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1904～1920）
邓小平本名叫邓希贤，他年轻时从事革命活动后才改名为邓小平。他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中国西南最大的省—四川省的农村，农历是七月十二日。邓小平从小到青年时期一直使用农历的出生日期。他于20世纪20年代赴法勤工俭学时，所登记的出生日期就是七月十二日。
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个小地主。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的第二任妻子。邓家居住在距广安县城几里远的牌坊村。广安县位于四川省的东部，这里山川密布，景色秀丽。邓文明拥有大约10公顷田，好的年份，一年可以收获10吨谷物。广安县地域广大，有数千户居民，但它不是四川的繁华地区。四川的大动脉长江，从西南部流向东北部，贯穿全省，沿途有不少支流汇入。广安县城坐落在长江的支流嘉陵江边，但距长江河谷还有很长的距离。广安距省会成都有600多里，要绕过几座绵亘的山脉才能到达成都。重庆是距广安最近的大城市，但离广安也有300多里。
邓家的祖先是从华南移居四川的，时间至少是在邓小平出生的两百年以前。如果再往前追溯，邓家的祖先最早是从中原迁往华南的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原居住在中原，后来迁移到南方。但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情况并不为人们所知，颇具神秘色彩。客家人所讲的方言和沿袭下来的很多风俗习惯，与中国南方当地的其他汉族人或其他民族的人都不同。不过，邓家可能早在迁入四川前，就已经放弃了客家话和客家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到了18世纪初，就更可以肯定这一点，因为在那个时候，邓家出了一位名人，在朝廷做了大官。此人名叫邓时敏，在乾隆时期当过翰林、大理寺正卿。1774年，邓时敏告老还乡。在他去世后不久，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村口建起了一座牌坊，上面刻着皇帝御笔亲题的字，从此，这个村子就改叫牌坊村了。“**”期间，这成为当时失势的邓小平的一条罪状，牌坊村改名为反修生产队，牌坊也被捣毁。虽然后来村子又改回牌坊村的原名，但牌坊却一直没有重建。
邓文明精力充沛，开明乐观，热心地方公益。在邓小平离开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邓文明一度曾成为广安及周边地区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指挥过数百人的民军，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牌坊村一些还记得邓文明的老人曾对外国游客介绍说，邓文明平易近人，乐于同人交往，能够和各个阶层的人打成一片，在调解地方争端时能够秉公处理。在家里，他严厉而又温厚，对子女的要求极为严格，但当孩子们犯错误时，他也能倾听他们的辩解。他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但人们还记得，他在中年时就已经谢顶，蓄着胡子。邓小平倒一直没有谢顶，但他在性格和气质上则继承了父亲的大部分优点：自信、有抱负、处事果断。
邓小平的母亲淡氏却并不引人注目。邓文明在确定他的第一任妻子张氏无法生育后，才娶了淡氏。淡氏娘家的家境很好，她嫁到邓家时的嫁妆是一张雕刻精美的大红木床，这样的嫁妆，贫苦人家是负担不起的。邓小平就出生在这张**。20世纪80年代，在邓文明的旧居里还能看到这张床。淡氏为邓文明生了四个子女(1)：一女三男，邓小平排行老二，却是三个男孩中最大的，是家里的长子。后来，或许是在邓小平1920年出国之前，淡氏变得体弱多病，并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死于肺结核。没有人写过或讲到过她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因此很难推断她对子女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也无从判断她和子女们关系的亲密程度和子女们对她有多大的依恋。
邓文明后来又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三个妻子姓萧，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四子）。第四个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的女儿。夏氏只比邓小平大一岁(2)，她为邓文明生了一个女儿。夏氏先前嫁过人，改嫁邓文明时，带了一个女儿过门。因此，邓小平共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及一个异父异母的妹妹。由于他16岁时就离开家乡，而且后来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他直到40多岁，才见到这几个同父异母或异父异母的弟妹。至于最小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更是从来没有见过面，因为在1949年邓小平作为共产党部队的政委返回四川前夕，她就去世了。
在中国，父母在给孩子取名字时，都会从大量的字、词中选择一两个字，以表达他们对孩子的愿望或期望（在邓小平出生的那个时候，往往表达的只是父亲的愿望或期望），或者是为孩子的出生讨个吉利。邓文明为他的长子取名为希贤，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渴望”和“善良”，寓示有才智。邓文明还给他取了一个表示他在家族中的辈分的名字，即先圣。他的姐姐已取名先烈，邓文明随后为接下来出生的子女们都取了以“先”字开头的名字。邓文明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们也都终生使用这样按辈分指定的名字。所不同的是，邓小平和他的两个同父母的弟弟并没有坚持用父亲给他们取好的名字，他们后来都改了名。
