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说与毛泽东的领袖风格

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多年从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著作甚丰，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以创作传记《毛泽东》为发端，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毛泽东研究力作，提升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水平。施拉姆说：毛泽东懂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以及动员群众的方法，他“带有强烈通俗文学特点的领导风格使他和农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增加了他对大部分人民的吸引力”。

毛泽东那丰富的古代文史知识背景、形象的思维方式、鲜明生动的语言表达习惯，使他同古典小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赋予他特殊的领袖风格。作为政治和思想领袖，毛泽东在古典小说方面的深厚素养，使他乐于活用古典小说中一些典型的人物和故事，把自己的思想、意志、策略，通俗地传播给他的战友、下属、战士和人民，其说服力和感染力是异乎寻常的。在毛泽东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1939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华北联大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这里，毛泽东引用《封神演义》第三十八回“姜子牙二下昆仑”的故事，借古喻今，十分精练地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概括成“三件法宝”，风趣幽默，引譬生动，给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们到抗日前线如何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1963年9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我总相信《红楼梦》的作者借小说人物的口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这句话把刘姥姥吓得冷了半截。现在美苏两国确实很困难，他们到处碰钉子。不要忘记这一点。也是《红楼梦》写的，冷子兴讲贾府衰败下来了，贾雨村不信，说我到荣国府街上看过，还不错。冷子兴便说，亏你还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未僵”，死了，但是没有倒……

像这样，对古典小说名著，从场面到对话，从情节到结构，从人物到主题，毛泽东都烂熟于胸，沉淀在他的意识深处，外化为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的语言素材。毛泽东深深懂得这些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小说故事情节在思想宣传上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小说”这一称谓，被正史大家说成是源自先秦的“杂家”者流。一个“杂”字，便轻飘飘地把它排除在经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门外，被世人目为消愁解闷的“闲书”。正统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一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才去营构。小说的“翻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才开始的。

中国古代小说的成长，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先秦两汉期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成型的小说，但在神话、寓言故事、先秦散文、史传文学中孕育小说因子。我国上古神话散见于《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此中都孕育后世小说的胚胎。春秋战国期间产生和成长的寓言故事，是短小精干而又富于嘲讽性的文学范式，它的形象性、故事性和意义性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魏晋南北朝期间是中国古代小说初步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小说被称为笔记小说。其时小说产量很大，作家浩繁，分多种门类，影响最大的是“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志怪小说，指记述神鬼等各类怪异故事的小说，其代表作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此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有《李寄斩蛇》《干将莫邪》《牛郎织女》《董永》（天仙配故事由此嬗变而来）、《东海孝妇》（窦娥冤以此为底本）。志人小说，记述人物的琐屑的异事逸闻，又称逸事小说。较完备的风行至今的只有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记述是秦末至东晋士族阶层的异闻逸事，意蕴丰富，语言朴素、精练、蕴藉、逼真。魏晋南朝小说虽“粗陈大概”，但它为唐传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开辟了笔记小说的先路，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原始素材。

三、唐五代期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小说被称为“唐传奇”。唐传奇是指唐代风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它远继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近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成长成为一种以史传笔法写奇闻异事的小说体式，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社会矛盾，注重人物性格刻画，情节奇特，描写生动，尤其擅长虚构艺术，富有浪漫色彩。唐传奇是“有意为小说”，因此在创作手法上较六朝志人的偏重写实增强了虚构性，较六朝志怪的偏重记述传闻，增加了再创作性。作家真正开始了自觉地进行艺术想象和艺术创造，而且在艺术构思、情节结构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唐传奇是中国文人有意识地创作小说的开始，是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标志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文体的正式形成。代表作品有：沈既济的《任氏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等。

四、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又一重大发展期。宋元话本小说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这是中国最早的白话小说，标志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话本始于唐代，盛于宋元。它是当时“说话”艺人演讲、说唱故事所用的底本。宋元话本小说是市民的小说，它从市民的立场、观点来反映社会中的矛盾，突破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描写社会上层或非现实情节的局限，把作品的接受对象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各层次矛盾冲突。代表作有：《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

五、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繁盛时期。这一时期，长篇和短篇、白话和文言，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历来被后人称为名著的小说，多产生于此时期。其主要形态有拟话本和章回小说。拟话本是明代文人模拟宋元话本形式而创作的短篇白话小说。拟话本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着重描绘了市民阶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妓女等的生活及心态。代表作如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而来的。其特点是将全书分为若干章节，称为“回”，少则十几回、几十回，多则百余回。每回前用两句对偶的文字标目，称为“回目”，概括本回的故事内容。明代成就最高的章回小说是“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也是毛泽东一生最喜欢的几部小说。到清代，古典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就文言短篇小说而言，清初产生了我国文言小说的顶峰之作《聊斋志异》；就长篇章回小说而言，清中叶出现了我国讽刺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儒林外史》和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峰——《红楼梦》。

中国古典小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语音艺术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为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

古典小说既为“杂家”之言，自然较少去“宗经”、“载道”、“征圣”，较少去言修治齐平者们的“雅洁”情志，而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去讲述些野史趣闻和怪异之事。于是在流传之间，渐渐成为普通大众的文化娱乐形式，更多地反映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

毛泽东终生喜欢古典小说，重视其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讲述、解析、类比、活用古典小说的故事和人物的过程中，也塑造了自己平易、幽默、风趣的领袖气质和深得人心、极富感召力的领袖魅力。

跟毛泽东干革命、加入革命队伍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和工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极其有限，并不懂得高深抽象的学问，不可能深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斗争形势的感知也是直观朴素的，他们的素养大多由具体的生活经验、下层的民俗传统积淀而成。把这样一支队伍升华铸造成为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使他们一方面确确实实地感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政策、理论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一方面又要从理性的高度认识到这些政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毛泽东作为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作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家，作为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宣传家，这方面确实有着天才的、罕见的才能。他通过通俗小说文学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其特色语言，能很快和来自底层的工农兵群众之间产生共鸣，从而能把一个个“敏感”乃至“剑拔弩张”的问题坦坦然然、轻轻松松地表述出来；能把一个个不易使人们接受的思想、主张、观点，变得让人们容易接受；能把一个个目前不宜说透彻的问题，启发人们心领神会地去感知、理解；能把一个个因为讲得太多反而容易忽视的一般道理，凝固成人们永远忘不掉的形象和故事；能把一个个头绪繁多的复杂问题的精髓，提纲挈领地抽剥出来……

当毛泽东把古典小说作为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工具、素材的时候，他不会像“掉书袋”的文学理论家那样，把小说作为既定的文学客体来考证和解读，他的目的是用以说明他在实践中提出和需要解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如武松打虎之于斗争精神，周瑜挂帅之于干部政策，西天取经之于目标一致，贾府衰败之于美苏困境，刘备取西川之于团结地方干部，等等。当他如数家珍地谈起这些人物和情节时，他同古典小说的联系是自由活泼的。他不想评小说，也不是从政治角度谈小说，而是借小说喻政治，取其一点，古为今用，以他特有的灵气、敏锐和语言，把古典小说读活，用活，读出新意境，用出新效果；在活读活用古典小说的过程中，毛泽东独特的领袖风格早已让他的听众如醉如痴，深受感染。

抗战胜利之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者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傅斯年和毛泽东“五四”前后曾在北大相识。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单独在一起畅谈了一夜，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

毛泽东研读古典小说，固然是为了研究农民的心理特点，但立场不同的傅斯年说错了一句话，毛泽东不是为了“利用国民心理”，而是为了引导国民心理。试想，如果不深入研究农民心理，不因势利导，引导国民心理，去争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吗？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