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植物园的10位年轻人在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后，决定给毛主席写信。

在竖排的信纸上，10位年轻人用毛笔工工整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解决植物园的永久性园址，这封信中首次提到建设国家植物园的建议，并陈述了1950年至1953年，植物园四处借地的窘境。作为植物园主任的俞德浚虽不在10人之列，但他对10位年轻人的举动深表赞同。

这些年轻人写给毛主席的信很快得到批复：加快园址选定。

1956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联合报告国务院申请筹建北京植物园。18日，在经历了多次的磋商和周折之后，北京植物园筹建一事终于敲定。

这一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批文，由财政部拨专款563万元，作为第一期建园经费。按用款年度由财政部分期拨款。建园工作计划从1956年开始，由院植物所和市园林局共同领导，分7年基本完成。

1957年，植物园建设正式启动，俞德浚任建园总指挥。

为了更好地建设植物园，时任院长郭沫若把院里的义务劳动定为建园，全院人员轮班，从干部到技术工人，每人每年在植物园参加劳动一个月——挖坑种树。

就这样，那些来自华北、西北、东北等地的1000多种植物，结束东搬西迁的命运，穿越荒芜，在北京西山卧佛寺、樱桃沟一带安营扎寨。

今天，请让我们用一种崇敬的心情记下这10个人的名字：黎盛臣、吴应祥、董保华、张应麟、阎振茏、王今维、王文中、谢德森、孙可群、汪嘉熙。

这些人有的还健在，有的已溘然长逝，但无一例外都为我国的植物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黎盛臣成为葡萄育种专家、植物引种驯化专家；吴应祥则成为后来国内外公认的兰花界泰斗，有着“兰花之父”的美誉；董保华是我国著名的树木学家；张应麟终生从事植物园建设与引种驯化研究，退休后仍进行凤梨科花卉研究。

1986年，俞德浚去世。“两园不合并，我死不瞑目。”他曾满怀遗憾。这位北京植物园初创者被安葬在“南园”水生与藤本植物区北侧。

2019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建所91周年，北京植物园建园63周年之际，作为一个一辈子工作在植物所、植物园的老科学工作者阎振茏，回想往事历历在目，畅想未来心中澎湃。在《生命世界》杂志写下了《薪火相传 寄语未来》的文章。

“据我所知，全国的植物园只有北京植物园是国务院直接批准建设的。”董保华先生在一次采访中略带几分骄傲地说道。2021年10月15日，中国著名树木专家、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届专业顾问团园林绿化组顾问、北京园林学会和北京市植物园顾问、中国林学会树木引种驯化专业委员会常委及第二届秘书长——董保华先生，在京辞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