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病北上

1924 年10 月，北京政局发生了变化。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事正酣之际，突然从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囚禁了通过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于是，北方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力量既联合又相互争夺的局面。

冯玉祥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致电孙中山邀请他北上，商讨解决时局的办法。对此，段祺瑞、张作霖也表示欢迎。

这时孙中山已经得了肝病，健康状况一日不如一日。有些同志认为，北方军阀靠不住，段祺瑞、张作霖都是反复无常的人，去了恐怕有危险。何况孙中山又有病，长途跋涉会使他的病势加重。

尽管北上充满了危险与艰辛，孙中山当时的身体也不好，但是为了争取和平解决时局的可能性，他还是毅然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邀请，抱病北上。

11 月10 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军阀制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实现中国的统一。

11 月13 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以及汪精卫、李烈钧、戴季陶等人乘永丰舰离粤北上。

离开黄埔以后，孙中山乘永丰舰到达香港，又从香港乘船于17 日到达上海。在上海码头，欢迎他的人有数万，“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口号震耳欲聋，此起彼伏。

在离开广州前，孙中山对外国记者谈话说：“帝国主义不仅是我们走向独立自由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而且是中国反革命当中最强有力的因素。”在孙中山途中抵达上海的时候，英国的《字林西报》竟然发表短论说：“上海不需要孙中山，应阻止他登岸。”

对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孙中山立即做了坚决反击：上海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是这里的主人，住在上海的外国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领土上无论干什么，客人完全不能干涉。

北京、上海之间的交通断绝，孙中山决定经日本去天津。11 月23 日，抵达日本长崎，他接见了新闻记者。28 日，出席了神户各商业团体、旅日华侨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了演说。

12 月4 日，孙中山乘坐“北岭九号”轮船由日本渡过黄海抵达天津，码头上迎接他的人有两万多，不少市民自动地为他张灯结彩，燃放鞭炮。由于一路颠簸，又受了风寒，肝病发作，到达天津之后，孙中山就已经一病不起了。

就在孙中山北上的途中，北京政局发生了变化。段祺瑞将冯玉祥排挤出京，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身份控制了北京政权。段祺瑞上台后，为了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相对抗，为了取得外国政府的承认，于12 月6 日发表了致外国使团书，公然宣布承认历年来和各个帝国主义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12 月24 日，段祺瑞正式公布，要召开善后会议，来解决国家大事，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团体排除在会议之外，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是封建官僚、军阀和投机政客。他想利用善后会议来取代国民会议，和孙中山对抗。

对于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孙中山坚决抵制，他多次发表谈话批驳段祺瑞善后会议的主张，并决定国民党坚决不参加善后会议。

12 月30 日，孙中山抱病乘车到达北京，段祺瑞派出代表叶恭绰、许世英去迎接。孙中山质问这两个代表：“听说段祺瑞要承认不平等条约，可有此事？”

两个代表证实了这个传说。孙中山勃然大怒，厉声说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问得两个代表无言以答。过了一阵，他们胆怯地劝孙中山不要过分“激烈”，免得惹怒洋人。

孙中山不屑地回答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当日，在住进北京饭店之后，孙中山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接着又发表了《进京宣言》，重申他入京的目的“非争地位权势，乃为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