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转 变（1918~1921）
毛泽东毕业时24岁，但在自由等待工作的新生活的最初几周内，他过的仍是一种他喜欢的浪漫生活，他和朋友们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他们和过去一样用蚕豆拌米煮饭吃，赤脚上山捡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其余时间则读书讨论他们的未来计划，有时也到爱晚亭上远眺，去岳麓宫、禹王坟凭吊。
1918年夏，毛又徒步游历了湖南。这次是和蔡和森一起。一条毛巾，一把雨伞，一双凉鞋就是他们的全部行装。他们俩用两个月的时间调查各村各乡的风土人情、农民生活、租税情况，了解地主与佃农和无地农民的关系。调查途中，他们常常露宿野外，以山楂野果为食。毛和蔡很快就成为新民学会中亲密的伙伴。
同时，新民学会的会员也开会讨论自己的前途，提出了出国留学的主张。毛在会上说：“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去什么国家，然后是怎么去。我们要把每件事都组织得十分周密。我认为我们分开到各个国家去留学最好。主要是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
杨昌济教授已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给毛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现在青年人中出现了去法国的新浪潮。毛回忆说：“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
毛热情支持赴法勤工俭学，实地了解俄国和欧洲的革命真相的主张，因此他和蔡和森开始组织湖南省的进步青年参与这一运动。蔡和森在6月底去北京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并与各方面进行联系。蔡到北京后回信敦促毛泽东速去北京，和他一起领导实施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又说杨昌济教授也希望毛到北京，就读北京大学。
9月，毛泽东决定到北京去，和他同去的还有20多名自愿赴法留学的青年(8) 。那一年黄河涨水，冲断了铁路线，火车在河南郾城附近停运。毛利用候车的时间走访了附近的村庄，考察农民的生活状况。
当毛泽东和同伴们抵达北京时，湖南自愿赴法的青年已有40多人，比任何省都多。就连毛的老师徐特立虽已年过40岁，也放弃了在湖南的教授职位，志愿赴法。
毛特别注意鼓励女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在长沙，他组织了一个“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这其中蔡畅是毛最要好的朋友蔡和森的妹妹，后来嫁给中共副总理李富春为妻。值得一提的是，蔡畅自己回忆说，她和她的哥哥和毛一样，在那时都表示反对婚姻，宣布他们决不结婚。
当一群湖南女青年，包括蔡畅以及她哥哥的未婚妻向警予即将赴法时，毛认真地对向警予说：“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
在北京时，毛和萧瑜以及其他两个朋友应杨昌济教授的邀请，最初住在豆腐池胡同杨家新宅，但不久就搬到了邻近北大的三眼井胡同。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来自湖南长沙新民学会的8名会员就挤在两间租来的房子里，其中一间作书房，另一间作卧室。
床是北方的炕，用砖垒起，底下烧火取暖。但8个湖南学生生不起火，所以8个人只好挤在一块儿，以保持体温，抵御北京冬天的严寒。毛回忆说：“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他们自己在一个小炉子上做饭，大家挣钱，大家花。8个人只有一件大衣，所以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他们只好轮流穿着大衣出去。到了年底，他们有了3件大衣，但毛一直没有设法替自己买一件。
然而这个住处地点特佳，对毛和他的朋友工作和学习都很方便，他们可以随便去北京大学听课。罗学瓒在给家里写的信中说，他们“皆敦品力学之人，侄素所钦佩者，朝夕与处，时有受益”。
尽管经常锻炼，毛的身体并不太好。毛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说，毛那时还在咯血，可能染上了肺结核，因而坚持要和别人分筷吃饭。他的脚底曾受感染，在医院治了一个月。
尽管条件艰苦，但“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毛后来回忆说，在公园和故宫的庭院里他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最后虽然毛被邀请赴法，但他选择留在国内。对他来说，这是个很有趣的决定，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拒绝一个上升发展的机会。他后来解释说：“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向他的老师徐特立解释他留在国内的原因与此稍有不同。
“毛具体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徐特立后来说，“得出结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知识领袖要取得任何革命的胜利都必须密切联系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因为这个原因，在大战结束后当我邀请他和我同去法国时，他拒绝了。他更愿意增加有关中国的知识，而不是去法国。
毛对他的同学、朋友谈了4点他留下来的原因。首先一个原因显然是由于资金问题。他一点钱也没有，尽管路费大大减少了。但200元钱对他来说是一大笔钱，他知道没有人能借给他这么多钱。第二，语言上不能过关。在学校时，他甚至连最简单的英语发音都没有掌握，更不要说学法语了。第三，他觉得留在北京不仅可以继续学习，而且也可以为新民学会招收新会员，并且可以在北京为那些去法国的人充当可靠的联系人。最后，他明白自己是个行动者，自己的未来发展在政治组织上，而不是在学问上，所以他对为学习而出国并不真的感兴趣。学习对毛来说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
对于那些他不很了解的人，毛首先强调他年龄太大了，那时已25岁了（其他人的平均年龄是19岁），其次说他外语能力很差。但真正的原因，也许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虽然7年以后毛写的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中有所披露。毛指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又在资本主义化的城市里学习的学生只能扮演“半身土气半身洋气的角色”。毛害怕法国之行会使他在文化上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因而失去了他自己国家普通老百姓对他做领袖的支持。他也感觉到在外国环境下，他就不能在他的同伴中出类拔萃。
