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在经济上，庐山会议给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大跃进”一次复苏的机会。这是因为毛泽东坚持要在全国发动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不久，这项运动就变成了一场对所有在“大跃进”中表现的不积极或慎重的党干部的整肃。结果，造成所有党的干部不敢再对“大跃进”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也不敢再替农民争取任何福利。
1960年初，中共又发动了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生产目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进一步提高。毛泽东明确表示，他支持“政治挂帅”式的工业管理模式。
1960年底，苏联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所有形式的援助，才使毛泽东从“大跃进”美梦中惊醒。同意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允许批判那些强行无偿占有农民劳动的地方干部。一直到1960年11月，那些长时间以来一直坚持认为“大跃进”对中国来说实际上是一场大的灾难的中共领导人，终于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了。周恩来发出十二条紧急指示，允许农民恢复“大跃进”以前的生活和劳动方式。
不过这时候，中国农村正遭受严重的饥荒。1959年，农村人口还可分配到1亿2千2百万吨粮食。到了1960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1亿1千3百万吨，每人每年只能平均分配到150公斤粮食。1960年国家城市人口远远少于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减少，实际上是1949年以来最少的年份。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从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之多，1960年甚至接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时，出生率也明显下降。1960年，全国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间，全国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2.5～3倍之多。这场饥荒一直持续到1961年底，死于饥荒的人数已经超过2千万人。
这场饥荒造成的死亡，也就是完全因饥饿和疾病造成的死亡，比20世纪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任何一次饥荒都要严重得多。其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农业合作化所造成的死亡人数。60年代初，外部世界从难民的报告中了解到，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食物严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终公布有关这一时期的出生和死亡率，粮食产量和收成的数字，让外人了解了当时饥荒的真相。即使在目前，官方文件也很少提到“大跃进”的情况，甚至也很少有小说及文艺作品提及。“**”产生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大跃进”却没有类似作品。
1958年，邓小平有一次在玩台球的时候摔断了右腿。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至少在1961年4月之前，他一直都是撑着一根拐杖走路。他的腿伤复原得很慢。
由于腿伤，邓小平没有参加在庐山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委会会议。但他一定参加了那次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军事委员会会议。除了毛泽东，他是军委会上唯一的文人。虽然他跟彭德怀一直没有过特别密切的交往，但他一定很为彭的命运和毛泽东的行为担忧。在已经公布的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毛泽东虽然是很杰出的领袖，但并不是绝对不会犯错的。但在当时那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他还是很勇敢地重申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3月，他在天津对党的干部的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党员当中日益滋长的一种倾向，即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把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运用了毛的思想。他说，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至于庐山会议的后果，他后来认为是十分有害的。他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身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当然难以避免不和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倾运动”或“第二次”跃进发生关系，但他并不是这两项运动的支持者，也没有发表与这两项运动有关的谈话。从他在天津的讲话内容来看，1960年春天，有很多时间他是在北京以外的地区考察。同时，中共和苏联的关系也很有可能占去他很多的时间。这或许也为他把大部分国内事务留给其他人去处理提供了一个借口。毛泽东在1960年1月至3月召开几次会议，讨论应如何应付中苏关系所发生的危机，邓当然一定出席了这几次会议。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之间的大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及外部都始料未及的，其影响不仅深远而且范围广大，影响到整个世界。中苏论战使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且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破了当时的世界均势。它还导致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作出了新的判断，直接影响到他后来在中国发动“**”。
这场论战始于1958年，是在两国两党关系度过了历史上较好的一段时期后不久发生的。中国人从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俄国人已经意识到非斯大林化的危险。中国对那些极力想摆脱莫斯科的影响以获得更加独立地位的国家的共产党的态度必须十分的谨慎，因为对他们过分表示同情有可能助长“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是通向彻底地反革命的。这个后果与赫鲁晓夫主张的非斯大林化和议会道路的结果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式时，就专门讲“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
毛还说，苏联成功地把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成功地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表明“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他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所运用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为榜样，决不向敌人屈服。他还谈到了核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宣称，人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死绝的，一个勇敢的、新的共产主义世界将会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崛起。但他并没有预见到当中国面临苏联不友好的政治或军事态度时所应采取的行动。
