研史论史者必读的巨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梁启超的这部巨著，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宝典”，是梁启超在南开大学主讲一年的《中国文化史稿》的结集。

梁启超总是陶醉于历史的长河中，这巨大有时是辽阔无垠，有时是细若山泉；有时是阳光灿烂，有时是阴影笼罩；有时若明月之清丽，有时若烛火之闪烁；有时美极，有时丑极。但，总而言之，它是无声的，作废墟状，却埋伏着温热的碎片，几个古泉上的古文，龟板和陶瓷的一角……历史便这样活着。

梁启超在清华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同时，正撰述《五千年史势鸟瞰》作为《中国通史》的若干章节，这一宏伟的计划因天不假年而未能完成，但现存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均是梁启超授课的讲稿，从中可以约略看出梁启超观察中国史的思路及唯梁启超才有的特色。

梁启超是从民族史开始切入中国史的，并扩大了史学研究领域，梁启超认为所谓“民族意识”即是“谓对他而自觉为我”，而这个“我”亦即是“中国人”的代名词。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书，则是梁启超专为说明中华民族繁衍及一体化过程而写的。他总的观点是：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极巩固之民族；这个民族的形成曾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华民族的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的可能性。

梁启超在1922 年清华学校讲演的《地理及年代》，谈到环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时，有极为精当、重要的论述。梁启超说：人类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限界，且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

且其所规定者，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

梁启超并且特别告诫：

故治史者，于地理之背景，终不能蔑视也。

1922 年《申报》上，梁启超著《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发表，同时代人中无不惊叹梁启超的笔下雄风依旧，对19 世纪70 年代到20 世纪20 年代这50 年间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变，作了十分精辟的叙述。时人论曰：或可说梁任公登高一呼妙笔生花独领**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梁任公的“史笔”落下，却仍有惊雷之响。盖其才气学识过人，且愈发平静、老到之故也！

1922 年秋冬间，梁启超移席金陵为东南大学及法政学校讲演《先秦政治思想史》，“两月间，以余力从欧阳竟无先生学大乘法相宗之教理”，又恰逢张君劢也在，同住一处，常常研讨佛学，日子倒也过得很快。

梁启超和张君劢对佛学都不陌生，近代中国的文化界研读和推崇佛学是一种风尚，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夏穗卿、章太炎都对佛学有相当的研究，梁启超自不例外。此时，在南京，听欧阳竟无讲佛，与张君劢一起论佛，却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宽余，梁启超感慨地说：“早该静下心来念佛了。”

梁启超信佛，有种种原因，其中受谭嗣同《仁学》的影响甚深，也为夏穗卿对佛理的精深研究所感染。诚如梁启超所言：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

这是就一般而言的。但是，梁启超所有涉猎的学问领域，几无一般可言，要而言之，他总是杰出的、独特的，在极强的学问欲的驱使下，他在一个时期内有兴趣的某一门类，总是由他广博的知识、深刻的发现再加上浓重的历史感交相编织，而成为研究这一领域的无可争议的权威发言人。

梁启超关于佛教的研究著作有《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之初输入》《印度佛教概论》《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等。

仅仅这些书目就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佛学的研究下过一番何等的功夫！

佛学为什么能在中国确立并且发展？梁启超是从思想文化及社会动乱两个方面去找动因的：春秋战国时活跃而辉煌的思想、学术，在秦统一后焚书坑儒举步维艰；汉武帝独尊儒学罢黜百家，从此再没有争鸣；人云亦云，雕虫小技，纵横术数，充斥学界。这个时候佛学东来，再加上东汉之后社会动**、民生凋敝，企图解脱，企盼保佑之心便敞开着，成了佛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基础。

梁启超指出：

季汉之乱，民疾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形，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佛徒悚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故世愈乱而逃入者愈众，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

这是说，乱世、末世、民不聊生、万念崩溃的时代，是佛教流行的最好时机。

梁启超把中国佛学史架构在两晋和隋唐两大时期，两晋是佛学输入中国，隋唐则是佛学的各个流派形成，佛学理论盛极一时，佛学中国化完成。

梁启超向后人展示的是这样一个奇迹：一种极为强大的外来的宗教，由天性保守的中国文化所接纳、磨合，最后落地生根、传播不息，成了外来之学中国化的唯一典范。

光说一个“佛”字，里面是几多辛苦几多血泪几多人物！

梁启超总是提醒后人，不要忘记所有的开天辟地、创造文化的先祖。

中国人知道除方块字以外还有别的文字，并开始翻译外文，都始于佛经。

梁启超详尽地查阅并考证了东汉至隋唐700 年间佛典翻译的缘起、过程、特色与著名翻译家，并指出了若干不足。梁启超对于佛学的贡献，除了已经写到中国佛学史的种种外，实在离不开他撰写的关于佛典翻译的著作，他告诉我们的是中国佛典翻译史。

梁启超盛赞佛学，关乎佛学的一切方面，从史到译到流派到人物均有涉及，在这佛学研究的同样伟大的工程里，梁启超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它不可估量的文化意义，中国太需要外来文化的冲击与补充了，而中国的地理环境却在雪山、荒漠、大海的阻隔之下，由是观之，中华民族历史上凿通者、取经者、译介者、传经者，无一不是文化意义上开创性的民族英雄。

佛典的输入及翻译，从根本上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扩大了汉语词汇，增辟了想象空间，使汉语语法及文体也有所变化。

佛典使中国有了自己的宗教，佛典影响了一大批文人、学者的思想和创作。

梁启超在论及佛教文化在隋唐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时说：

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诠译，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汇。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力乃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

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用笔，受《华严》《涅槃》之影响者实甚多。即宋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所行赞》等书之流焉。

佛典的得来不易，得来之后又格外为中国的文化人珍惜，除开佛典本身的价值外，还有求此典籍的千难万险。梁启超在《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等文中，记述了“千五年前之中国留学生”的不畏艰险、卓越高尚。跋涉大漠流沙，攀葱岭，过世界屋脊，帕米尔东边奇寒奇冷的雪山，倒下的倒下了，活着的接着走，所为何来？梁启超作了最公正、也最富感情色彩的回答：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之欲望，烈热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如何艰险，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恐怖罣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往独来，所创者无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