其他人也同意毛留下来，萧瑜和蔡和森曾就他如何能在首都生活下去讨论过好几次。他们正在北大吸收新民学会会员，因此毛最好的去处就是进北大。萧瑜后来回忆说：“我们想到教室清洁员的工作，因为教室清洁员做完他的工作后，还可以旁听。北京大学确实需要一个人在课后擦黑板、扫教室。这项工作很轻松，而且还可以经常接触到教授和学生。”但是毛怎样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工作呢？
他们去找校长，这位校长当时正密切注意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他给他们写了一个条子，让他们带着去找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条子上说：“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李大钊恭敬地照办了，给毛安排的工作是打扫图书馆，整理书刊杂志。
萧瑜回忆说：“这完全是蔡校长帮忙的缘故，因为李大钊身居高位，是不过问用人之类的小事的。”几年后，李在回忆这件小事时还有点发窘。“我收毛泽东做清洁工作，”李大钊告诉萧瑜说，“完全是遵守蔡校长的指示。我并不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希望你能原谅我。
李大钊过去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曾给毛以巨大的鼓舞，又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现在毛发现他就在隔壁房间里。毛回忆说，他当时“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那时一个月五六块钱就够吃饭，但毛仍非常节省，只在晚上吃顿饭，而且只吃土豆和花生，从不吃肉，也不吃青菜。对多数人扔掉的北京大白菜帮子，据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吃法：加盐煮。
如果毛希望通过他的工作之便结识当时的一些知识界巨人的话，那他就会失望。毛抱怨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图书馆的人中，毛泽东认出了一些文学和知识界头面人物的名字，毛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当时的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后来回忆说，毛要求去听他的课。胡评论说，在作文方面，他很出色。但另有一个传闻说，有次胡适上完课后，毛想向他提一个问题，胡适拒绝了，因为毛不是他的正式学生。
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和图书馆馆长、政论作家李大钊是北大两位激进领袖，也是无可争辩的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人，但他们在毛第一次默默无闻地进北京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他。和过去一样，毛受到了那些表面上是他前辈的人的冷遇。这也正是毛的生活哲学：越是被人视为粗俗的乡巴佬，遭人鄙视，他越是坚定了通过艰苦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强行对社会提出自己的要求的决心。
他在北京的时间并没有完全荒废，他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这些圈子里，他认识了一些人，诸如张国焘，后来成为他争夺共产党领袖地位的对手。
他在首都最好的朋友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其中包括他的3个湖南籍的室友，还有一个学生。但这4个人都没有成为共产党，尽管他们也都赞成群众运动和革命。他们介绍毛阅读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他在北京的时候正是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逐步深化的时期。30年以后毛宣布：“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18年10月毛参加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参加了一个类似的但更广泛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也是组织者之一。这时毛自己读的书基本还是传统主义者的著作。他告诉他的朋友，他读了许多史书，特别是司马光的古典著作。
但毛最感兴趣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他赞同马克思主义以理性和唯物主义为前提，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定性以及它对人类平等和尊严的肯定，而毛最为赞叹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信条在俄国的成功实践。当时中国毛那一代年轻人都有这种看法。
第二年2月，就在毛离开北京之前，李大钊的文章《青年与农村》发表。其中一些话一定深深地打动了毛，文章特别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毛自己承认正是在北京，他第一次产生了爱情。他说：“也正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但他们第二年才结婚。
1919年初，毛陪同赴法的学生去上海，他们要在上海乘轮船。毛记得：“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向前走。”但又是由于运气，他从另一个同学那儿借了20元钱(9) ，使他能够继续去南京。这次华北之行，使毛饱览了祖国的许多名胜古迹。
“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他骄傲地回忆道，还环行走过保定府、徐州和南京的城墙。“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毛看到相传是孔子亲手栽植的那株有名的树，并且看了孟子的出生地，他还登了中国最有名的五岳之一，山东的神岳泰山。
这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对中国国内的动乱和凡尔赛和会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命运感到焦虑。日本公开收买中国代表团，以谋求日本在中国的特权的继续存在，其他战胜国更不愿意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伍德罗·威尔逊所鼓吹的自决难以实行。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北京自发产生的抗议内忧外患的学生运动，当时毛正在参观他自己国家的圣地—显然他从中汲取了营养。