俄国人一定对毛有关核战争的观点感到不安。但他们还是决定，要满足中国人提出的帮助他们建设制造和试验核武器设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达莫斯科之前，两国已在这里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按说是两国之间相互信任和密切合作的承诺。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标志着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到达顶点，随后就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响两国两党关系的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大跃进”相继出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始终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有权采用任何手段收复台湾。苏联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都没有反驳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赫鲁晓夫认为，假如美国确实承诺过要帮助国民党保卫台湾，而对苏联来说，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至少应该事先告知苏联他们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意图。而这正是中国人所不愿意做的。他们并不想进一步扩大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因而，当1958年8月中国人对离大陆仅有几公里之遥的国民党驻守的岛屿金门展开猛烈的炮击，并进而攻击国民党的补给船只时，中苏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出现了危机。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这样说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对苏联的进攻，苏联将“忠于职责”，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卫中国。但他对毛的做法非常生气，因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毛对他即将开始的这场炮击只字未提。
印度问题之所以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当中印两国军队在靠近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东西段边界上发生冲突时，苏联正谋求加强同印度的密切联系。在东段边界，冲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乱（和随后不久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难民和游击队在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活动引起的。在西段边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中国在印度已宣布为己有并不时有印度的巡逻队出没的领土上修建了一条公路。(2)中国在公开的声明中对苏联不站在中国一边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并指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宣布中立，事实上是为了取悦印度。赫鲁晓夫1959年10月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在北京和中国人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争吵。4个月后，苏联党（不是苏联政府）在给中国党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的行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的表现。在这封信中，俄国人想让中国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从于他们把自己视为监护人的国际利益。
这两个问题是任何两个主权国家之间都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大跃进”，只有在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之间才可能出现。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上，俄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对“大跃进”表示反感。因为它否定了苏联的发展模式，这个只有三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国家竟然敢于声称，要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它给负责向中国运送商品的苏联经销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给正在中国工作的1500名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
这段时间，俄国人特别是赫鲁晓夫的行为也十分粗暴和过火。从1958年秋天起，赫鲁晓夫开始以轻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访问的人，包括西方的来访者谈论“大跃进”。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签署的中苏军事技术协议，接着便开始公开批评“大跃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产国际那样，他要惩罚中国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擅自一意孤行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攻击“大跃进”几乎与彭德怀在庐山写信给毛发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和彭已经串通起来，准备对中国的事务进行干涉。实际上，并没有赫鲁晓夫和彭德怀阴谋串通的确切的证据。而且与一个外国人串通，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据彭回忆，他最初并没有想上庐山。他是到庐山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决定给毛写信的。然而，老谋深算的毛却从中看出了其他的问题。不久，官方的决议称，彭的干扰有力地支持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集团”。
这些问题再次引发了一场有关赫鲁晓夫在1956年“二十大”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的一些原则问题的争论。中国人率先开始了争论。1960年4月，他们在列宁诞辰的那一天同时在《人民日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四篇长篇评论文章，它们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列宁主义万岁》中，这就是：他们比俄国人更信仰列宁主义。他们谴责俄国人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的新主张，认为俄国人已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这使俄国人很被动，他们不得不辩解说，自列宁以后，世界已发生了变化，有必要对他的一些学说进行修正，但他们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列宁主义。在中国人展开的进攻面前，苏联人首先要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然后才能发起反攻。
