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之前的准备

1897 年冬，在德国强租胶州湾后，中国迎来了接踵而至的列强瓜分狂潮。在这种情况下，让忧国之士更加期盼变法救国，北京也再度成为了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

正当梁启超在湖南大显身手的时候，他的老师康有为在北京的活动也有了决定性的突破。

1898 年1 月24 日，康有为在总理衙门受到李鸿章等人的约见。接着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以及《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相继转呈到光绪皇帝的手里，他的变法主张终于得到年轻皇帝的重视。

早春3 月，正因病在上海疗养的梁启超接到康有为的来信后，激动万分。在老师的授意下，他拖着尚未痊愈的病躯，立即来到北京与康有为会合。

当时北京的形势就像三年前“公车上书”时一样，又是三年一度的大考日子，各省举人云集。梁启超到北京后，顾不得复习迎考和身体未愈，在康有为的直接指导下，连连发动三次公车上书，为变法大造声势。

梁启超发动的第一次上书是反对俄国强租旅顺、大连。

3 月27 日，梁启超与麦孟华、龙应中等一道，就康有为口授的《乞力拒俄请众公保疏》，联合两广、云贵、山陕、江浙等有志之士100 多人，上书都察院，警告清朝政府如果屈从帝俄压力，割让旅顺、大连，各国必接踵而至，争相仿效，中国将危在旦夕。

梁启超恳请清政府从长远计，“勿图旦夕之苟安，勿畏虚言之恫喝”，或联英国以拒俄。建议开放旅顺、大连，以绝俄国觊觎。同时“发愤变法，力求自强，则我国家将有所赖”。

但是由于清廷内部在此前一日已议定允许俄国订租旅顺、大连，于是都察院便推说各堂官无一到署，拒不接纳。再加上考试在即，举子们无暇一直到都察院。等到3 月31 日条约正式用宝画押后，这次上书运动也就中途流产了。

梁启超等人组织的第二次上书，是抗议德国兵毁坏山东即墨县文庙内的孔孟塑像，即所谓山东“即墨案”。

这件事发生在戊戌年正月初一日。那天，有几名德国兵闯入即墨县的文庙，任意毁坏供奉在庙内的孔孟塑像，挖去孔孟双目。三个月后，赴京参加会考的孔孟后裔和山东举人同时上书都察院，引起朝野的重视。

4 月27 日，都察院由堂官左都御史裕德领衔，全台列名，将这件事上报光绪皇帝。梁启超、康有为闻讯后，立即抓住这一时机，鼓动士人参加爱国运动。

4 月29 日，梁启超与麦孟华、林旭等12 人发布公启，号召各省举人联合签名上书。《公启》云：山东即墨县文庙孔子像被德人毁去……吾教之盛衰，国之存亡，咸在此举，顷者公车咸集，宜伸公愤，具呈都察院代奏，请与德国理论，查办毁像之人以伸士气而保圣教。

在《公启》发出后，康有为的弟子林旭鼓动369 名福建举人最先响应。接着，湖北、湖南、安徽、广西、江苏等省的举人也作出了反应。

5 月6 日，梁启超看火候已到，便与麦孟华一道领衔，动员830 名广东举人上书都察院，指出这次德国兵公然毁坏先圣先贤之像，分明是蔑视孔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士人不作出反应，则“彼越数万里而传彼教，稍不得当，则索地杀人，我在内地而不能自保其庙像，夫复何言?”。

他们要求清朝政府必须就此向德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责令德方查办毁像之人，并勒令赔偿。只有如此，方能“绝祸萌而保大教，存国体而系人心”。

尽管梁启超发动的这次上书运动没有提出要求政府改革的内容，甚至有推崇君权维护封建道德的落后成分，但是，梁启超和他的同事们却利用了这一事件，增强了士人、官僚变法救国的政治意识。

在他们4 月29 日发出《公启》后，共有8 省举人先后8 次上书，总人数多达1500 余人，此后，尚有120 余名京官先后5 次上书，为有清一代所罕见。这对推动变法维新运动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次上书是请改科举制度，这是三次上书中最具挑战性的一次。

5 月间，梁启超联合各省举人100 余人签名，将《请变通科举折》送呈都察院，吁请皇上特下明诏，将下科乡试和会试，同时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梁启超痛斥八股取士，因为其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脱离实际——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

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其能稍通古今者，郡邑或不得一人，其能通达中外博达政教之故，及有专门之学者，益更寡矣。

结果造成：

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

梁启超还十分强调人才的作用，指出当前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愚其民者败，竞其智者胜。

对于科举制的流弊，近代论者颇多。但由于科举制关系千百万士人和官僚的功名利禄，所以梁启超的行动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不但都察院和总理衙门拒收，那些正在北京参加会试、与八股性命相依的举人也对梁启超加以围攻。

虽然这次上书落得如此结果，但它却成了不久后百日维新期间废科举制的先声。

除了发动三次“公车上书”运动之外，梁启超还参与了保国会的组织活动。在梁启超和康有为从事维新运动伊始，就十分重视组织各种性质的学会，将学会看作是团结有识之士的最好形式。

1897 年冬，康有为到北京后，就决心再次组织学会，以续三年前强学会之旧。1898 年1 月5 日，他率先联合广东省在京人士在南海会馆成立粤学会。

接着，闽学会、蜀学会等也相继在京成立。在这些学会的基础上，康有为于4 月17 日组织200 余名士人、官员，在宣武门外菜市口南横西街的粤东新馆召开大会，成立全国性学会——保国会，宣布本会为“救亡”“保国”而设。

4 月21 日，在保国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梁启超登台演说，对中国士大夫坐而论道不敢有所作为的心理痛下针砭，他说：

乃及今岁，胶、旅、大、威相继割弃，受胁失权之事，一月二十见。启超复游京师，与士大夫接，则忧瓜分惧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以振而救之之道，则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谈及时局，则曰一无可言；语以办事，则曰缓不济急。千臆一念，千喙一声，举国戢戢，坐待刲割。……故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

梁启超要求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合群力开学会，唤起国人，共同奋起救国。

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

经过整整一个春天紧锣密鼓的活动，到初夏时节，梁启超、康有为终于迎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