从南京起，“我……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这次没有人借给他钱，他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前进。“可是更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被贼偷去了！”好运又一次解救了他，他在火车站外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这个人借钱给毛买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到了上海，毛了解朋友们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不仅可以送学生到法国去，而且他还可以回到长沙。
学生们3月下旬乘一条日本轮船走了，毛送他的朋友上船后就起程返回长沙。在长沙，他寄宿在这座城市对面的河边，重新开始了一天一顿蚕豆加米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
他回湖南后的一项任务是维持新民学会的联系。许多会员当时正在欧洲各地学习，他建立了一个每月通信制度，印刷、发送在法国的会员们给他寄来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信件和他们提出的问题。在毛的编辑下，最后出版了三卷通信集。
然而，这个青年社团的团结不可避免地难以持久。大部分会员和毛一样都很革命，他们不满现状，但也出现了一个改良派，主张从现实出发。还有一个中间派，他们左右摇摆，没有确定的思想。后来，当共产党在湖南正式建立组织时，新民学会发生了分裂，大多数会员—但不是全部—参加了这个新党。
毛开始应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在修业小学教历史。作为一个单身汉，他住在学校里，仍然只有几件极简单的行李：“一顶农家用的老蓝夏布蚊帐，一床席子，几本书作枕头，经常穿的是一件洗得不蓝不白的竹布长衫。”在25岁的时候，毛终于开始挣钱了。
小学的生活几乎谈不上享受，当了几个星期的教师后，毛在一篇长文里给教师的命运画了一幅像：
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笔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成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克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
接着个人的不幸又接踵而来。毛从上海迅速返回的一个原因是他母亲病了，1919年10月他母亲去世，死于急性扁桃体炎。毛写了一篇《祭母文》：
…… ……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头脑精密，擘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尽管他有教学任务，但毛仍投入湖南的组织工作。在1919年6月和7月的5个星期内，他帮助建立了3个协会，都和改革有关。
但毛对湖南政治舞台作出的独特贡献是通过办报实现的。7月14日出版了学生联合会创办的第1期《湘江评论》，毛是《湘江评论》的主笔。《湘江评论》是一张四开的报纸，第1期很快就卖出去了，第2期印了5，000份。在《湘江评论》上，毛对湖南的进步读者介绍了西方工会和工人罢工情况，揭露了西方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的分赃行动。他谴责劳合·乔治和伍德罗·威尔逊是“一类的强盗”。
用毛的中国传记作者的话说，《湘江评论》每期付印之前，“约好的稿件往往不能集齐”，于是毛只有自己动手多写一些。在溽暑和蚊虫的侵扰下，他“常常写到半夜之后，早晨一起床，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到教室教课”。《湘江评论》第1期的几乎全部、第2期的三分之二、第3期和第4期的各一半稿件都是由毛泽东执笔的—他不仅要写稿、审稿，而且还要当编辑、看校样。毛甚至有时还上街卖报。
《湘江评论》第2期开始连载毛的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民众的大联合》。就在这篇文章中，毛最早提出了必须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敦促他的同胞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建立农民组织和工人组织。文章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的黄金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震惊了长沙政府，只出到第5期就被查封了。毛立刻又接手主编另一份报刊《新湖南》，这是一份地方学联的周刊，不久也被当局查禁。
这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对学生恼羞成怒。9月他召集学生代表训话，指责学生干预政治，特别是扰乱了政府的对日政策。他威胁说，你们要是不听，我就砍你们的头。面对他的威胁，一个女生吓得哭了起来，就在她身边的毛要她不要理睬张的恫吓，只当狗吠。
毛在文章中就妇女地位问题慷慨陈词，特别对贞节的双重标准—妇女失贞，导致自杀，而男人乱性却无关紧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就此问题在《女界钟》刊物上撰文，他的长文《民众的大联合》中也有这一段：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哪里？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的一件事轰动全省，也使毛泽东大为震惊。一个姓赵的眼镜店老板按照传统的媒人说合，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邻近一个富裕的古董商的儿子。这个姓赵的女青年对婚前只见过几面的新郎非常不满意，她要求解除婚姻，但不被理睬。婚礼那一天，不幸的赵小姐被强行推上花轿，送往新郎家。在花轿中，她抽出剃刀割颈自杀。
这一自杀事件轰动一时。一家地方报纸评论说，这个可怜的女青年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两天后毛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他评论这一自杀悲剧的第一篇文章。他在该报共发表了9篇文章，登了两个星期才登完。
毛的文章指花轿为“囚笼槛车”，他进而提出了其他批评，说不仅新郎、新娘的家庭应对赵女士的死负责，罪恶的根源还在社会。他宣称，青年人应该鼓足勇气自己站起来反抗老一代对他们规定的种种框框。毛鼓动说：
一个人刚刚掉下母亲的肚子，便说他的婚姻是已经前定了。年纪大一点，自己发生了婚姻的要求，却不敢自己议婚，一听父母、媒妁来处置……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
毛不赞成赵女士的自杀，“吾人是以求生为目的，即不应反其道而求死……自杀的条件是社会夺其希望。吾人于此，应主张与社会奋斗，争回所失的希望。奋斗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