1960年夏天，中共和苏共发生两次冲突，分别是在北京举行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在布加勒斯，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进行人身攻击，骂毛是“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者”，并且说毛和斯大林一样狂妄自大，这引来中共首席代表彭真的反击。彭的发言同样具有攻击性，以及更具说服力。这番激烈的争论，引起其他国家共党代表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中共和苏共双方施压，要求双方和好，并努力达成协议。在各方调停下，最终确定，当年秋天在莫斯科举行三个会议：中共和苏共的双边会议，26国共党代表会议，以及81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在这三个会议上，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共的首席发言人。他当时发表的很多声明和演说的原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从一些引文和参考资料中可以看出来，他当时是坚决支持纪念列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和立场的。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是，这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之间的武装停火而已；对于战争，他认为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所拥有的核武器可以阻止美国发动核战争），但区域性的局部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对于社会主义路线，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和他们的殖民地一定会爆发暴力革命。在实际策略上，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保持警惕，加强武装。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个别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正确（和安全）的做法，而鼓励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共产党减少武装反抗是错误的。
从目前能够找到的材料中还看不出，邓小平是否在全球核战争的后果问题上和毛泽东持同样的看法，即认为核战争的最坏结果是导致帝国主义的毁灭，而不是整个人类的毁灭。从表面上看来，在为期八个星期的会议期间，他一定很难不去提及这个问题。但如果他真的提到这个问题，一定会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任何其他记录里，也没有看到他曾经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毛泽东的观点。看来，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看法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第三次的高峰会最后发表了一篇宣言，涵盖所有的问题，并由与会的各国领袖签署。据第一位研究中共与苏共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的分析，这篇宣言等于是苏联的一大胜利。宣言主要以苏联的基本立场为主，不过文字却很含糊、不清楚。这篇宣言能够顺利发表，完全是因为当时在北京监控全局的毛泽东(3)，接受了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建议。当时中共所面临的抉择是，妥协或是和苏联正式决裂。但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虽然刘少奇在宣言上签了字，但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即赫鲁晓夫和苏联内外的很多人，都已经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分子”。
1963年7月，邓小平再度前往莫斯科，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他率领一个人数不多的党的代表团，和由意识形态专家苏斯洛夫率领的苏联共党代表团，商讨莫斯科宣言所提到的所有理论问题，以及双方在1960年前后所争执的一些问题。双方都对对方有非常不满意的地方。中共对苏联特别不满的有两点，第一，苏联在1961年到1962年之间，收容了从新疆逃往苏联领土的5万名中国难民。第二，赫鲁晓夫在1962年中印战争前后，公开批评中国。在苏联方面，特别不满意中共先是公开指责苏联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为是“冒险主义”，接着又嘲笑苏联是“投降主义”。
会谈开始之前，双方各自发表冗长的文件和声明，充分而且有针对性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然后，双方在会谈中进行激烈的辩论。苏联方面甚至明确表示，他们和邓小平代表团会谈的重要性，比不上当时同时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与美国和英国进行的有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实际上，这个会议的主题本身就是对中共的挑衅）。赫鲁晓夫本人确实曾经举行晚宴招待邓小平和他的团员们，但那是在会谈举行了五天，而双方又没有准备让步之后。双方也没有决定下一次会谈的日期。这等于是会谈破裂。而事后也证明，这也标志着中苏两党26年正式交往的结束。
“**”期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毛泽东否决了邓小平起草的这份中国人在会议前公布的文稿。这个故事可能有相当的正确性。但即使真的如此，也不能表明毛泽东已经不信任邓小平了。毛泽东经常对别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满意，而且如果他对邓小平的能力有任何怀疑的话，绝对不会派邓小平去对付苏斯洛夫，甚至赫鲁晓夫本人。不管如何，在这次的莫斯科会谈之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表现甚感满意。最不寻常的是，毛泽东还特地到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回国的邓小平，并且指定邓小平为一个写作小组的组长，准备对中苏共冲突的原因和过程发表详细的公开报告。这个报告在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之间分九次发表（简称“九评”），而且颇具说服力。
在国内，从1961年到1965年，邓小平在两项事务上特别活跃：拟定经济复苏计划；策划及组织一场运动，专门处理在“大跃进”之后普遍存在于党内的腐败、缺乏纪律和道德败坏现象。
负责经济复苏计划的主要有四个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逐步取消“大跃进”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创新措施，以年度计划取代五年计划，同时把投资重点从重工业转移到轻工业和农业（这是毛泽东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条重要建议）。
邓小平对这项计划的实质内容作出相当大的贡献，尤其是在农业和工业方面，他主要是配合其他人的工作。他制定的每一项有关经济和教育活动的文件，都是在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监督下进行起草的；他同时还负责协调三个为检查各项政策而成立的三委员会的工作。