邓小平出生和长大的那座房子20世纪80年代时还在，不过已经被当地干部进行过较大的修缮，他们想把它改为博物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座看起来极其普通的房子都算得上宽敞，整座房子共有22个房间，房间与房间之间用高高的木梁作为横楣隔开。后来拆掉了一左一右两个厢房中的右厢房，房间就没有先前那么多了。院子里铺着石块，但房顶在邓小平童年时代却是铺的茅草，窗户也是纸糊的长条格子窗。有些房间的地面是硬泥地。当时没有自来水，可以确定，邓小平吃得不错，冬天能睡在温暖的被窝里。但邓小平
的房间里并没有挂什么字画，也没摆设贵重的家具。
邓文明属于中国传统的统治阶层—读书人中的最底层。他的地位不是继承来的，也不是靠财富获得的，而是靠他所受的教育得来的。跟他的祖先邓时敏一样，邓文明读过几年私塾，学过文言文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但与他的先辈不同的是，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邓文明可能在重庆的一所现代法政学校学习过一两年。邓文明所交往的都是些地方官员和当地有地位的头面人物。所以，他享有一些特权，诸如可以免除一些义务和劳务，一旦犯法，也不必受肉体上的刑罚等。
邓文明算得上当地的知名人物，他也是个很传统的人。哥老会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帮会组织之一，它的势力在四川最强盛。邓文明就参加了哥老会的协兴乡分会，后来还当上了它的首领。他笃信佛教，经常去庙里拜佛。1938年(3)的一天，他在拜佛后回家的路上，被土匪或仇敌暗杀。他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还活着(4)，而且仍然生活在他的家里，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很传统的做法。
但在教育上，邓文明却很开明，能跟得上时代的进步。虽然邓小平的启蒙教育是在旧式的私塾完成的，但在念了两年私塾后，邓小平六岁时就进入协兴乡的初级小学堂读书。在读了五年小学后，他考入广安县的中学，成为寄宿生，每周回家一次。因此，邓小平从早年就开始学习一些现代学科，如算术、自然科学和地理，而且他所学的国文是白话文，而不是古时学者所使用的文言文。
邓小平早年的求学经历并没有文字记载。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从未向外国人谈起过他求学的情形。不过，关于他早年的学习情况，还是有一些趣闻轶事流传下来。20世纪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们，包括邓小平的舅父淡以兴，曾对外国来访者说过，邓小平儿时活泼、聪明，喜欢和同学们玩耍，不管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有位老人说，他读书只要读三遍就能记住并背诵出来。晚年，邓小平的桥牌搭档和亲密的政治伙伴万里曾向一位外国人透露，邓小平对牌的记忆力惊人的好，这就使他比技术水平相当的选手略胜一筹。牌坊村的老人们还回忆说，邓小平小时候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按照当时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岁之前邓小平应该一直在中学学习，然后，如果他学得好，而且他本人和他父亲都愿意，他就可以到一所设在成都或重庆的高等学校继续学习。但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或1919年初，邓小平才只有14岁时，邓文明从重庆给儿子写信说，他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内容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训年轻男子（或许也有年轻女子）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问邓小平是否想到这所学校学习。邓文明还给他的远房表弟邓绍圣写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邓绍圣只比邓小平年长三岁。他们两人收到信后都没有马上答复，但也没有拖延太长时间。1919年夏末或初秋，他们离开牌坊村，进了重庆的这所留法预备学校。
从表面上看，邓文明当时的举动令人难以理解。邓小平还是个孩子，他还从未离开过广安，对广安这个小天地之外的世界没有任何生活经验，他的这位远房叔叔邓绍圣的情况比他强不了多少。他们的教养和所受的教育都不足以使他们能够应付遥远的外国的不稳定的生活。此外，邓文明一定已经意识到，送他的长子到法国去读书，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如果邓小平怀揣着工科毕业证书回国，他一定不会想当农民，而且他也不可能在并没有什么工业的四川工作。
由此可以推测，邓文明很可能是受了某个热衷于推动留学运动的人，甚至可能是某个外国人的影响。或者是他和儿子关系不好，认为儿子很任性，才想要把他送出国去。然而几种可能性都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与这几种推测不符。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原是成都的一名教师。邓文明应该没有见过他。20世纪20年代以热心支持四川学子出国留学闻名的杨森，虽然是广安人，并且跟邓文明是同时代的人，但在邓小平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在广安。当时，广安有一个法国传教士，但邓文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国传教士有什么来往。至于邓家父子之间的关系，据牌坊村的老人们讲，两人犹如同辈朋友般亲近。因此，对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做父亲的政治野心、爱国心以及他对整个世界形势的判断和了解。
毫无疑问，邓文明对国家政治很关注，也很感兴趣，他所参加的哥老会当时正参与四川的保路运动。他让他的儿子和远房弟弟到法国去的行为就是关心政治的体现。对他来说，要了解四川和整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难。20世纪初，中国的大多数城镇都有了电报局，当时还有很多种地方报纸和杂志普遍发行。据村中的父老相传，邓小平经常到茶馆喝茶，有时还会在茶馆里待一整天，而茶馆正是交流地方和国家各种消息、新闻的中心。
