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品评《昭明文选》

毛泽东从青年到老年都很喜爱阅读《昭明文选》，又似乎特别喜爱其中的“赋”。他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对《昭明文选》中宋玉、贾谊、枚乘等辞赋家的作品，做了生动而深刻的品评，妙语连珠，引人深思。

毛泽东对《昭明文选》的褒扬：“好文宜读”

《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诗文选总集。萧统编。原30卷，后李善作注时析为60卷。编者萧统（501—531）是南朝梁文学家。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梁武帝萧衍长子。天监元年（502年）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信佛能文。《昭明文选》一书，是萧统招聚文学之士而编。书中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不选经子，史书中也只略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已初步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分，认为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方可入为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尤注重骈俪、华藻。

《昭明文选》全书共60卷，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移，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38类，凡752篇。所选多大家之作，时代愈近入选愈多。其中以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占有相当比重，诗歌则多选对偶严谨的颜延之、谢灵运等人作品。所选各家不少文集久逸，赖此得以流传。所分之类，则能反映汉魏以来文学发展、文体增多之历史现象。

唐代以诗赋取士，士子必须精通《昭明文选》。学习和研究《昭明文选》从唐朝起即成为专门学问，号称“文选学”。时至北宋年间，民间尚传民谣曰：“文选烂，秀才半。”宋代有“文章祖宗”之说。延至元、明、清，有关《昭明文选》的研究亦未尝中辍，影响巨大。但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文选学”属于被打倒之列，故而研究《昭明文选》者寥若晨星。解放以后，《昭明文选》被视为封建文学、贵族文学，问津者甚少。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很爱读《昭明文选》这部书，多半能背诵。1916年寒假，毛泽东特地去游览了南岳衡山，登祝融峰。归途中，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罗章龙，备述览七十二峰孤游历险的情形，信中还附有一篇游南岳的诗。可惜这信与诗未能保存下来。据罗章龙回忆，信是用与《昭明文选》中《海赋》格调相似的语体风格写成的，他只记得开头的第一句是：“诚大山也。”后来，毛泽东写文章、演讲、谈话，常即兴征引《昭明文选》中那些赋的篇章、片段、名句，或鉴赏评析，或说明事理，或借以抒怀。

毛泽东对萧统选录这部书所持的标准，是很赞赏的。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的人士谈话时谈到了《昭明文选》，他说：“昭明太子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沉思’，这是思想性；‘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带读书小组成员赴杭州前，在指定要带去的书籍中，就有《昭明文选》。

毛泽东批注过的《昭明文选》有三种版本。他对这部传世经典的正面肯定体现在李善注本封面的批语上：“好文宜读。”值得强调的是：这四个字不是题在某一具体篇章上，而是书的封面，因此可以视为对《昭明文选》的整体评价。毛泽东书此四个遒劲大字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在解放以后则是确定无疑的。在把《昭明文选》视为“妖孽”的背景下，毛泽东大书其为“好文”，也是为这部书最有力的正名。深厚的古文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革命领袖的特殊地位，此三者完美结合如毛泽东者，恐怕绝无仅有，能被其称之为“好文宜读”者，当是浩瀚国学典籍中之凤毛麟角。因此，这种看似一般的评价实乃对《昭明文选》这部当之无愧的国学经典的最高褒赏。

毛泽东对《昭明文选》情有独钟，终生不渝，而且后来连“上厕所都要读几页”，老而弥笃。到晚年，毛泽东因视力不济，便选了一些他所喜爱的诗文印成大字本，以便阅览，其中就印有选自《昭明文选》中江淹的《恨赋》《别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封面上都有他用红铅笔画的大圈。即使在病中，他还常读，有时还背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