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欣赏的一部清代滑稽小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一语，由于毛泽东的引用而广为人知。

1971年9月13日夜，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乘一架军用三叉戟飞机向中蒙边境飞去，这是他在谋刺毛泽东失败后准备向苏联叛逃。飞机已经快要进入蒙古国，周恩来将情况急报毛泽东，并请示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沉思良久，从容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法可设，由他去吧！”

毛泽东博览群籍，可以说无所不读，除了读古代典籍中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比如这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当时大家知道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个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直到多年后，有人查出这句俗语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何典》。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林彪时，还直接引用过《何典》中的许多言辞，说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毛泽东认为林彪得的正是这种病。

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被指定为接班人，并被写入了党章。但九大后，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却日益加深。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与陈伯达等联手鼓吹“天才论”，并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自己想当主席。毛泽东愤然写下《我的一点意见》后，林彪表示悔改，要求把他的名字从中去掉，不要向下传达。毛泽东为挽救他，“批陈保林”，把林彪的名字从文中去掉了，陈伯达则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但结果林彪变本加厉，加紧了篡权的步伐，甚至阴谋刺杀南巡途中的毛泽东。真是不可救药！

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样，得了“死病”，就是把“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

毛泽东还引用了《何典》中的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信口雌黄，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却没有好药。在毛泽东看来，林彪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子！林彪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正是“一双空手见阎王”！

这几句话用以描绘林彪，真是既形象又贴切，在座的人听了感到很新奇，就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是从一部小说里面看来的，鲁迅写过一篇序文，推荐了它，这部小说叫作《何典》，作者是清嘉庆年间上海人张南庄。

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16开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想方设法才弄到了一本。

《何典》系清朝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所著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共十回，12万字左右。张南庄书宗欧阳询，诗法范仲淹、陆游，著作等身，而身后不名一钱，无力付梓。咸丰初年太平军攻入上海时，张南庄的其他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幸存。虽是吉光片羽，但亦足显其绝世才情。

《何典》的奇特之处在于采用了别具一格的“幽默”文体，一反旧小说的所谓“文人气”，无章无典，无规无矩；满目脏字却不下流，油嘴滑舌却很严谨。作者主要通过对“下界阴山”“鬼谷”中的“三家村”土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遭遇和福祸的描写，嘲笑了阴曹地府的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丑恶现象。在鬼蜮世界，到处都是“有钱使得鬼推磨”的金钱至上观念，也充斥着“杀人弗怕血腥气”的冷漠和残酷。作者借此讥讽了我国封建社会“人吃人”的黑暗现实。举凡敲诈、贪污、**、造反等人间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里照样应有尽有。作者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书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饿杀鬼、催命鬼、刘打鬼、黑漆大头鬼、青胖大头鬼等形象，还有什么赶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无不栩栩如生，让人读来欢天喜地、笑断肚肠。

张南庄以“过路人”的化名在自序中述说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构思方法，称《何典》是逢场作戏，随口喷蛆；见景生情，凭空捣鬼；“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天壳地盖，讲来七缠八丫叉；神出鬼没，闹得六缸水净浑”。其风趣幽默于此可见一斑。现在人们听到不着边际的话，爱问“语出何典”，殊不知这就与张南庄张大才子有关！

1926年年初，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在厂甸旧书摊上购得光绪四年（1878年）上海申报馆印行的滑稽小说《何典》，十分高兴，迅即加以校勘标点，又略加注释，交北新书局出版（1926年6月），一时颇为畅销，到1930年4月已印到第四版。

《何典》是一本很“另类”的书，流传不广，鲁迅因为写小说史要买这本书，想了不少办法，始终没有找到。刘半农运气好，竟于无意中得之，他放下教授架子来出版这本书，据说也有一点不得已的情况——那时国立大学拖欠工资日趋严重，教授愈教愈“瘦”，非另外想点办法不可了。

《何典》出版问世后，风靡一时，跟鲁迅的大力推荐有关。

刘半农深知鲁迅对古代小说研究有素，于是请他为新版《何典》写一篇序。鲁迅很快就把题记写来，其中讲起《何典》一书的价值：

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从成语中，另外抽出思绪；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做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

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文化人在书斋里坐不住了，《何典》开场白中的“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成了对时政最好的注解。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称《何典》是他做嬉笑怒骂文章的范本。同时，文坛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也不断提到和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然而，也有一些当时的“文人雅士”，他们责难《何典》“不入流”。刘半农说：“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地看作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因而引发一场文坛大战，被陈源攻击为“大学教授而竟堕落于斯”。鲁迅怒而撰文：“即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

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围绕《何典》的论战，肯定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也可以肯定，他正是此时期读了《何典》，并且反复读了一生。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两次寄书给远在苏联求学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去，但中途丢失了。1941年1月，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毛泽东随信附上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具体内容如下：

精忠岳传２，官场现形记４，子不语正续３，三国志４，高中外国史３，高中本国史２，中国经济地理１，大众哲学１，中国历史教程１，兰花梦奇传１，峨眉剑侠传４，小五义６，续小五义６，聊斋志异４，水浒传４，薛刚反唐１，儒林外史２，何典１，清史演义２，洪秀全２，侠义江湖６。

这张书单共列20多种书，其中许多属于人们所熟悉的明清时代的小说。但也有一些书显得比较冷僻，一般人别说没有读过，恐怕闻所未闻，比如《何典》。

张南庄擅长运用生动的方言俚语展开叙事，处处闪烁着民间的智慧。他的语言风格与毛泽东的审美趣味有着共同之处，这也是毛泽东引用和推荐《何典》的原因之一。

《何典》中的方言俚语，是二百年前的上海话，是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上海话文字资料。张南庄不愧为当时上海十位“高才不遇者”之冠，他对上海话中的俗谚成语驾轻就熟，顺手拈来。书中大量熟语至今还活跃在上海人的口中，比如吃辛吃苦、拍手拍脚、拍台拍凳、疑心疑惑、号粥号饭、挨肩擦背、强头倔脑、牵风引头、性命交关、一无事事、立时三刻、三日两头、七支八搭、无千无万、斯文一脉、刁钻促掐、寻孔讨气、捋舌八哥、地头脚根、眉花眼笑、贼忒嬉嬉、闲话白嚼蛆、日头晒肚皮、碰鼻头转弯、捏鼻头做梦、有天无日头、关门勿落闩、盐瓶倒醋瓶翻、张亲眷望朋友、风扫地月点灯、钉头碰着铁头、扳只葫芦抠子、螺蛳壳里做道场、乡下狮子乡下调、外甥弗出舅家门、急惊风撞着了慢郎中、千拣万拣拣着了头珠瞎眼、闲时弗烧香急来抱佛脚，等等。作者把很有特色的上海俚言土语运用得非常自如，足见其才学过人。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所列举“党八股”的罪状，其中一条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即写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条条框框，缺乏生动活泼的语言，像瘪三一样只有几条筋，没有血肉，瘦得难看。鉴于此，毛泽东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

毛泽东1965年的词作《念奴娇·鸟儿问答》的最后两句是：“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放屁”一词使全词幽默横生，很可能是借鉴自《何典》。因为何典的开篇第一章的“词曰”中的两句就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