即使邓文明在家里很少谈论政治，邓小平在1918年进入广安中学的时候，自己一定也能了解到一些政治情势。当时，中学都普遍订阅报纸，一些中学生还把领导和组织激进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当作时尚。根据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记载，1919年，邓小平参加了学生抵制日货活动。因为不久前在凡尔赛会议上，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这一事实，将德国在山东享受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从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在邓小平的童年时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陈旧的帝制和自1644年以来一直占据皇位的清王朝。清王朝最初严禁外国军事、贸易和文化侵入中国，这是导致这一传统帝国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清王朝在几代皇帝的统治下，曾相继尝试过三种政策：闭关自守；“自强”，即吸取外国的技术、军事和工业，但不接受外国思想；对趋于衰落的君主制度进行改良。但这些政策都失败了，最终导致了一场革命运动的到来。
这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叫孙逸仙，他1865年出生于广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在夏威夷接受教育，后到香港学医。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致力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彻底改革。从1905年开始，他成为所有立宪共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一小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有同孙逸仙一样的目的，并准备通过武力去实现它。他们一起工作，但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融洽。同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主要基地在日本，其国外成员多于国内成员。
从1905年到1911年，同盟会试图在中国内地建立自己的基地，它有时在港口城市活动，有时又在开放的农村开展活动，但都没能成功。这个组织的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来源都很匮乏。其计划一般说来也比较粗劣，它总是寄希望于同盟者的合作，如秘密会社的支持，而这些会社更注重自我保护，不会大胆地采取行动。但是，同盟会从未放弃过它的理想。1911年秋，同盟会制定了计划，策动长江中游武昌的驻军起来暴动。
如果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革命了。在计划实施时，突然发生的偶然事件，使它的行动受到干扰。一群革命党人令人意外地在位于长江北岸汉口的俄租界内引爆了一颗巨大的自制炸弹。这次爆炸使得中国的城市警察迅速进入这个爆炸区，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能进入租界的。在那里，警察逮捕并处决了三个革命党人，还发现了混在当地军队中的同盟会成员的名单。在这危急关头，一群革命党军官加紧鼓动武昌驻军暴动，让他们同保皇党军队进行战斗。结果保皇党军队失败，被迫撤回。当政府还在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时，中国其他几个地区的驻军又突然爆发了暴动。
第一次暴动发生时，正在美国的孙逸仙返回了祖国。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被来自16个省的议会代表推选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当年仅六岁的皇帝的母亲宣布她的儿子将在五个星期之后退位的时候，本应由孙逸仙任总统，然而他缺乏军队的支持。皇后在最后的诏书中邀请袁世凯，一个为王朝训练现代化军队并因此联络了大多数省份的指挥官的职业军人，组建了共和政府，于是僵局出现了。孙性格软弱，很容易妥协。或许他真的对袁充满希望，以为袁会接受民主共和的方式，因此他决定支持袁并催促国务院选举袁当总统。孙没有在袁随后组建的政府中任职，只是被保留了党的领导人职务。1912年8月，同盟会与四个较小的组织共同组建了国民党，孙当选为主要领导人。
在此后的八年里，全国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各省军阀割据、中央政府软弱无力，政治和社会管理混乱不堪。人们很快便认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他不是民主主义者。当国民党在新的国民议会两院选举中取得胜利时，袁拒绝对政府进行改组，并谋杀了当时国民党内最有名望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他继续破坏共和制，煽动复辟帝制，要人们拥立他当皇帝，但最终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多数残存的君主主义者把他看作非皇帝的嫡系，而是因为复辟的行为引起了许多省的战乱，由此导致了中国20世纪最为有害的格局出现：地方势力或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崩溃。
邓小平进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所参加的运动名称叫“勤工俭学”运动，这一运动的发起人是李石曾。李是中国知名的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他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法两国之间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并设法使中国工人与学生都能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家境富裕，早年曾在法国的中学学习，后来又在巴黎的巴斯德学院深造。
