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孤军奋战(1964~1965)

70岁的毛泽东依然**满怀,宣称他想率领一组专家徒步或骑马考察黄河,从入海口起一直到源头为止。他还指示助手们练习骑兵并翻阅有关背景资料作准备。黄河使毛着迷,毛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并发出许多治理它的指示。但是,考察的特别计划并未付诸实践,而其他计划—这些计划实施的结果更富戏剧性且影响也更广泛—却改变着世界。在1964年和1965年这两年间,毛放手让刘少奇先按照他的保守路线治理中国。同时毛在加紧准备,想杀一个惊人的回马枪。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尚好,70岁生日刚过,他便宣称:

“我同我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我说一年不找他,算他功劳大。如果每个月都找他,这就证明他的工作没有做好。

“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的。完全听他的(医生的)话,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没有听说过那么多高血压、肝炎,现在很多,可能是医生给找出来的。

“一个人如果不劳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

在指责其同僚的腐化生活的同时,毛还警告他们丝毫不能放松对苏联的警惕性。几个星期后的一次会议上,他以同样的思想进行说教。他问:“说到底,某些人病了还是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一个星期跳6次舞?还是喜欢漂亮不喜欢国家了?有些人说他们太虚弱,不能做工作。能病那么厉害吗?”

这个时期,毛遇到了一个料想不到的情况,正在中国访问的亚洲共产党领导人力图调解他与苏联人的争执。越南的拉丹和一个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1964年初率先作出了努力。但他们受到冷遇。

毛如此固执的主要原因直到7月份会见一个日本社会主义代表团时方公开表露出来。他谈到了被苏联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的问题,并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1954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2000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2亿……100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威,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账。

毛开始构思存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立)之间的中间国家的概念。他告诉一个法国访问团: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如果它不再作美国的代理人的话)、日本和我们—是第三种势力。这对于一个共产党领袖来说是相当离经叛道的论点,这个论点在其他国家的首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在经历了与苏联的风暴之后,毛明显地愿意和西方资产阶级往来。1964年,在评论赫鲁晓夫提出的改善关系的建议时,毛同意可以讨论边境问题,“生意可以做一点,不能太多,苏联的物品重、笨、价贵,还要留一手。”“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一点商业道德。

毛通过关心前幼帝宣统,即人们较为熟知的爱新觉罗·溥仪,树立了他的“宽容”形象。在纪念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的时候,毛发出了对某些政治犯,包括溥仪在内的特赦令。于是溥仪走出监狱,并开始了在他以前的宫殿里做一名园艺工人的新生活。1964年2月,毛在一次会议上说“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他“是我顶头上司。宣统薪水100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当下属们正在治理国家之际,不惯安逸的毛选择了他所喜欢的教育问题大发议论:

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袭击,考偏题,考古怪题……我不赞成……我看先出些题公开出来,让同学研究,看书再作……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他公开。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可以试点……

毛也有更多的时间顾及家庭了。他的侄女和侄子这时正在学习专业知识。1964年夏天,毛和他们作了长长的默示性的交谈。这些谈话的手抄本后来在“**”中作为红卫兵的“课本”广为流传。

6月24日,毛和侄女王海蓉进行了交谈。王实际上是他母亲方面的一个亲戚。那时她正在外国语学院学英语,后来她成了外交部副部长。

王首先说:“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的用英语写。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毛问。

姑娘答道:“我就知道一条,‘蒋万岁’。”

……

“还写了什么?”毛坚持问。

“别的我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

毛答道:“好嘛!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不杀人?”

“不知道他杀不杀人,”姑娘说,“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评论道:“啊,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又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多少人?”

“大概3000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工。”姑娘回答。

“你们3000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出了一个就不得了,还要七八个,那还了得!”姑娘抗辩道。

毛说:“我看你这个人啊!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为什么要七八个人!”

毛解释说:“多几个就可以树对立面,可以做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王继续说:“我们学校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70%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他都是干部子弟和烈属子弟。”

“你们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毛问。

“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很好,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们和你关系好不好?”毛问,“他们喜不喜欢和你接近?”

姑娘小心谨慎地答道:“我认为,我们关系还不错,我跟他们合得来,他们也跟我合得来。”

“这样就好。”

“我们班有个革干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里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或有团员开会,他不到,大家都有意见。”

“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毛问。

“不允许。”

毛声称:“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呢。”

姑娘解释:“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己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这个政治辅导员做的对。”毛说。

“我们这里尽是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小组学习。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只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不会开会的。”

“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毛告诉她。

王惊叫道:“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毛说。

姑娘表示反对:“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毛警告她:“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姑娘道:“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你这个人啊!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正因为我是主席的亲戚,我才听他的话,正因为我听了他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形而上学。”

后来,话题转到了杜甫的长诗《北征》上。

姑娘问:“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到影响。”

“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要打什么预防针啰!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或佛经?”

“不读。”姑娘答道,“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要做翻译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

毛又问:“‘知识分子’英文怎么讲?”

“不知道。”姑娘坦白。

“我看你这个人,学习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识分子,不会讲‘知识分子’这个词。”

“让我翻一下《汉英词典》。”

“你翻翻看,有没有这个词。”毛说。

过了一会儿,姑娘答道:“糟糕,你这本《汉英字典》上没这个字……”

“等我看一看。”毛说,“……这本《汉英字典》没有用,很多字都没有。回去后要你们学校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把新的政治词汇都编进去,最好举例说明每个字的用法。”

“我们学校怎么能编字典呢?又没时间又没人,怎么编呢?”

“你们学校这么多教员和学生,还怕编不出一本字典来?……”毛坚持道。

姑娘说:“好,回去后我把这个意见向学校领导反映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毛在提出一些建议和一个警告后,结束了这次谈话。

他告诉王:“你回去读一二十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点唯物主义的东西。看来你这个人,理论水平不高,在学习上不要搞什么‘5分’,也不要搞什么‘2分’,搞个什么‘3分’、‘4分’就行了。”

“为什么不搞‘5分’呢?”姑娘问。

“搞‘5分’累死人了!不要那么多东西,学多了害死人……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

两个星期后,7月5日,毛和侄子远新作了第一次长谈。这样的长谈共有3次。此时这位年轻人尚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位颇具天赋的学生。自40年代初,其父被处死后,他便进入毛的家庭。毛以一种父爱般可爱的语调开始了这次谈话。

“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毛问。

侄子支吾道:“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的。”

毛似乎从中得到了某些慰藉。

“我看还是有进步的。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么简单了……”

……

“你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毛挑衅性地问。

远新答道:“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那不一定,谁知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