到了1961年底，这几个人和这三个委员会已经制定出八个重要的政策文件以及几套规定草案。毛泽东召集了几次工作会，审议这些文件和规定。会上，这些文件和规定大体都获得通过。但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发生了冲突。关于冲突的原因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毛泽东批评了邓小平调查北京郊区几个人民公社后所作的报告。还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对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对这些会议的一些“安排”很不满意。第三种说法是，在毛泽东还未过目之前，邓小平就安排通过一项或多项文件。不管哪种说法是准确的，反正毛泽东都很生气。他质问说，是哪个“皇帝”敢于擅自作出这些安排？不过，邓小平并未因此而靠边站，或是被要求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一定是对他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领导几个特别委员会提出一套完整的长期计划，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这项计划几乎全面推翻了“大跃进”的所有政策。在农村，虽然人民公社作为一级单位仍然保留下来，但被剥夺了绝大部分的权力。地方上的主要经济单位是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大约有30个农村家庭组成（原来的人民公社平均有4千户农家）。土地所有权都归生产队。生产队负责管理队员的生产工作，并且给予队员们适当的报酬。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一律平等的制度已经取消，并且再度允许个人拥有一小块自留地。在一种已在全国部分地区普遍建立、以实现农业集体化为最终目标的政治体制下，生产大队有权和社员签订合约，允许他们从事非农业性的生产劳动。到1965年，全国的粮食产量达到1亿9千5百万吨，恢复到1957年（大跃进的前一年）的水平。
在工业方面，毛泽东在1960年提出的且一直实行的工业管理制度被取消。薄一波起草了一个包括六十条规定的管理规划，邓小平作了一些补充，把它变成了一个详细的法规，重新采用责任制和专业制度，重新确定了工资制度。工业的投资比例予以削减，很多亏损的工厂都被勒令关门。因此而被裁员的工人多达几百万人，他们全部被遣送回农村地区，这也有效减少了政府必须取得足够粮食供应城市居民的压力。工业比农业晚一些进入不景气，最不景气的一年是1961年。但恢复的速度却比农业要快得多。到1965年，大部分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是1957年产量的两倍多，新建了一批工业企业。在原油产量大增的前提下，这些新的工业企业迅速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大企业。
邓小平本人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在1958年到1962年之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59年10月，他还很热心地在文章中称赞群众运动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智慧和意见集中起来，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总认为，群众的觉悟不够，群众运动是靠不住的……认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众运动，但是在建设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
种看法……是错误的。
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
这种改变，导致他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隔阂。毛泽东一向认为，除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生产力”不会获得最好的发展；而且，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就主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应该从国家和集体所有制扩展到管理制度和分配。在管理制度上吸收工人与农民参与管理，在分配制度上实行非物质奖励和平均分配。对于这两点，邓小平都和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
邓小平在重振党的士气上，看法也跟毛泽东不同。他们唯一一致的看法是，一定要消除“大跃进”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但他们对于造成消极影响和后果的原因，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则又各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党员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太过薄弱；邓小平则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严重的政治与经济问题。毛泽东想通过让党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农民的批评，来教育他们。邓则认为，只有在地方干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的调查，而且确定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惩处之后，农民才能发挥这一作用。他还认为，乡以上的干部在成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农村展开了一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根据的是一份文件，后来这份体现毛泽东指示精神的文件被称为《前十条》。但很快就发现，地方的干部并不愿意组织农民组织来监督他们自己。因此9月间，书记处发布了第二项文件，也就是《后十条》，把教育的方式从自下改造转变成自上改造。毛泽东在当时并没有表示反对。但他继续把这场运动看作是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所必需的，并且盼望有一天，农民组织会能成为进行这场运动的主要机构。
在这时候，刘少奇也插了一手。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里住了5个月，刘少奇本人也在河南的一个公社待了两个星期。他们两人一致认为，大多数的地方官员都是贪污腐化的，而农民本身也好不到哪儿。所以，不能太倚赖农民们来纠正地方干部的行为。刘少奇因此草拟了第三份文件《后十条》修正案，并在1964年9月，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对于这场教育运动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份文件持很悲观的看法。所以，刘下令从各城市派出大批工作组，对地方干部的恶行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根据这项命令，对很多农村地区的人民公社的干部进行了彻底地调查，结果造成了对成千上万名官员干部进行整肃。
《后十点》修正案只实施了4个月。经过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毛坚决主张由另外一个文件即《二十三条》来取代它。这就基本上又回到了《前十条》，只是增加了几段措辞严厉的论述，即这场运动应当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的对象是“公社……甚至省级机关和中央部门中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从这些内容来看，毛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已经开始觉察出在他的同事当中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敌人。
(1)此处有误，大炼钢铁是为了追求钢铁产量。——译注
(2)中印边界冲突的实际情况是，1959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同年8月25日，印度武装部队向我边防军开火，挑起武装冲突，并不断升级。三年后，挑起全面冲突。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无理要求和军事侵犯，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1962年10月22日，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11月22日，主动停火、后撤。此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没有再发生冲突。——译注
(3)他和朝鲜的金日成是唯一一两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共产党领袖。——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