李石曾从1908年起就开始筹划“勤工俭学”的实验。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在工厂向来自他家乡的工人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则，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并制定了最严格的道德规范。他禁止学生喝酒、吸烟和赌博，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的这个尝试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倒闭，他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国。
但李石曾并没有灰心，紧接着他又策划了一项更新、更大胆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他共安排了130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的目的是向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提供基础教育，同时向他们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学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一些中国工人在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这个学校学习。
1916年，当时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不正确的思想，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3万名中国工人。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很糟，同时也由于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的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将近1600名学生，其中约30名是女生，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样还不到20岁的学生不多，30多岁甚至40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20岁出头的年轻学生。他们大部分来自四川省和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连中学都没有毕业。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大多是小地主、小商人或知识分子的子女。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负担不起从中国到法国的船票。有时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还能延长贷款的期限。
从一些回忆录和相关的记载来看，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他们确信虽然到法国后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1920年6月，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在赴法前的五个月，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开自由旗”。在法国方面，同样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担心英美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太大、太过迅速，尤其是通过基督教教会所创办的中学和大学，对中国的影响力更是惊人。所以他们非常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和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
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术。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在60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邓小平曾经表示，他到法国后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得到了法国学校的入学许可，并且通过了成都法国领事馆所举行的法文考试。
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后，邓小平回广安住了一段时间，一方面为旅法准备行装，一方面向家人道别。离别是痛苦的。但如果他和他的父母当时就知道，此次一别，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邓绍圣以及其他近100名同学，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1)据《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第一页记载：邓绍昌（邓文明）和淡氏生育五个子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邓小平），次子邓先修（邓垦），三子邓先治（邓蜀平），次女邓先珍（十岁时夭折）。——译注
(2)夏伯根比邓小平大五岁。——译注
(3)应为1936年。——译注
(4)邓文明同邓小平的母亲淡氏结婚时，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